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圈，风光八面的大多是台前的俊男美女，个别导演亦有权享受“明星”般的待遇，但摄影、美术、录音等一班幕后英雄却很少有机会受到瞩目———所以，如果能让你记住，并肃然起敬的，定有不一般的贡献与实力。鲍德熹便是一例。

　　凭借《不脱袜的人》、《九一神雕侠侣》和《白发魔女传》三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2001年更是凭《卧虎藏龙》击败欧美大牌摄影师，捧得奥斯卡小金人；与陈凯歌合作的《无极》将再次挑战奥斯卡。

　　深夜的新天地，灯火璀璨，我问鲍德熹去哪间酒吧坐坐，他皱皱眉头：“我不喝酒，也不喜欢闹。我们就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聊会儿电影吧。”

　　领奖前一刻，他被关在门外

　　2001年3月25日，对于鲍德熹来说，是改变一生的日子。

　　第7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洛杉矶柯达剧院进行。鲍德熹回忆说，在颁奖前，自己真的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最后的竞争其实就是在他和《角斗士》的摄影师之间，“我觉得老美肯定会选自己种族的人，而且白人已经很久没有拍罗马题材了。李安的东西虽然受到认可，但他到底是中国人啊。一直到颁奖典礼的早上，我打开《洛杉矶时报》，看对当晚奖项的预测，两位很有影响力的影评人都在摄影奖中选择了《卧虎藏龙》，我突然觉得有50%的希望了。当时索尼公司的人把我们安排在比佛利山非常好的旅馆里，我心情非常好，也没为结果提心吊胆，晚上就和一个女经纪人一起出席颁奖礼。第一个奖就颁给了叶锦添，我们一下子觉得今晚会有惊喜了，然后李安上去拿最佳外语片的奖项时，大家都兴奋地跳起来。在颁摄影奖之前，我就去上厕所，上完回来，门卫却怎么样也不肯让我进去了。我告诉他：‘我是提名人之一，人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可他表示现场绝对不允许有人来回走动，硬是不让我进去。这个时候，我从门口可以看到李玟已经开唱了，而摄像师正蹲在我的位置附近取景，通常他们会在两个最有希望的人的位置附近取景。摄像师在拼命找我，我在外面也拼命招手。这时李玟快唱完了，导演终于发现了我在门口，他赶紧到门口，对门卫说一定要让我进去。”

　　说这句话时，鲍德熹用手“凶狠”地指着我，当时的情景迅即历历在目。“我一坐下来，就看到茱莉亚·罗伯茨上台了，然后她说：我希望把他的名字读对。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有戏了，因为她不可能把一个英国人的名字读错。当她读出我的名字时，我突然觉得一片空白，而李安则是整个人跳了起来。站在台上，我在45秒的时间内，用英文、广东话和普通话感谢了很多人。后来美国的报刊选当天最精彩的发言，都把我的选进去，因为我的语速超快，然后他们还配上

　　RAP的音乐。”桌上两杯咖啡，鲍德熹那杯却始终没动，说起那个晚上，那些记忆，他真的犹如刻骨铭心：“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有种人生终于完成了的感觉。上台领完奖，有个工作人员问我是否要喝杯水，然后领我去一个房间，一进那房间，就是眩晕的感觉，在一个阶梯上坐了大概400多个记者，闪光灯一刻不停地闪，不断叫着我的名字，PETER，PETER，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有做大明星的感觉。然后又进到另一个房间里，大概有200多个文字记者，还有一群人在电脑前打字，我就在那回答记者提问。”

　　他说：“那一个瞬间，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成功多快乐，自己多得意啊，而是想到了拍摄《卧虎藏龙》时经历的难过和辛苦。”

　　而我自然地问到了“得奖以后”这个问题，当一个人曾经达到过巅峰，他如何去面对之后的风景？鲍德熹几乎没有犹豫：“那个晚上不是终极，我始终想拍更好的电影。”

　　7年教师生涯，理想从未磨灭

　　就像山川的起伏，就像大河的奔流，人生总是这般起起落落，当我们看到鲍德熹今天的辉煌，可能不会想到他过往的经历。

　　鲍德熹出身于演艺世家，父亲鲍方是著名演员。但他绝不是以“公子哥”的身份过完童年的。鲍德熹在香港出生长大，但13岁就被父母送到广州念书，在随后的“上山下乡”洪流中，他却因为是“港澳子弟”而留在了广州，在外语学院读了一年书以后，就匆匆当了名人民教师（1969年到1975年，他在广州市第五中学当了7年的教书先生），“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大学，但没有机会，每当我听到大学生这三个字，我的心里是一阵阵抽搐”。虽然失望，但从没放弃希望，他就在广州市第五中学开始了新生活。

　　认识鲍德熹的人，都会对他出口成章的口才，以及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印象深刻。其实，那都是当年在讲坛上练出来的，“我刚开始是上班会课，只能讲10分钟就没话了，后来才是越讲越多”。鲍德熹教的是英文和艺术，“现在还与那时的学生有联系吗？他们如果知道当年的老师现在成了那么著名的摄影师，不知会有何反应。”“都没有联系了，时间太长了。”鲍德熹坦言，在那个特殊年代，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并不高涨，而他又是个善良的老师，师生关系也比较平淡。

　　7年的教书生涯，并没有熄灭鲍德熹心中对艺术的梦想。回香港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银行，但他发现自己无法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于是想去考电影学院，就是那一年，他看完了200多部电影。而那时鲍方的收入并不高，直到他主演了《万水千山总是情》，家境才宽裕了起来，于是第一件事便是送儿子去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读书。签证的时候，鲍德熹差不多用了45分钟，以他的家世背景加上流利的英语，签证官都怀疑他有移民倾向，结果花了好多精力才说服他们。

　　4年后，鲍德熹毕业回港，做了当地摄影师的助理，又在专事租器材的公司干了三个月，直到由银都机构投资拍摄了第一部电影《爵士驾到》。

　　拍《无极》，他用了全部的心

　　谈到刚刚完成前期拍摄的《无极》，鲍德熹的脸上有孩子般的兴奋，“《无极》在我的电影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和陈凯歌导演都拼尽各自的全部本事，奉献给大家一部全新的电影，我想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巅峰。”

　　2003年6月，陈凯歌和陈红一起到香港来和鲍德熹谈合作的事宜，“我最开始就是被故事深深地吸引了，然后谈条件啊什么的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年底所有的事情确定下来后，我和陈凯歌一起去了云南的元谋、香格里拉等地选景。”这一年多，对鲍德熹来说历尽艰辛，香格里拉海棠金舍的建筑问题、元谋那无法预料的天气、武术指导林迪安临时被撤换、在内蒙道具车被烧毁……然而，极少数看过《无极》初剪片花的人都对其中汪洋恣意的摄影风格赞不绝口。鲍德熹说：“对我来说，摄影不是简单的技术活，而是用镜头讲故事，用光影写人生，我觉得用心和不用心观众能轻易感受到，对《无极》我是用了全部的心的。”

　　同为武侠片，《无极》的摄影风格与《卧虎藏龙》有什么不同？“《卧虎藏龙》是以观众的视角来处理镜头的，摄影机代表了观众的眼睛，所以有很多安静的，上升的镜头。而《无极》是用充满动感的娱乐的方式讲故事，镜头是像流水一样在运动，以前很多电影也有运动镜头，但大多为运动而运动，《无极》大量的运动镜头都是配合戏剧。”

　　经历了人生沧桑的鲍德熹这么说道：人生没有终极，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条崎岖的山路，高高低低、起伏不定，对于结果我不奢求什么，我只能告诉自己，现在，我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了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