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西方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动，其中本世纪的最后30年尤为引人注目。以法国1968年“造反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诸如信息革命、新保守主义执政、全球生态危机、爱滋病与吸毒、后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崛起、冷战结束、苏东阵营解体、全球化浪潮……等等一系列新景观。所谓“后30年现象”，就是指本世纪末后30年西方发达社会出现的这一系列新现象，说明当代西方的社会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的转折。这些新现象所标志的新转折，被西方学术界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五月风暴”狂飚落地的历史背景

　　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人称“花都”，它以鲜花、霓裳和艺术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中。1968年，当中国那场浩劫式的“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际，巴黎的大街上却出现了身穿中国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法国报刊当时疾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这些罢课、造反的法国大学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反叛的行为、形式和规模都创造了战后西方社会冲突的新篇章，留下了很多对历史发展意味深长的东西。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这场由青年在校大学生发动的“造反”运动最初发生在校园，后来漫延至整个社会，妇女、工人和其它社会阶层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对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月风暴”的最初导火线，是法国巴黎大学南特莱学院的学生发动的一次抗议集会。

　　1968年3月22日，南特莱学院的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当局逮捕因反对越南战争向巴黎的美国企业扔炸弹的学生。这一行动得到了巴黎大学左翼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支持。此后一个月，高校风潮不断。3月29日，南特莱学院的学生罢考；索邦学院的学生未经批准即在黎塞留剧场举行集会；4月5日，杜鲁斯大学的左翼和右翼两派学生发生冲突，造成警察进入校园进行干预；等等。　5月2日，南特莱学院校长不定期地关闭了南特莱学院，并说：“在教职工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非常近乎战争的精神变态。”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马歇则谴责学生，他说：“南特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徒劳的假革命者，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当局感到形势不妙，即命令500名防暴警察包围了该学院。5月3日，由于巴黎大学校方召见南特莱学院带头闹事的学生领袖邦迪等人，引起学生在校园集会声援。校方无法平息事态，召唤警察进校逮捕学生，发生了警方与学生的武力冲突。结果，数千名学生卷入搏斗，几百名学生受伤，六百个学生被抓。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号召举行抗议罢工。当时报刊称“几分钟内造成了一个群众运动”。 随后，学生走上街头，整个巴黎变成了战场。巴黎警察用警棍、高压水龙、催泪瓦斯镇压学生，学生焚烧汽车、投掷石头回击警察。5月6日，巴黎6万学生和教师走上大街，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防暴警察冲散了游行队伍，700多示威者受伤被送进医院。学生竖起了路障，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高校。外省大学生纷纷起来声援他们的巴黎同学。当时，造反的学生向校方和政府当局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警察撤出学生区；第二，释放被捕学生；第三，大学复课。双方没有在有关的条件上达成协议，矛盾进一步激化。5月8日，马赛的学生示威有许多工人参加。第二天，迪戎的共产党工会违抗上级的指示，支持了学生的示威。　法国作家、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娃等人发表宣言，号召工人支持学生；5月10日，学生占领了巴黎的拉丁区并筑起60处路障。防暴警察发动了进攻。巴黎30个高等院校中有20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350所高校被学生占领。工会联盟号如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萨特、列斐弗尔、高兹等著名左派又发表宣言，指出学生运动要求的不仅是改革大学制度，而且是避免社会的“异化制度”。5月11日，当时法国总理蓬皮杜匆匆结束对国外的访问返回巴黎，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全面同意了学生的条件。但是，他的答复已为时过晚，学生进一步提出要求内务部长和警察局长下台。5月13日以后，巴黎的工人介入了这场斗争，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民化的新阶段。首先是巴黎8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学生运动；几天之内，罢工烈火燃遍全国。这是巴黎战后以来最大的示威。罢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防暴警察从索邦大学撤离后，学生立刻占领了大楼，张挂出许多红旗，并在一个屏障上写着“欢迎劳动者和工人来和大学生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5月14日，南特市萨特飞机工厂的工人把厂长锁在办公室里并占领了工厂。广播工人投票决定罢工以抗议关于事件的不实新闻报道。是夜，所有的医院和大学罢了课或被占领。5月15日，所有的雷诺工厂都已被占领。学生们的口号是：“我们越来越狂热了。”5月17日，全部空中交通停止了，邮局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学生们开始了从索邦学院到雷诺工厂的穿越巴黎的“长征”。5月18日，铁路交通瘫痪，巴黎公共汽车站、地铁线和邮局全部被占领。法国制片工人团结一致搅散了戛纳电影节。非共产党的工会组织号召工业的民主化。5月19日，社会党领袖要求政府辞职。戴高乐宣称：“改革者，行！社会渣滓，不行！”学生们的回答的口号是：“这种人，就是他！”5月20日，全部矿场和港口关闭。5月22日，参加罢工的工人已上千万，几乎是全法国劳动力的总数。从汽车厂到飞机厂、从商店到码头、从电影院到殡仪馆，……所有的工人都投入了罢工罢市。工厂停止生产，商店停止营业，银行中止业务，海陆空交通全部中断，整个法国日常生活的全部秩序都陷入空前的混乱。而且，工人们不顾法国总工会阻挠，突破了以往工会运动的传统模式，占领工厂，扣留经理，要求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在这场冲突中，政府调集数万宪兵警察、坦克部队和伞兵部队镇压工人和学生。工人和学生修筑街垒，与军警展开巷战，并突袭法国股票交易所和参议院回击政府的弹压。5月2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从出访的国外赶回巴黎，在电视上呼吁恢复秩序，许诺给人民“分享参与”的改革。然而，他也无力回天。抗议和骚乱仍旧在发展。5月25日，工会代表工人和政府、资方三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协议决定给工人提高工资，政府颁布《大学和教育改革法案》。但是，当法国总工会领导人到雷诺汽车厂宣布该协议，却遭到了工人的断然拒绝。5月底，形势激化，内战已一触即发。5月28日，法国社会党人、左翼联盟领袖密特朗建议组织由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法朗士为首的临时政府。戴高乐此时运用政治策略，释放被监禁的法国右翼领袖。5月30日，右翼发动了“为总统进军”的百万人反共大示威，右翼集团向左翼示威者开了火。戴高乐在电视上发表激烈的反共演讲并答应新选举，解散国民议会，从而使局势得到了控制。此后，工厂开始谈判，防暴警察占领了雷诺工厂，许多外国学生和工人被驱逐出境，工会领导人被开除，左翼组织被查禁，防暴警察占领索邦学院，等等。法国回到了常态。

　　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到此基本结束了。 “五月风暴”没有取得共产党人当时希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但是，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闹。它给法国社会带来的震动是剧烈的，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严重的警示。作为这场风暴的直接后果，它导致了1969年3月法国九百万工人的总罢工，并引起全法又一次工人学生示威浪潮。1969年4月，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败北下台。此后，“五月风暴”余波不止。1969年意大利产业工人发动罢工运动，英国的矿工大罢工在1974年推翻了保守党政府，几个月后发生了葡萄牙起义。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动乱不止，很不安宁。

　　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是，“五月风暴”为什么会发生？生活在战后长期繁荣时期的发达国家的学生和工人到底为什么要造反？在造反运动发生的当时，各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众说纷纭：法国社会评论家雷蒙.阿隆认为，这是一出无政府主义的心理戏剧，是法西斯学生领导的一个“没有爱国心”的事件，对法国的来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费加罗报》发言人担心，一种过于脆弱的文明会崩溃为一种非自由主义的野蛮主义；塞尔旺.施雷伯听到了运动中发出的健康的改革之声，但认为这些改革没有显示出一种性质上新的可能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五月风暴”后青年抛弃了结构主义的客观性，转向了萨特的主观性；萨特认为，五月事件是一场没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必然失败，然而它第一次以其对发达社会的否定去表达发达社会：反对异化和争取自治的斗争，使发达社会面对它的限度和矛盾。他指出，现在，可以认为革命在发达社会内是可能的了；马克思主义教授列斐弗尔认为，五月事件代表了只有同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的新型抗议。新对抗的方法是马尔库塞的总体的“大拒绝”；西德的费切尔认为，“五月风暴”是在从未梦想到的物质丰裕中，知识分子广大群众和学生站起来争取社会主义，这说明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道义上、文化上的理由要比单纯的经济理由强烈得多；美国的博斯特认为，“五月风暴”对发达技术社会的未来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在那时还没有根据的梦想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五月事件把潜在的冲突公开了，这些冲突以前在政治上并不明显。

　　引起这场风暴的原因是非经济的因素。68年运动学生领袖和他们的支持者基本上是出身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家庭，属于在战后长期繁荣和富裕中长大的一代（即“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比如，挑头闹学潮的南特莱学院，是法国大学中最“贵族”的学院，学生家庭背景富裕，社会地位高，不必以上大学作为取得社会地位的跳板，出身已保证了他们毕业后的出路和前途；又如，左翼学生领袖邦迪，出生于法国的德裔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学生领袖克里万，则出生于一个法国的俄裔犹太人，父亲是富裕的牙科医生。即使是卷入这场运动的工人，也不是为了实现传统工会斗争中向资方争取物质利益的具体目标，而是具有与学生相同的感觉：学生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学校失去了批判性的、创造性的功能，已经异化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劳动力的物化的、非人的机器；工人们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压抑工人的创造性，把人变成了异化制度的牺牲品。因而，他们支持学生运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为了争取工人管理企业的权力。“五月风暴”代表了一代人的文化意识的觉醒，是一代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抗议。68年运动的非经济、非物质的倾向，集中地表现在学生和工人当时涂写在学院和大街墙上的标语口号中。

　　对1968年的法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还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投身“五月风暴”的人中，有不少自称信奉“毛主义”的“毛派”青年。他们模仿中国“红卫兵”，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绿军装，戴军帽，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提出的反苏联官僚主义、主张自发的群众运动、提倡打碎旧制度的首创精神、要求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反对旧教育制度、要求以巴黎公社会的精神实行群众的直接管理等目标，深深地感染和吸引了西方的青年。从今天的眼光看，这当然是对那场破坏性极强、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可笑的、严重的误读。西方的青年误把中国封建主义的余晖错当共产主义的灿烂朝霞来崇拜。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法国“五月风暴”是性质完全不同、取向根本相反、背景全然相悖的两种“造反”运动，尽管在形式上有种种相似之处。而当时的法国青年，正是从表面的相似性中找到了某种“造反”的力量和形式。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对法国青年的思想影响。首先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五月风暴”最直接的思想线索之一。“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代表人物都是一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新左派”自居，不直接介入无产阶级革命。“法兰克福学派”倡导的是与苏联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线索。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包括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异化制度、异化人性、异化文明、异化的日常生活结构，等等。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限于学术领域，对直接的政治探讨和政治活动保持一种冷淡和疏远的态度。由于这一点，“法兰克福学派”自诞生以来在社会上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但是，在大学和研究所中，它的影响可以说哺育出了一个数量巨大、越来越富于战斗精神的学生阶层，在一代青年中风靡一时。在1968年运动中，巴黎的青年学生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奉为精神领袖，马尔库塞本人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积极地支持了西方学生的激进造反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方1968年激进的学生运动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左派”理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引起了70年代以后人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热潮，从而提高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价值。但是，除了身体力行的马尔库塞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显然言行不一。阿多尔诺在理论上表达“新左派”的愿望，为造反学生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在行动上却站在西德激进学生的对立面，不支持学生运动。他甚至和激进学生展开了争论，发展到他的学生和研究生起来造老师的反，而他却在西德的法庭上作证反对他的研究生、即造反运动的领导人。不久后，被学生指责为“不革命”的阿多尔诺便抑郁而死。而“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霍克海默晚年已倾向保守，完全站在造反学生的对立面。尽管如此，西方学生在1968年的造反行动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为数众多的西方青年知识分子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们在1968年的理论选择之一。

　　其次，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代法国青年。 在1968年运动之前，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影响广泛，在法国左派中享有极高的声誉。特别是阿尔都塞本人作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褒扬有加的态度有很大的感召力。这场“革命”当时表现出要与苏联的僵化官僚制度彻底决裂，要按照巴黎公社的精神，通过直接的群众管理和年青一代的能量和热情，自下而上地消灭“三大差别”。阿尔都塞对“文革”纲领中计划在中国产生一个民主的共产主义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合作者意大利记者马其奥吉成了对“文革”最推崇备至的作家之一，还写下了《革命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在他们的推动下，同情和羡慕“文革”的浪潮席卷广泛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德国的杜兹希克和恩森伯格，法国的普兰查斯、格罗克斯曼和克里斯特娃，意大利的罗桑达和阿里吉，美国的斯威齐和麦克道夫，英国的罗宾逊和考德威尔等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都受到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富有战斗精神的大学生们了。

　　此外，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成为造反的巴黎青年的时尚。“五月风暴”以后，由于阿尔都塞等人倡导的法国结构主义过分执着于客观性、贬低个体和集体主体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特点，它明显不适应这场变革，因此失去了它的光辉，以后就逐步淡出法国的思想舞台。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把“人的存在”当作出发点，强调“个人选择”的合理性，强调“人的自由”是真正革命的基础，以“人学辩证法”取代客观辩证法，得到了造反学生的拥戴。萨特本人对1968年“五月风暴”对学生运动的坚决支持，也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学生的造反口号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存在主义痕迹。“存在先于本质”，“他人是地狱”，“人的自由选择即人的本质”等萨特式的名言成了一代青年的口头禅。存在主义则是当时的“咖啡馆哲学”，大众的时髦话题。全巴黎的人似乎一下子都成了存在主义的信徒。同时，萨特旗帜鲜明地反对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谴责法国共产党不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的态度。他在政治上的极端激进的立场也为他在青年学生中赢得了声誉。

　　总之，“五月风暴”是由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共同酿成的。参加这场斗争的青年学生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目标，但却是60年代末整个左倾的社会氛围和社会思潮的共同产物。当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法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没有看清这场运动的背景和意义，不理解时代精神和新的形势，所以才失去了把握形势的机会，失去了学生和工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