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王小帅　程青松　黄鸥

　　程：你是在贵阳长大的？

　　王：我几个月就离开上海了，那时候我妈工作的工厂迁到贵州去了，是在1966年。在贵阳边上的一个区。军工厂那时候都内迁，我爸跟了过去。其实我爸挺可惜的，他原来是留上戏的。

　　程：那他怎么会迁到工厂去呢？

　　王：我妈在工厂里啊，她响应号召，我爸也就跟了过去。我爸把上戏扔了，所以我觉得这事肯定让他比较受刺激。

　　程：你爸到工厂做什么？

　　王：没有，他跑到贵州省京剧团去了，当京剧导演，导演样板戏去了，挺怪异的。

　　程：你那时候去看吗？

　　王：看，小时候去看，印象很深刻的。尤其是《沙家浜》，台上打枪嘛。

　　黄：爸爸在京剧团，妈妈在工厂，不在一起？

　　王：不在一起。最近我回去过一次。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北京到通县那个距离，那时候山路都是那样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后来我爸到武汉当兵了，武汉军区话剧团。

　　黄：你们家几个孩子？

　　王：两个，我和我妹妹。我是生在上海的，我妹妹差不多是在贵阳长大，不过她是在北京出生的。北京生完又回贵阳。我妈妈生我妹妹的时候我一块到北京来。

　　王小帅在拍摄现场

　　黄：你陪着妈妈到北京？

　　王：不是，我妈快要生我妹妹时贵州没人照顾我，就把我先送过北京来。我们家有亲戚在北京。那时候生孩子老觉得要找个好医院，就决定生在北京，先把我从贵州带过来。我那时候小，弄了个标记在胳膊上。我就绑着那个东西上火车，贵阳这边同时发电报到北京。

　　程：还弄一个标志？北京的亲戚不认得你？

　　王：对，不认得。我妈妈那家工厂的一个职工带着，这边让我外婆来接。发了一个电报："帅几月几日到京，望接"。这个电报就给公安局截住了，以为是什么，如临大敌。

　　程：成《黑炮事件》了。

　　黄：你外婆没接到你？王：没接到，就把我们扣在那儿了。后来他们才告诉我，等我们上了火车，还没出贵州省就开始全程监控了。

　　程：监控你爸爸？

　　王：不是，监控"帅"啊。你想，一个叔叔带着我，而且那个叔叔好像是东北人，个儿特高，穿个呢衣服，戴着鸭舌帽，那时候那形象，加上我胳膊上的一个标记，暗语。什么感觉啊？于是就全程监控，一直监到北京。下火车就没让我们出去，直接带到一个地方。我对那时候有印象，我大概4岁多一点。

　　程：没见到外婆就给你带到哪儿去了？

　　王：我记得印象特深，北京站一个公安的办公室里，巨大，特高，那时我小嘛，看着那个办公室就是那样的感觉。而且我还生着病。然后就盘问半天，那个带我的叔叔就解释。后来我舅舅来了，外婆也来了。全赶过来才算解释清楚。解释清楚还不行，先放回家，放回家之后我外婆说到家之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老有便衣，后来看看没发现什么情况才算了。

　　程：后来再回贵阳去是因为工作，还是你比较怀念那个地方？

　　王：我特怀念，因为可能我记事比较早，如果追到最早的记忆，我三岁就有印象了，我在贵阳一直长到13岁。

　　程：贾樟柯和章明一直都在自己的家乡拍电影。你好像还没有回去拍过？

　　王：我一直想拍。童年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玩的，因为我们住的山里面有当地的人，又有小学校和工厂。跟当地人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印象多，记忆多。那时候的小孩多，厂里的事也多，自卫反击战开始后1978年我家才离开那儿。

　　程：你不是准备去贵阳拍新片吗？

　　王：对呀，我有两个剧本都是发生在那儿的，有一次差点拍了。我回去了一次，其实还不如不回去。有时候人的记忆反而很美好，一回去……

　　程：什么都变化了？

　　王：什么都没变，就是人变了。当年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给占了，小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我从小就说上海话，现在还能说。我以为他们也还说，回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上海话，都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真是受重创，我都傻了。

　　程：是不是他们都被同化了？

　　王：完全同化了，三十六七年，快40年了。

　　黄：这些人不是有政策可以回上海吗？

　　王：惟一出来的全是后来自己跑出来的，跑温州跑什么的自己跑出来的。像我们家就是我爸调出来才离开工厂的。我原来打算要拍的那个戏里面写的是五家人，是那个厂里的。那时候的情形现在想想还挺可怕的。那时候还没开放，什么自由职业啊，什么停薪留职啊，什么说法都没有，调动和迁移必须都要户口档案。可这五家就跑了，有一家是我的一个老师，叫沈菊英。她是从小学到中学最喜欢我的一个老师，我也喜欢她，出来到北京后好多年还给他们写信。结果就是他们家，我不知道他老公那时候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四家人策划好，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车子，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空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了，早就奔上海了。到上海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区，现在的浦东，浦东郊区农田边上有一路平房，五家人家就在那儿住下了，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户口上不去，小孩没法上学，什么都没法上。投奔了一个小工厂，那工厂也不景气，现在慢慢的这么多年来，开始扎下根来。他们还住那儿，我1998年去时还住在那儿。

　　程：时代把个人抛到那个境地里去了，没辙。

　　王：所以我认为这五家非常伟大，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出来，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程：其实你和他们的记忆都是你在贵阳的时候的，他们回上海之后经历的事情你并不了解，在这20多年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了。

　　王：对呀，就回不到记忆里去了。

　　黄：这个感觉拍出来也挺棒的，把你跟当时不一样的那个感觉拍出来。

　　程：你开始拍《冬春的日子》的时候还是讲当时的感受。跟贾樟柯和章明在家乡拍不一样，跟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路学长拍《长大成人》讲述记忆也不一样。

　　王：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还小，二十几岁，局限在自己周边的环境，还没有能力回到贵阳那个地方去拍。《冬春的日子》记载的是生命中最特殊的一段日子，爱情以黑白的色彩呈现，还有清冽的雾气，寒冷的风，让人刻骨铭心。现在条件成熟了就变成肯定要做的事情了。那一段的印象我觉得能出好几部电影。那个地方能出好几部电影。

　　程：在工厂看电影吗？

　　王：看。我们那个厂挺棒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每星期放一场。《奇袭》，后来还有《洪湖赤卫队》、《桥》，样板戏也放过。每星期就是这么点娱乐的东西，我们穿着新衣服，拿着红樱枪。电影院是露天的，这边是山，这边是小块平地，这边是河，这边就是工厂，这边是生活区什么的。每到礼拜天从早上开始，一起来穿上衣服所有的孩子就全奔操场去。那时候我觉得大家挺讲礼貌的，你家三口就弄三口人坐的地方，你家五口人就五个，像我们家四口人就弄四个板凳。没带板凳的拿石头占好，小孩就站在那儿，一站一天，有兄弟姐妹的带点吃的来换班。到天黑了家里全搬着凳子过来了，地不平，拿着石子垫好了就看。下雨也看，下雨的时候全打着伞，后边看不着就骂。很多电影看过了还看。

　　程：你开始拍摄你的记忆。

　　王：少年、童年的记忆，可以拍好多的东西。所以我也喜欢伊朗电影。那个环境，它们的环境跟贵阳的一样，真是奇像无比。下面有一部电影就是我那时候的事情。我是小孩嘛，傻乎乎的，就喜欢在水面上玩，不知道怎么一跟头，哐当，傻了，新发的白衬衫，起来浑身湿透了。我妈那时候比较严厉，我脱了衣服就在那儿晒，不敢回家。

　　程：学画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父母的安排？

　　王：学画我印象特别深，第一次是在我妹妹5岁的时候，我父亲和剧团去下乡劳动，我妈一个人，带我妹妹和我在厂里面特别麻烦，父亲就把我带下乡去。跟父亲一年时间在乡下。住一个小屋，底下是那种草，味道很臭，现在想像是香，那股草香很特别。我们就住在楼上。那年冬天怎么开始画画的呢？就是因为特冷。我妹妹生的时候我在北京买了一个望远镜，那时是很棒的东西，结果太冷，我要到人家烤火。我非得把崭新的望远镜跟农民家的小孩换他的小手枪。我爸看我这样子，怎么跟我解释呀？只好让我换了吧，换了有什么目的呢？就想让我跟当地的农民搞好关系。因为当地农民在地上挖一个坑烧炭，炭火盆的火特别大，特别暖和。我父亲就想有这个关系让我能去烤火，所以就换了。但是我爸既想让我烤火，又怕麻烦别人，老把我拽回家来，拽回来屋里就冷，冷得不行，怎么办？就哄我，说你现在画画就不冷了，然后就弄一个特别简单的煤油灯，让我拿个笔照着这个画，还告诉我比例等一些简单的技法。

　　爱情以黑白的色彩呈现，还有清洌的雾气，寒冷的风

　　程：画画还有别的目的吗？

　　王：就是画画，他觉得画画比较个人化，比较独立，跟别人没关系，因为他在京剧团，他就知道人际关系特别的麻烦。而且那时候更看不出这种戏曲(样板戏)能有什么出息，学画至少画出个齐白石什么的还卖点钱去。我开始学画画，学着学着我不想画了，他就逼着我画。

　　程：班上有没有让你出板报？

　　王：全班的板报都是我出的，包括全校的，每天都有板报，那么小就历经时代变化。有一年突然打倒"四人帮"了，然后就开始画"四人帮"，还要看图案几个人怎么摆。我学画一开始都是我爸教的。每天放学回来，只能玩半小时，其他的时间就逼着画，后来父亲还上山打柴去，自己弄炭。冬天太冷了就在家里弄个炭盆子，然后我跟他一块上山，自己扛那么几根来烧炭。我父亲的意识非常清醒，他那时候对个人崇拜，对"文革"都有意见，我的英文也是那个时候学的，那时电台有教中国人学英文的节目，英语900句什么的。

　　寒冷的冬天，父亲哄我，说你画画就不冷了

　　程：是贵州吗？

　　王：是。我们学校怪了，那么小的山区小学二年级开英语课，每个人都觉得是上海人的感觉。其实很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一家一家去上海，回来之后都是"大白兔"奶糖什么的。我们家上海没人，有时候给我们点吃的就挺高兴，羡慕他们去上海。后来他们就不去上海了，没法去了，春节再去上海，人家那边条件也很艰苦，一家人住几天，也烦了。现在你再问他们，一提到回上海就不说这话了，这根就彻底断了，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就在那儿了。我从小时候说起来这半天还没说完，确实好玩。

　　程：是好玩，这个东西是潜在的，会影响你以后的创作呀，它会带来很多东西，你写成年人的东西，怎么样去关注一个人，都跟你这些经历有关。

　　王：那时毕竟小，13岁以前的经历多好，大银幕，风一吹满山的人，占位子的在这边，不占位子在银幕背后，两边全是农民，漫山遍野，就看一部电影，风一吹，银幕晃荡着，下雨打着伞还看，奇观。如果是18~20岁，我可以马上掌握那个状态，因为那个年龄对周围现实容易掌握，你要想回去拍也容易，一下回到13岁，这种电影其实是很难拍的。

　　程：我的心都跟着你的记忆晃荡起来了。真美！

　　黄：你13岁去了武汉，武汉呆了多久？

　　王：在武汉两年。

　　程：刚到武汉什么感觉？

　　王：到武汉上学，进的是重点中学，华中工学院附中。我爸进部队以后，我妈就慢慢随部队调到华工，当老师教光学。

　　程：同学排斥你这个贵州人吗？

　　王：我没有意识，我觉得我是上海人。武汉算什么。我去上学时印象特别深，我穿的那件衣服直到上美院附中，到附中毕业都还在，我很喜欢，深灰色的四个兜，的确良的。但在人家武汉人眼里那件衣服特土，一进去，他们就用武汉话说我是乡里娃。我听明白了，乡下孩子，我说怎么叫我乡下人？有点反了。其实想想真的是乡下人，而且我进的这个班，同学全是戴着眼镜的四眼，高材生。结果第一堂课我就给他们震了。班上的人太多，没地方了，就给我搁在讲台边上，我就坐在那儿了。很幸运第一堂课是英语，第一个问题谁回答。没人，来了个新同学吗，老师就让我来回答。我起来用英文一个一个回答，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乡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王小帅和《十七岁的单车》的主创人员在柏林电影节期间

　　程：有过喜欢的女同学吗？

　　王：有个长得好看的小姑娘，在我们班侧面，只有做操的时候能够看见那个女孩。

　　程：那时候属于暗恋吗？

　　王：暗恋，我小时候就开始，我在贵阳就喜欢过一个小姑娘。

　　程：回贵阳去的时候看了她吗？

　　王：我回去了以后人家都还记得，我们班同学都记得，说你还想去看她吗？我说想去呀，在不在？说在，你最好不要去了，然后我听他们讲话的语气就好像她已经变得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说你不要去了，我就没去。

　　程：这个年龄就是好感，小狗的爱情。

　　王：就是小狗的爱情。我相信她也肯定喜欢我。那时候我长得高，算是很帅的，班里长得清秀的。而且我是大队长、体育委员、英语课代表、语文课代表、文艺课代表。她穿的那种灰蓝灰蓝的布衣服，小领子一点点，小短发。小姑娘才八九岁，压箱底的樟脑味道，在春天的贵州的空气里面一闪而过的味道。

　　黄：那武汉这个呢？

　　王：武汉这个就距离远了，因为人家是大城市的，我乡里来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只能远观之。

　　程：武汉这个年龄，已经属于暗恋了。

　　王：对，不太一样，青春期了。留下来出黑板报，她是干部，也留下来。大家玩游戏：我在前面写字，往这边走拍一下肩的那种游戏，一回头大家必须在原地站着。这边我写着，知道后面走过来一个小姑娘，一下逮着赶紧让她出局，就剩我喜欢的这个我存心逮不着，老装傻，一回头人家站住，直到她过来把你眼蒙住。幸福，真的很有意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这个故事。

　　程：这种感觉拍出来非常好，但不能往《情书》上做。

　　黄：在武汉继续学画吧？

　　王：到武汉算正规一点学画了，正好那个时候78级毕业了一些人，上戏美术系的分到武汉军区话剧团几个人。我爸每个周末就大摆宴席，把他觉得不错的刚刚从美术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召到家里来吃喝，然后讲笑话，就让我坐边上，接受熏陶，然后我爸就开始办班学习。

　　黄：办美术辅导班？

　　王：礼拜天来，我爸做模特，大家来画，支架子，会画的，不太会画的全来画。谁画得好就让我跟在后面。等于一帮老师教我一个人。后来就是准备考中央美院附中。我爸去上海演戏的时候，其他老师发现了登招生消息的报纸，告诉我爸。然后把我的画弄过去，第一年年龄不够没让考，我是第二年考的。

　　程：你一个人到北京来上学？

　　王：对，我那时候15岁。我考上美院附中的时候特兴奋。出门的时候我妈说不送了，我就一个人走了。那时候我爸还在上海演戏呢。

　　程：到附中后来这几年一直是想当画家吗？

　　王：我一直没有想过当画家。我是稀里糊涂的，我不太会画，而且上戏的教法跟美院的教法不一样，其实我画画的基本功不好，他们上戏的老师会教感觉、颜色。美院教的就得画特实的。那个时候主要考虑我的颜色还可以，颜色感觉不错，估计还行，就录取了。

　　程：考电影学院是突然决定要考的还是预谋已久？

　　王：其实我就是画得不行。要转方向。

　　程：哪一年开始的？

　　王：我是快临毕业的时候，三年级，我也看了很多电影的书。到第四年快考大学的时候才发现，上一届附中已有人考进电影学院了。

　　程：你三年级的时候看什么书？

　　王：那时候怎么讲呢？我看美术书是被动的，我是别人看什么我就借过来看，比如梵高什么的，现在回想起来看不太懂，还不能完全吃透绘画的书，哲学书也是。80年代最兴西方哲学的时候，比我们大两届的那帮人的哲学基础很好，就跟着他们看看哲学。后来主动看的就是电影方面的书，电影史、电影导演方面的，这是主动的，是在美术学院别人不看的。然后慢慢的意识到这个，我想是等到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1984年，《黄土地》在中央工艺美院放映，一看，傻了，但是那个傻是另外一种，觉得不错，很好，中国电影没有这样的，非常震撼。可是作为学画的就没有觉得太怎么样，因为学画画那时候最流行不平衡构图，把一个东西搁在角落里，大面积空白。《黄土地》就是这样的。

　　程：跟那时候的美术潮流有一些关系。

　　王：对，那个时候何多苓画的都是这样，一片草原一片天，画画青草小狗，然后一个人搁角落里。一看觉得差不多，跟绘画比感觉有点浅薄，但是作为电影还是很震撼的。然后那个时候知道有电影学院。也是运气，1985年正好是全面招生，路学长也说喜欢，我说那就考。然后一块跟学校提出，学校说别瞎扯了，你们这个年纪当导演？回头给我们弄了一个空教室，别人都画画去了，我们两个对着镜子排小品。

　　程：学校还借给你们？

　　王：借，挺好的。我那时候还排话剧，元旦演的，轰动。《魔椅》是匈牙利一个黑色幽默的戏，到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也要演角色，就让路学长帮我放人。《魔椅》里边这个人发生了这个事，那个人正好来化解，必须一环扣一环，结果放错人了，我们在台上的就开始胡演，后来问在下面看的同学看没看出来，没人看出来。真有意思。美院的都来看，是在附中演出的。

　　《复归》是后来比我们小好几届的小孩把我叫去给他们导。小姑娘演戏都很认真，演妈妈的，装老太太的，演着演着回头侧脸一看，观众离我这么近啊？人好像是竖着的感觉。一开始不知道，没有意识。因为是演日本戏，榻榻米，全坐在那儿，眼前的观众层层叠叠的，特感动。后来发表填志愿，我说第一志愿北京电影学院，第二志愿北京电影学院，第三志愿北京电影学院。

　　程：专业考得怎么样？

　　王：冒出来一个家伙，把我和路学长给吓住了，就是娄烨。考场上突然出现了小天才，磨磨唧唧的一个人，蹲在那儿，从上海来的，学画画的。考生中我们三个关系最好。考音乐，大家坐一块，就像电视节目上的，抢答。这边放出一个古典音乐，然后丢手绢，问谁回答，我们都答不出来，娄烨抱住了，回答是莫扎特的，这边放着就知道是莫扎特第几，然后再来一圈又放，他又说，莫扎特什么什么的，那天放的全是莫扎特，他全知道，给我们弄傻了。后来知道底细了，问他的，那时候他爹娄际成正在演莫扎特的话剧《上帝的宠儿》。他说他在房间里，天天听他爹放莫扎特的音乐，第几章第几章全都知道，考试正好撞上了。考完之后我印象特别深，许同均老师把我拉到一边，抓住我的手，特别紧，第一志愿电影学院，哪都别填，准备文化课，告诉你了，明白了吗？我说明白，明白。印象特别深，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程：电影学院这四年你们就使劲看片子。

　　王：对，那4年因为在朱辛庄嘛。

　　程：那时候你最喜欢看谁的电影，研究谁？

　　王：费里尼，娄烨是安东尼奥尼。

　　程：那时候能理解吗？

　　王：不是特别清楚，包括安东尼奥尼。

　　程：1989年7月你毕业的时候怎么就想选择福建厂呢？

　　王：比较早的时候陈剑雨在福建厂，就游说我们，说我们的一个本子可以拍，而且正好他的女儿是我们附中同学，比我们小两届。因为我学分高，学校问过我一次要不要留校，那时候小，23岁，傻乎乎的，觉得拍电影的留校当老师不好。我的态度特含糊，23岁真留校我什么都不懂，教什么书啊。后来北影厂要，北影厂说搭一班子要两套人，其中一套有我、张锡贵、李继贤什么的，这一拨人，导摄美是齐全的。那时候还觉得挺开心，我父亲分析一下说还是应该去北影，毕竟是大厂。结果那时的厂长宋崇下来了，这个计划就泡汤了。北影厂我们没进去，就剩下八一、长春、福建3个地方了，学校让我赶紧做决定，就好像先让我挑那意思，就你学分高，我觉得福建靠海，就去了福建。

　　程：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王：稀里糊涂的。因为第一回没人管你了，你进社会了，从学校考到学校无所谓，反正是再进一个同样的环境，可这时候就彻底的进入社会了。

　　程：到福建厂呆了多久就走了。

　　王：福建厂是1991年去的，1990年跟张元折腾了一年《妈妈》，那时候想要做独立制片嘛。《妈妈》原来是我要导的，剧本、分镜头都是我弄的，后来《妈妈》的那个钱老来不了。我又跟娄烨弄一个电影，有一个老板说要出钱在北影厂拍商业片，让我跟娄烨合写，写之前先预支了一千块钱给我们。一千块钱，那么厚，把我们高兴坏了。

　　程：那《妈妈》是怎么退出的呢？

　　王：我跟张元商量，说这边有一个大事儿，正经有投资，可是《妈妈》的钱还没着落。张元说你先去。我说这样，咱们分配好了，我这边去，那边你先弄着，反正都是住隔壁，我这边如果先成，你就过来做摄影师。他也乐意，我说你这边成了咱们再说。后来我们这边乱七八糟的也没成，他就告诉我说开拍了，说你再回来拍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了，来回倒腾。那时候也是年轻幼稚。后来又折腾《中国吊扇》，跑到深圳去，也是弄钱，那时候张元拍完《妈妈》之后，还没剪，就跟我去弄《中国吊扇》。

　　程：《中国吊扇》是什么东西？。

　　王：就是一个故事片，我的剧本。那时候深圳不是很牛吗，老板投钱说给四十万就拍了，我和张元两人就跑到深圳去，见到他们的老板谈谈话，谈完话拿了两万块钱回来，筹备，筹备筹备那边就没影儿了。我说张元你还是把《妈妈》剪出来吧，弄不好是第六代的开山之作呢。就剪那个《妈妈》，剪出来了，大概就这么个过程。然后我撑不下去了，没戏拍，黄了几个事儿。我就跑到福建报道去了，厂里也在催，因为分配令到期了。

　　程：很落魄？

　　王：我估计到那儿，下了火车可能有个人接你，接你到厂里的招待所，一扔没人了。果真如此，三天三夜火车到那儿，厂里没什么人，阳光倒挺好，看门老头在那儿，把我领到招待所，一个老太太出来，上三楼门一开，行李往这儿一放，对我说，给你两个被褥，你来拿。我一看，屋子里四张大铁床，双层的。

　　程：没人？

　　王：没人，就一片片铁，很荒凉，我拿大褥子往那一放，从那开始我说我错了，一切都错了。就那时候意识到，太可怕了，太恐怖了。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了，什么行李都不能买，什么家具都不能买，就一张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知道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那时候领完工资之后250块钱肯定压在枕头下面，用来买机票，那时候回一躺北京坐联航250块钱，这个钱打死放在那儿不能动，剩下的买烟。后来还给了我一个宿舍，我拣了个沙发搁在宿舍里。在这期间折腾剧本，折腾了五个剧本，文学部的还说，这么多年福建厂从来没折腾出来这么有价值的剧本。那时资料馆的人从北京过来讲课，开座谈会，还点我名，王小帅你在那儿干嘛，怎么你还不拍戏？你们班胡雪杨在上海拍《留守女士》，上影厂还说不要他挣钱。我把这个意思跟厂长说，结果厂长表态说，我们大学生要锻练五年，我一听了，没散会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说我走了，去哪儿？我说把钥匙给你管着，回宿舍去把包一拿，走了，从此就一直没回去上班。后来拍完《冬春的日子》，要办护照的时候我回去了一次。那个小钥匙从邻居拿过来，一进去，就傻了，一切东西都出来了。

　　程：记忆回来了！

　　王：对，长条椅上，还放着脸盆，刷牙缸子差点掉下来，沙发上蒙着布，床上蒙着布，我那时买了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放在那，也蒙着，墙上挂满烟盒，一个月就那点钱，知道自己每天抽完一盒烟得留几根，就是每个烟盒里面留两根不抽的，粘墙上，一没烟了马上到那找一根抽，就这样粘了一墙的烟，写了一墙的诗，还有一地的灰，我在屋里站了半天，就一直在看，一直没动，结果走到窗口一扭头看到墙上那么俩大字，我写的两个字叫"镇静"。

　　程：镇静？

　　王：就是保持镇静。我写的，我都忘了，一看这两字眼泪就全出来了。那时候剧本通不过，折腾了五个剧本，听说这个戏要拍了，我写了那么厚的申请书，想当导演，从一个联合编剧、从文学策划、从文学编辑到导演，写那么多，最后不了了之。就再等，一直等这个消息，最后开完那个会说，不让我们拍，明确表态不让我们拍。我还不跑吗？在当时那个状况，我写"镇静"两个字支撑自己。当时一看到"镇静"两个字我都蒙了，蹲地上哭半天，然后开始打扫屋子，因为要办护照，要在那儿等着。

　　程：拍《冬春的日子》的过程有多长？

　　王：《冬春的日子》拍摄很长，陆陆续续将近5个月。

　　程：钱是哪儿的？

　　王：钱是张宏涛的，我们摄影系的一个同学，他是我们这一届里比较早做生意的，开广告公司。我向他借了五万块钱，自己兜里有几千块钱。还有一个熊强，过去武汉的一个同学，他去长城广告公司了，说你困难给我发一个话。然后就拍广告，大家都帮助，还有邬迪，那时候全帮忙，一个小广告拉一帮人拍，拍完都不拿钱，把这八九万块钱省到我这儿拍这个戏。

　　程：胶片是用乐凯的？

　　王：我跟刘杰去保定弄的胶片。从北京出发到保定，在保定磕了三天胶片，从保定回北京进了家门，一分钱都没花。到了北京站之后站台票都不买就进去了，保定车多，看见任何一个往南开的车就上去，上去就呆着，两人抽着烟。很快，一两站就到了，跳下来。保定站又小，沿着火车直冲前走，不往出站口走，一直沿着铁轨走，一直到寥无人烟的地方，一扭身就出去了。刘杰家是保定的，他们家离保定车站还不远，所以还不用坐车，走路到他家里，到他家一打地铺睡觉了。睡完觉弄两部自行车，我俩骑着车就去，备好了钱奔保定乐凯胶片厂，跟他们谈好了决定中午请他们吃饭，结果中午一摆上桌子，一大桌酒肉，人家请我们，又不花钱，我们说非得花点钱，不行，人家请我们。晚上谈完回来，第二天，背着包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进火车站，然后上火车，同样的方法到北京下来，骑着车回家，一分钱都没花。这样谈好了给我们胶片。

　　程：胶片和洗印没花钱？

　　王：花了，后来还是花了一点。但是不多。拍完以后，正好舒琪他们过来，看了觉得还行，舒琪建议我当时可以去香港电影节，但他说第一稿嫌长了，你先考虑考虑是不是再改，我说行，没关系的，香港就不去了。这个电影问题出了很多，丢了很多片子，然后还特怪，片子还有拍反的。齿孔在这儿，不知怎么的，一大堆片子接不上了，也有影像，曝光很正确，就是不知道怎么反了，扔了一堆。每个星期天拍完戏，我就去洗印厂，洗出片子我就开始看底片。有一天突然一团黢黑，全场停电，给我蒙了，我到洗片槽拉也拉不出来，整个机器煮在里面，然后说算了算了等着吧，等亮灯了，我就记那个片号，等到45分钟过去，估计又进一批，结果又一次停电，一共停了两次，工人在那儿哈哈笑，说百年不遇，你碰上了两次。后来再也没停过电。有一天我到车间，远处如山一般堆了一堆胶片，只有我在洗啊！怎么堆在地上了？我过去一看片子裂了，35毫米变成16的了，中间一道裂开了，全都堆在地上，真是绝望极了。这个教训算是最难忘，挺诡异的。

　　程：最后拿奖有一些回收？

　　王：回收最大的就是在希腊，有一个金亚历山大奖，五万块美金的奖金。就是说本儿回来了。《冬春的日子》的经历太惨重了，就想赶快再拍一个东西吧。听说齐力的事，再加上那时候心情挺沮丧，跟舒琪借了点钱。拍完没钱了，就搁那儿一直没弄。后来就拍了《扁担·姑娘》。

　　《冬春的日子》剧本手稿

　　程：《极度寒冷》和《扁担·姑娘》交叉做的？

　　王：《扁担·姑娘》拍完了，审片子审了3年，无穷无尽地等。我就决定做《极度寒冷》。1月份去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让我剪。怎么弄啊，3年多了，全在香港冲印的，我一盒样片都没看过。2月份鹿特丹电影节就开始。我在香港的7天就是看片子，几年没看，丢了好多，不管了，先赶快运到荷兰。到那儿，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开始看片，一边摇一边对，一直到把声音弄完。音乐也是现找的，没钱，也是属于电影节资助的基金。紧接着是台本，再拷贝，再混声，包括英语字幕出来，放映的时候片子都是烫的！特别仓促，等于是一遍过。所以头两个片子对我是很特殊的一个经历。是那种极度状态下的经历。、

　　《极度寒冷》是在紧张的状态下完成的。

　　程：紧张？

　　王：匆忙、紧张，不是特踏实的那种。

　　程：不是特别自如的状况。

　　王：没错，所以从感情上，从很多现在还能透露出来的那些跟自己直接相关的情感上，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其他的就不用说了，技术、管理制片就不说了。

　　王：《扁担·姑娘》也不正常，我前面拍片子的经历都不正常，剧本审了那么长时间，等开拍大概又等了半年多。原计划7月份开拍，因为写的是夏天，原来叫《炎热的城市》，准备到武汉拍夏天涨水的镜头。4月份我们就准备好了，5月份一切就绪，大家在"仿清楼"呆着，7月份过去没信，8月份过去了没信，9月份过去了还没信！一直到将近10月份才给了个信，赶快走，夏天一点都没有了，整个的气氛全部变掉，就你要的感觉全消失了。之后就是3年，发行也没有做，最后还是去了戛纳。

　　程：《梦幻田园》呢？

　　王：北影厂有一个新的工程想要投资给年轻人，再找我，我也觉得挺好的。根据他的成本，就决定弄这个东西。后来的影片跟初衷有差距，原来是比较黑色的，比较荒诞的，要变成正常的片子。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走就走吧，很正常的也未尝不可，我就走一个，如果好了，我真的就好了，所谓的好了就是在地面上好了，也行，我也乐意好好的去把这个制片环境调整好。通过也很顺利，电影局、电影厂都觉得不错，可是发行不上它，还是不做，还是不推，一批片子都没有做，光管拍，拍完就完了，剩下就不知道了，什么宣传、推销最后就没有了。

　　程：《十七岁的单车》是跟台湾的焦雄屏合作的。

　　王小帅和焦雄屏(右二)等人在柏林电影节

　　王：对，跟她合作，她是影评人出身。我一直在试图和力图改善制片的环境，各个环节的衔接我觉得基本上做得还是不错的。

　　程：这才缓过气来？

　　王：就算是，这口气必须顶下来，大家把这个环节全部弄好，焦雄屏处理得也还好，创作上也没有压力，跟她合作没有什么左思右盼，有一点像《极度寒冷》，那个创意是自由的，只不过在《十七岁的单车》上改变了制片的环节。我在《极度寒冷》和《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创意是自由的，但是制片的环节是不完善的，到《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能够维持比较好的原始创意，或者是人家鼓励你一些东西，然后再调整一些你的制片环节，包括前期策划和后期，还有到后面的行销都很到位。

　　程：《十七岁的单车》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倒不是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一种格式，反过来我是追求一个在我眼里最良性的操作环节，是我能够在心情最放松的创作环境中工作的理想，变成追求这个了，实际上也做到了。《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充分的作品，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中间出现问题的状况点，是最稳当的。我现在比较轻松也比较知道我不急于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最清晰的状态。很多年了，坑坑洼洼，乱七八糟。

　　程：对电影语言的追求呢？

　　王：我主张随着我脑子里的故事情节主动地和有意识地去控制节奏，因为有长镜头理论，有跳切，有很多很多"语言"的东西存在，我觉得我不想再做那些东西，我只想完成这个，我现在想要的节奏。我有一个想要讲的故事，我把它顺下来，能把其他环境改善好，这是我想要的。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有一个环境，需要我去追求电影的一种流派和风格，我不想做这个东西，包括《冬春的日子》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要用一个心理上最舒服的节奏去完成电影，这是我要做的，至少目前《十七岁的单车》就是这样。

　　黄：就是希望自己在心态上、操作上趋向一种自由和轻松。

　　王：自由、轻松和平和，就是这样。我觉得需要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在某一瞬间里达到非常好，就是说很自由的，很像呼吸一样的节奏，随着你故事节奏走的时候，在调度和场面中还能透露出一些其他风味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人不知不觉感觉到，你有一种节奏，但是又不知不觉被你的节奏吸引，而不是被故事吸引，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个很微妙，突然在某一个环节上，一下解决得非常漂亮。

　　程：青春的故事总有些许的残酷意味，你自己对《十七岁的单车》是一个什么评价？

　　王：我自己觉得它巧妙。我一开始的印象是自行车变了，怎么变了呢？就是说以前对自行车特崇尚，后来我发现变了，你现在出去往往是开车走了，如果哥们说骑车回去，这个就不对了，整个停滞了。一个家庭的整个背景还是停在自行车上，以前是进步的象征，现在就是停滞了，家里有房子，有电脑，有汽车才是好的，有自行车反过来就变成寒酸了，没混好才骑车呢。构思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原因，这里面自行车的功能就变了。老百姓里面，大部分的人还骑车。还有一部分也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的自行车已经不带功能性质了，自行车越来越花哨，越来越漂亮了，有一部分年轻人骑车就是玩儿了，所以它这个价值观也在变化。我觉得，原来的故事可能就是通过找车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单一，现在出来这么一个人，就变成把这两种价值观念平衡地放在电影里面，来透露整个社会背景。

　　程：也就是说透露变化中的中国的信息。

　　黄：你觉得你的哪部影片更重要？

　　青春的故事有些许残酷的意味

　　王：我觉得可能两头比较重要，《冬春的日子》和《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