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元的电影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北京杂种》中的崔健是张元的好朋友，而《儿子》的主人公则是张元楼下的邻居。那些近距离生活在张元身边的人，最终进入了他的镜头。　　

　　■实习记者 郑洁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张元正在为去年拍摄的《看上去很美》做后期工作，这是他和王朔合作的第二部电影。“影片大概三四月份就可以全部完成了，但还不能确定什么时候上映。”在他的工作室，张元告诉记者。“和《绿茶》相比，这部片子的叙事性会更强些，但表现手法依然有很特别的地方。”

　　在《绿茶》里,张元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两个有着相同面孔的女孩,出现在男主人公的生活周围,一个是急着嫁人的女硕士生,说话刻板、扮相老成、叨叨自语，马不停蹄地赶着相亲；另一个是不明身份的咖啡厅女郎,嗓音性感、笑容晏晏、风情万种、在男主人公失落的时刻陪伴身边，不紧不慢地帮他剖析情感迷惑。

　　作为商业片推出的《绿茶》，和他以往那些半地下的作品相比，依旧散发着一种强烈的时空迷幻，以及鲜明的个人特征。尽管许多影迷对开放式的结局追问不休，但张元却似乎很满意影片最后留下的悬念，观众疑窦重重，竟让他有些窃喜。

　　这不是张元的第一部商业片，却是他市场意义上“代表作”。有意思的是：对于那些冲着姜文、赵薇的明星号召力的影迷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在意“张元”是谁；而对于那些早就熟悉张元名字的人来说，又可能根本没真正看过几部他的电影，对他们而言，张元的电影只是出现在众多影评中的一些符号。

　　和其他年龄相仿的导演相比，张元很“异类”。他的题材范围相当广阔：从弱智儿童、精神病患者、摇滚乐乐手，到同性恋、变性人。对于异常题材的爱好，注定了他的大多数作品无法浮出水面。

　　初次见面，张元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钢丝般坚硬的头发，满头的刨花卷，桀骜不驯。这个面带笑容、眼神温和的人，尽管不太认同“第六代”这种有些概念化的划分，却是与他同一年龄代的导演中最多产的一个：从开始的所谓“地下电影工作者”、“独立导演”身份，到后来拍摄MTV、小成本商业片、纪录片、商业电影、电视剧，他不断变化着关注对象，变换着艺术风格与形式，东奔西跑，精力充沛、像头不知疲倦的狮子。

　　“我对艺术的入门是从绘画开始。我的观察社会、观察物体、观察人物都是从绘画开始，之后又学习电影摄影。但这些对我来说，在拍电影的时候反而有不利的影响。我经常对自己强调的是，你现在不是在画画，不是在做摄影师。我总是希望能忘掉自己的专业出身，总是有意把一部分审美忽视掉。”

　　我不敢想

　　一个导演能是独立导演

　　张元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叫《妈妈》。《妈妈》为张元赢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

　　“我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记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是地下导演，怎么是独立导演？’。当我第一次听到人家宣布说‘现在请中国的独立导演张元上台……’，我特别紧张。当时我想象地下是一个挺大的词，不敢想象一个导演能是独立导演。”

　　之后，张元又拍了《北京杂种》，还有《东宫西宫》、《儿子》、《金星小姐》、《疯狂英语》……，后面几部电影都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

　　他安慰自己，“虽然拍了那么多电影不能被人看到，但它们还是电影，不是枉费，而是一种存在。”

　　中国大陆的观众看不到张元的电影，但不影响他的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妈妈》在100多个电影节放映过，《东宫西宫》放映了40多个国家。

　　“到了1997年，我终于想通了，我一定要让我后面的电影能有机会在国内发行。拍《过年回家》时，我很坚决，一定要让这部电影在国内公映。”张元谨慎地操作着从“地下导演”到“地上导演”的蜕变，“虽然影片有时候就被剪掉了一点点，但在之前，我有很多的‘自我审定’，有的电影能不能在国内放，先给它筛一遍，剧本通过后，再改一遍，最后交上去之前再剪一遍。”

　　我总在想到底什么是真的

　　张元电影的“题材的争议性”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张元对“剑走偏锋”这个词很敏感。

　　也许张元不喜欢这样的形容词，但却坚持自己的拍摄角度是有价值的。“大家都看到的东西，再去发现，对于我来说，没有挑战性，也缺乏意义。”

　　在张元的电影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北京杂种》中的崔健是张元的好朋友，而《儿子》的主人公则是张元楼下的邻居。那些近距离生活在张元身边的人，最终进入了他的镜头。“我觉得离我很近的人也完全可以进入到画面里面。而且我了解他们，我更知道他们的哪些是最真实的。”他说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个得到真实的过程。“我总在想到底是什么是真的。”

　　“一家四口人自己去演他们自己的真实生活,父亲因为长期酗酒住到了精神病院。当时我为了拍这个电影,把他从医院借出来，让他们一家人真实地去演他们的故事。我在看着他们的表演时经常恍惚,到底哪些是真的？”

　　“支撑自己拍电影的‘最大的激情’是因为自己还有一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兴趣。”他说，“偏执是不是就是独特的角度？我不敢想象没有反抗，没有自己的角度，会是什么样子。”

　　当问到他是否觉得自己幸福的时候，张元似乎被难住了，思忖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字斟句酌地回答：如果我说我今天是幸福的话，是因为我还能做我喜欢的工作。又改口说，“也许我不是那么幸福的，但会有幸福的状态呈现出来。”

　　在采访过程中，张元把整个身体靠在椅子上，慢慢地吸着烟，有一些慵懒，偶然微笑。常常一个问题要等待良久才能得到几句简单的答案，让人摸不清他那天马行空的大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人物周刊：你怎样评价第六代这一群体，你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是怎样的？你认为你和哪一个群体或哪些导演距离感最近？

　　张元：我们这拨导演拍的东西，各方面差异都挺大的。像娄烨、王小帅、陆学长，我不知道“第六代”是不是也把贾樟柯划进来了。每个人拍的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和哪个导演特别接近。我感觉，导演系的那帮同学已经有点骄傲，沾沾自喜了，实际上，什么电影还没拍呢。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你们这代导演和“第五代”的区别在哪里？

　　张元：第五代是谁啊？不就是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吗？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太有意思。有的时候一些更老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已经去世的导演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我们身上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我反而对和我同一代的一些人不是那么认同。

　　人物周刊：你看贾樟柯的片子吗？你们都很注重平民的视角，你和他的区别在哪里？

　　张元：看。他的视角稳定。我认同他的情感，把摄影机放在平民化的角度，为什么不平民化，有什么高贵可言？

　　人物周刊：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许多商业电影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快餐文化”，那么你如何在不拒绝和不迎合大众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

　　张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结果。而且的确，有的时候艺术的价值不是掌握在大众的手里。但是艺术家，包括现在的电影制作人是靠什么活着的？从艺术史上说，艺术家是靠赞助人和资助活着的。今天的电影制作人投资了一部影片，他最后是需要观众看的。艺术家要靠资助人活着。

　　人物周刊：1990年的MTV《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当初是出于什么初衷去做的？

　　张元：那时中国摇滚乐的代表就是崔健，有次崔健和我在一起聊天说拍一部MTV,可是那时候MTV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那时国内没有MTV。后来才知道MTV是被叫错了，MTV是美国一电视台的名字，后来国内才强调应该叫MV。我当时还特别傻，问崔健什么是MTV，崔健特严肃地说，MTV就是music televison，《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我是当作电影来拍的，没想到拍完以后当年就拿到MTV电视台的奖，他们第一次给亚洲的奖。

　　人物周刊：你和王小波是何时开始合作的？听说你们合作以前，你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小说家？

　　张元：我在认识王小波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东宫西宫》这个剧本。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加拿大学者向我推荐了王小波和李银河，建议我去见见他们。李银河说不如让王小波来写。在写了很多稿之后，有一天王小波才给了我他的小说《黄金时代》。当时那部小说还只在台湾出版，书商给改了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叫《王二风流史》。

　　我和王小波合作了几个月，这个人很好，很真诚，说话不是很多，但每句话都特别有意思。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

　　张元：导演和一般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和一个管道工,或者一个做室内设计的、一个做面包的没有什么两样。都需要一种手艺，但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人物周刊：如果这辈子你没有成为一个导演，会不会觉得遗憾？

　　张元：没什么遗憾的。就是现在说再不让我拍了，我觉得也没关系。

　　人物周刊：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拍的时候，最关心什么？

　　张元：拍电影时最关心的是电影本身，不拍电影时关心的是下一顿吃什么。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孤独吗？

　　张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人生的主题，我想人本身就是孤独的，人都是孤独的吧？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经常自我反省？

　　张元：会。我认为我缺点很多，不反省恐怕活不下去。艺术工作永远是和悲观、焦虑、失望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这个社会需要的艺术家比过去多一些，是因为人总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撑。

　　人物周刊：你和过去相比是不是更平和了？

　　张元：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我存在一些误解。我心态变化不大，而且我也并没有平和，我倒觉得我今天内心的愤怒比过去更强。

　　人物周刊：有一天这种愤怒会不会释放出来？

　　张元：很可能。我的灵魂永远是自由的。干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 责任编辑：单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