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

　　“索酬”是艺人的正当权利

　　孙道临接受采访收费事件惹了争议。虽然最后的付费采访没有得以进行，事件还是超乎常态地发展了下去。2月26日，孙道临本人也做出回应，向《新京报》承认的确要求过采访酬劳，但同时表示，他并不是对所有采访都会要求酬劳，只有涉及知识产权的采访他才会这样做。

　　引发争议的为什么是孙道临而不是别人？2002年10月4日，当申思和女友王云在上海浦东举行结婚典礼，报道婚礼的媒体向申思购买报道权时，公众为什么不觉得莫明惊诧？据悉，申思婚礼的报道权能赚百万以上，这与孙道临先生的区区费用，差别何止宵壤。同样，当1999年7月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结婚时，恭逢其盛的200位嘉宾除外，哪一个受众不是从以报道名人生活为主的《OK》杂志读到的大幅照片和新闻？《OK》杂志以159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婚礼的文字报道权，与英国14频道以天价购买小贝夫妇的婚礼电视转播权一样，有着天然的合理性。

　　笔者站在一个消费者的立场，深深赞同孙道临先生的供应商意识。而且，如果大家认为你花钱买杂志和报纸，交钱看电视来阅读新闻（消费产品）合理的化，就应该认同付费采访（支付供应商成本）的合理性。

　　媒体作为新闻产品（文娱产品尤甚）的制造商，付费给内容供应商是完全合理和应该的。这么多年来白白供给媒体这个新闻产品制造商的原料已经够丰富、够无偿的了，天下哪有永远的好事，尤其是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

　　所以，当孙道临问媒体要钱的时候，正是他供应商意识觉醒之时———而且，这必然只是一个开端，而不是一个结束的事件。

　　当市场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的时候，媒体为专门的供应商（娱乐明星、体育明星、绯闻主角们）支付成本的日子就到了。姑且让我们预计一下付费新闻的结果：

　　之一：增加了媒体成本，使媒体竞争更加激烈，更加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

　　之二：提高了产品质量。因为付费的关系，所以八卦新闻少了，娱乐新闻的含金量和真实性提高了。对于读者来说，花同样的钱，买更值钱的新闻，何乐不为？

　　之三：有助于明星们的市场定价。市场询价既已展开，定价是早晚的事。

　　所以明星们也不用哭着喊着媒体炒作了，值多少钱，都有数儿呢。

　　至于说这妨碍了公众的知情权，这个恕笔者不能苟同。你到球场看球付不付费？你不看现场球赛妨不妨碍你的知情权？球员要不要从俱乐部拿酬金？电视转播要不要付费？

　　如君所知，欧足联已经宣布，结束同欧洲广播电视联盟（EBU）的长期合作关系，将2008年欧锦赛的电视转播权授予体育营销机构“体育5”（SportFive）———而此举，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欧洲的足球电视观众对欧锦赛的收看。

　　这个改变背后意味着什么？据悉，预计2008年欧锦赛电视转播权带给欧足联的收入将达6亿之巨———比上届葡萄牙欧锦赛增加了五分之一。可是，似乎没人说什么。看哪，这就是市场化的力量。不是吗？刘彦（北京记者）

　　反方

　　“索酬”将损害公共知情权

　　付费采访得来的新闻在欧美国家被形象地称为“支票簿新闻”。在我国，媒体并非第一次遇到这种事，2001年12月，采访牛群上任副县长时要交300元“押金”；2002年12月底，南京博物院向媒体“拍卖”发掘大型汉墓的报道权； 2003年2月，中巴之战后某体育专业报花数十万独家采访到巴西的“3R”……

　　付费采访之所以出现，是当前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必然，对于以内容为王的新闻媒体而言，能否采访到最红的人物，能否采到最好的独家内幕，几乎与自身的存亡紧密相关。而对于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人们来说，一旦发现自己拥有的信息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信息自然也就身价倍增。正是竞争的压力以及观念的变革，使金钱在新闻采访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动。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采访内容不涉及国家机密，当事人愿意或拒绝接受采访，记者拒绝或愿意支付采访费，都无可厚非。

　　然而，付费采访真的那么美妙吗？笔者认为，付费采访的出现，其弊大于利。理由有三。

　　首先，付费采访有可能损害公众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来自公众的知情权，对于公共信息的知晓，公众除了道听途说外，更多地依赖于媒体的信息传播。因此，采访权表面上看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利，实质上则是民众知情权的落实途径。而付费采访使得只有少数媒体享有发布信息的权利和可能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多数媒体将失去通过报道向自己的读者和受众发布信息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新闻受众只能通过少数渠道而不是原有的多种渠道了解信息；另一方面，将有更多的受众失去了解信息的机会。

　　其次，付费采访有可能影响新闻的客观公正。

　　只要动动嘴，把自己知道的说出去，就可以获得高额的物质回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两类人：一类人为了赚钱可能撒谎或夸大其词，新闻的生命———真实性受到挑战；而另一类人由于没钱可赚，就可能会隐瞒消息。此外，倘若付费采访成为普遍现象，量价而沽的话，媒体会去找一些低成本的采访对象，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再次，付费采访会使公益性原则遭到破坏。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说，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所有的关系，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如此竞争下去，其结果可能导致媒体忽视弱势群体，只会片面关注那些有钱和有权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媒体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

　　由此看来，付费采访的行为并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此风在中国流行，可能会导致文化活动完全金钱化的后果。因此笔者呼吁，“支票簿新闻”，且慢与国际接轨！

　　龚文颖（广西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