将原生态乡土歌舞的精髓全新整合重构的大型歌舞集《云南映象》今年五一期间再次进京，凭其囊括天地自然、包容人文关怀的特征，谱写了五天内九场演出，场场爆满的神话。这些对于它的创造者之一杨丽萍来说，也许都是可以淡然处之的。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也许只有她对于舞蹈所表现出的痴迷。

　　《云南映象》会到国外巡演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这次到北京演出之前《云南映象》一直都在演出吗？

　　杨丽萍（以下简称杨）：是的，我们之前在昆明每天晚上都演出，只有星期天休息。

　　记：再次到北京演出，之前有没有想到过反响依然会这么热烈？

　　杨：没有想过。因为是受到北京的邀请，所以我们就过来演出了。

　　记：听说接下来《云南映象》还会到国外进行巡演？

　　杨：对。现在有这个设想，像美国、欧洲可能都要去。

　　记：演出的名字会用什么？

　　杨：还是《云南映象》。然后会在后面加上一个副标题——寻找香格里拉。

　　记：《云南映象》目前好像已经被分成了Ａ、Ｂ组？

　　杨：对，不可能只有一个组。因为演员也会有生病等等的问题。

　　记：《云南映象》在云南当地演出得到的回应与其他城市相比有很大不同吧？

　　杨：其实当地去看演出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因为昆明是旅游城市。

　　记：演出中的道具都是从民间收集来的真实道具？

　　杨：对，比如说那段苗族歌舞，我们找来各种类型的芦笙，有五六十支，都有屋子那么高，上下台难度很大；还有苗族的服装和银饰，也有六十多套，另外唱海菜腔那些花腰彝的小姑娘，她们身上的服装都是自己缝制的；另外你看的牛角也是真的，都有一两米高。

　　记：在收集过程中当地人民给予了很大支持？

　　杨：对，比如说这几场加入的苗族舞蹈，当地的苗族协会就向我们推荐了一些民间的歌舞艺人。后来，一位村长还拉来两吨玉米送给我们使用，最后都撒在乐池里。这些让我们很感动，也感到有很大压力。

　　我们的演出随时都有改动

　　记：《云南映象》其实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性，它想表达的是什么？

　　杨：是一个集景，所以我们叫歌舞集。

　　记：在《求雨》那部分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很小的演员，最后谢幕时观众给了他很多掌声，怎么想到用他？

　　杨：在当地，像他这么小的小孩子其实都是会跳舞的。我们的考虑是一台歌舞里面有这么一点的话，就会变成很好玩儿的东西。

　　记：这次为什么会新加入一段表现欢庆丰收的苗族舞蹈？

　　杨：加入苗族舞蹈的想法已经很久了，民以食为天嘛，每年在丰收的时候大家感谢上天是最欢乐的时候，也是唱歌跳舞最热烈的时候。这次来北京之前我们专门做出来了，希望它是全新的，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太美了。这段舞蹈里有几十支很高的芦笙，上下台操作很困难，这次也是因为保利的条件很好，所以可以实现。

　　记：在不断的演出中总是会有改动？

　　杨：其实我们的演出没有太多的计划，每天都在作调整。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有所变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作品，要不停地轮换上。原来因为时间有限，一个晚上只有两个多钟头。三宝那首《家园》做得非常有力量，我们都很喜欢，但也是因为时间关系给取消了。

　　记：在演出中我们注意到有“花腰彝”、“花腰傣”，“花腰”指的是什么？

　　杨：“花腰彝”就是彝族的一个支系，在云南彝族有一百多个支系。花腰就是指她们服装腰上的那个绣花。

　　记：我们听到的是最原始的面貌还是经过三宝老师改编的？

　　杨：一点都没有改动。只是加入了一些节奏，就是她在前面唱歌，后面会有人有节奏地给她伴奏。其他没有任何改动。

　　跳舞是一种生命的需要

　　记：当初您在筹备《云南映象》时，曾经在云南进行了一年多的采风，这么多民族的歌舞您怎么进行取舍？

　　杨：主要就是选择其中最经典、最有价值的部分。最适合在舞台上表现的。

　　记：舞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艺术形式，对于您和您的民族来说，舞蹈意味着什么？

　　杨：是一种表达的需要，一种生命的需要。舞蹈不是竞技，舞蹈是感情需要，是因为高兴才跳舞的，或者是要向对方示爱，引起对方的注意，显示自己的美。舞蹈最早的功能不是为了表演，是人民的需要，比如表达丰收、爱情、婚丧嫁娶和崇尚自然等。我们跳舞是为了这个，而不是职业需要。

　　记：很多观众觉得最吸引他们的还是“原生态”这三个字，您自己怎么诠释原生态舞蹈？

　　杨：原生态的舞蹈就是带有民族个性、民族风格的独特的民族舞蹈。这不是在学校学来的，也许是跟一只小蚂蚁学习来的。不是说学校学的不好，而是舞蹈本身应该是生命需要。原生态是自己本身散发出来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的。

　　记：这样的表演是和所谓的学院派截然不同的？

　　杨：他们在学校学习舞蹈，我们向产生舞蹈的地方——生活学习。老艺人可以跟一只小蚂蚁学习舞蹈，像这段苗族丰收舞中，就有蚂蚁舞、蜻蜓点水舞、鸽子舞、癞蛤蟆扭腰舞等，其实他们创造的这种舞蹈技巧语言都是谈情说爱的方式，很浪漫，搬到舞台上就更精彩了。

　　记：在这其中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杨：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从泥土中寻找出来，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免酸、去甜、除杂。这需要有品位，有眼光。有人搬石头可能很做作，要表现英雄气势，我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而如果他的舞蹈能感动我，我就会帮他发挥他最美的一面。

　　记：《云南映象》中有70％的非职业演员，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些非职业演员一直这样演下去，不再回家种地，是不是也就慢慢演化成职业演员了？

　　杨：你看我像（职业演员）吗？我也已经演了30多年了。（笑）

　　记者手记：

　　从5月3日到7日短短五天，《云南映象》在北京进行了九场演出。记者也经过了长达五天的穷追猛打，才最终完成了上述的采访，手机打过去总在关机的状态。可能是杨丽萍太累了，她2日才飞到北京，而9日——在结束北京演出仅隔一天后，又要重新开始在昆明日复一日地演出。

　　面对“累”的疑问，杨丽萍说，跳舞的人是最有福气的。通过跳舞，她可以得到全身心的抒发。“我这一拨的演员和下一拨、再下一拨演员基本都退休了，因为舞蹈演员跳够25年就可以退了，我都跳30多年了，我跳舞一点也不觉得累。”

　　她可能是一个民间舞者——“舞蹈最早的功能不是为了表演，是人民的需要，比如表达丰收、爱情、婚丧嫁娶和崇尚自然等。我们跳舞是为了这个，而不是职业需要。一只蚂蚁也可能成为我的老师。”

　　但幸运的是，她或许有着一个艺术家应具备的市场意识——“我把它们从泥土中寻找出来，整合在一起，免酸、去甜、除杂。这需要有品位，有眼光。有人搬石头可能很做作，要表现英雄气势，我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而如果他的舞蹈能感动我，我就会帮他发挥他最美的一面。”

　　当她的名字已经不知不觉中和《云南映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她的身影在这一切中越发的神秘。

　　实习记者杨博怡／文

　　信报记者李方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