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色光铺满天堂，那里宁谧而安详。陈逸飞穷尽一生梦想去找寻世间的美，现在，他可以将眼睛轻轻地闭上。

　　他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和符号就是眼睛。如果只有以失明为代价才能换取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生命，他会拒绝。他生命的几乎全部的意义都必须也只能通过视觉来实现，而这些对象则包括油画、电影、服装、印刷品以及女人们的婀娜背影。

　　人们不知道---或者曾经不知道---如何为他定位。后来，也许是出自他自己的创意，也许是当代多元化文化生态蓬勃发展的结果，他终于不必再在名片上繁琐地填写一长串的头衔，以表明自己确切的身份。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致陈逸飞家人的吊唁信中称他为"视觉艺术家"，这样的表述简洁而且恰如其分。

　　身份可以被概括，追求却不能被打包。陈逸飞毕生的信念之一是"不打封条"，他甚至主动地不断寻找并打开一只只原本并不属于他"本职"领域的箱子，尽管，这一点恰恰为一部分人所诟病。他停不下来。他停不下作画的手，停不下匆匆奔向片场的脚步，更停不下目光。那目光里饱含着某种完美主义的挑剔以及某种理想主义的率真。

　　他原本只是一个画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陈逸飞握着画笔奔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黄河颂》、《踱步》和《占领总统府》等作品受到当时全国美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与魏景山合作、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占领总统府》更是被艺术界认为是陈逸飞一生最具价值的绘画作品。他在这个时期的画作中展现出作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画家的一切基本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让自己也让其他人领略到了一种不拘一格的大胆。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曾经评价道："在'文革'刚结束的历史环境下，陈逸飞采用俯视的角度并选用灰色的调子来创作《占领总统府》这副作品，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陈逸飞为整个中国画坛开了风气之先，也找到了尽情放飞灵感、施展才华的艺术空间。从此，仿佛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通向属于自己的生命旅途。

　　他开始迈向世界的舞台，带着自信，也带着野心。纽约的夜晚的霓虹让他变得亢奋而躁动，他唯有从江南水乡的韵致里索求宁静。是的，那是他的家乡，那里有他人生的记号和精神的寄托。他画风景，他也画女人。静态的描摹中悄悄地流淌着古典主义的婉约和暧昧，以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浓浓的诗意。他要让世界发现中国山水的美和中国女性的美，无论其间是否夹杂着某种甚至连他自己都感觉不到的审美偏执。

　　于是，周庄和静坐的仕女成为了与陈逸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符号。1985年，著名的哈默博士访华时将陈逸飞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家乡的回忆---双桥》作为礼物送给了邓小平。

　　与此差不多同时，他在美国哈默画廊参展的42件作品全部售出，这不仅为他赢得了非凡的名声，也为他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这两样东西使他得以在此后的二十年生命里将他对自己人生意义的理解发挥到极致。

　　回国之后，他用名声和财富做起了自己想做的事。反过来，他所做的那些事又帮助他不断获得更大更多的名声和财富。不过，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人们不再单纯地称他为"画家陈逸飞"。

　　争议的浪潮开始涌动。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尤其对于像陈逸飞这一级别的公众人物来说，不能潜心于自己的本业多少是比较容易引起猜测甚至责难的。"商人中最成功的文化人，文化人中最成功的商人"---类似的评语像陈逸飞的画一样含蓄而暧昧，让人无从分辨其究竟是褒扬还是讥贬。

　　陈逸飞在西方美术界声名鹊起，《纽约时报》评价他的画"融合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叫人想起欧洲大师的名作"。

　　“你说你的，我坚持我的。”这是一个多次采访过陈逸飞的记者写下的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周围那些不甚友善的声音此起彼伏时他仍然能够不为所动的原因。而这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固执或者偏执的行事方式与其说是与生俱来，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从未———或很少———为它们付出多少代价，吃过多少苦头。

　　他甚至表现得像一根弹簧。他不断地扩张在电影界、杂志出版界、服装界和模特经济圈的地盘，而不知道后退或者哪怕是稍作休息。他认为这些都符合他的理想和追求，即一切与美相关的事物。如果说在抚摸自己内心的同时他还有什么其他意图的话，那可能是一种以引领大众为目的的高端人士的使命感。“我刚回国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但人们的穿着却落后”，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后来我经营服装产业，一定程度就是源于这样的念头。”

　　现在，“逸飞”这个服装品牌早已为人知晓，虽然多年以来它始终未能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有人说“逸飞”价格偏高，也有人指出过它的面料选用问题。不过陈逸飞似乎并不在乎是否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判断和理念，尽管在内心深处他必然十分希望获得肯定的答案。

　　他喜欢并习惯以优雅得体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与相当一部分艺术工作者的不修边幅截然不同。他说：“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又怎么让别人来认同我呢？”他的面色通常还算不错，头发也乌黑发亮（没有信息表明他经常染发），据他的一位朋友说，他长期服用一种进口的保健品。当然，事后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便不能被形容为“饮鸩止渴”，至少也不太合理。他去世后，一些相熟的圈内人士都透露说，他的身体这几年一直不好。

　　在那种公众面前的从容和富态背后，陈逸飞实际上过着透支般的生活。有太多的事物会引起他的好奇和兴奋，这是艺术工作者的“通病”，同时也是宿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像他那样独特———如果这称得上是独特的话，有一次，他在楼上看见一名身穿“逸飞”品牌的女子，便如同一个冲动的青春期的少年猛然冲下楼去，跟在她的身后走了很远一段路。他回忆说他当时只是激动于那名女子将他设计的服装穿出了如此韵味。

　　才子本就风流，而找寻美丽则成了一种最终令他自己都习以为常的追逐，仿佛这应该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有关他个人生活方面的传闻像暖春的柳絮，时不时地轻轻地挠动一下人们的毛孔。当然，人们通常很快就遗忘了，因为这是属于陈逸飞自己的故事，无论它们留给他的是甜蜜，是烦恼，还是感伤。

　　不过，使人感到有些难解的是，在陈逸飞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似乎在各个领域做了不少“蚀本买卖”。直到他去世，还有无数相干或不相干的人持续着这样的疑问：“陈逸飞为什么坚持要拍《理发师》？”

　　这说明他已经得不到广泛的理解，尽管他好像从来未曾得到过。匆忙而多彩的生活掩藏不了他心灵的孤独———一位朋友告诉我，大约几个月前的一个子夜，他在一家休闲浴场看到陈逸飞，一个人，神情落寞，心事重重……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其名作《昨日的世界》中这样描述他的父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如果说这样的命运是不幸的，那么，陈逸飞应该有理由为自己精彩的一生感到自豪，尽管，五十九个春秋的确是太短了些。

　　寻美总是与金钱互为友邻。陈逸飞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承认自己“喜欢钱”的文化名人，而他也从不回避自己作为一个上海人的精明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