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拍《早春二月》，是因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名著我几乎全都看完了。

　　尽管每天批判导演中心制，但电影毕竟首先是个技术活，拍戏的时候，还是要听我的。

　　还有场戏，背景是竹林，竹叶怎么弄也不行，怎么弄都像是假的。江青知道这事了，说：“这个好办，从江西运一点竹子来。”当时把军队参谋长叫来，说：“你们想办法弄个专列，从江西运批竹子到北影。”　　

　　谢铁骊 大毒草 和样板戏

　　■傅晓虹

　　从新四军战士到电影导演，这中间好像没有必然的联系。

　　1940年夏末，当15岁的谢铁骊离开家乡淮阴参加革命时，他还不知道电影为何物，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在战争中，他行军、打仗、看书、写剧本、演出，曾因编写演出多部受人欢迎的戏剧而立下一等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往北京，做了一名教员。10年后，经过自己的努力，他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年轻导演。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海边，他重新阅读了五四以来一部分优秀小说，决定把柔石出版于1929的小说《二月》搬上银幕。这部影片的剧本改编和拍摄得到夏衍的密切关注，并在他的授意下改名《早春二月》。在当时“工农兵”形象占领银幕，大谈阶级斗争的时期，这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风格绮丽忧郁的影片自然成为“异类”。在审片会上，喜欢它的人来不及叫好，憎恶它的人已经为它戴上“人道主义”、“小资产阶级自我完善”的帽子，这使得这部影片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它和另一部名叫《北国江南》的影片一起被定名为“修正主义材料”，并在全国一百多个大中小城市的影院放映和批判。20年后，这个“大毒草”被香港评论界评为“最美丽的电影”。文革开始后，谢铁骊因为出身清白被江青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拍摄了5部样板戏电影。文革结束后，又投入到故事片的拍摄中。他后来又有过许多绚丽的称呼如“人大常委”、“电影家协会主席”，但他最喜欢的称呼是——“谢导演”。

　　《早春二月》

　　“最美丽的”“大毒草”

　　当时我的《暴风骤雨》在1961年的新侨会议上放映，反映良好，厂里奖励我，让我带着家属到北戴河疗养，之前我也没疗养过，就带着一摞书去，那段时间翻阅了大量“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最后觉得柔石的《二月》可拍。

　　厂里看完剧本，同意拍摄，我就开始挑演员。是我提议用孙道临的，因为孙道临对那个时代的情况比较熟悉。他比我大四岁，在北京上大学，42岁，但还是很年轻。女演员用的是谢芳，她那时还在武汉歌舞剧院，刚拍完北影厂的《青春之歌》。演员选定后，把谢芳调过来，当时她刚生过孩子，有点瘦，厂里就让她到北戴河去疗养，那是1962年的夏天，谢芳在北戴河疗养，刚好夏衍也在。他碰到谢芳，问她怎么到这儿来了。

　　她说：“北影让我来演个戏。”

　　“什么戏？”

　　“《二月》。”

　　夏衍说：你刚演完《青春之歌》，这个戏大家反映还不错，你以后接电影，要看本子，不能随便接任务。谢芳一听有点紧张，就说，这个本子我手里有，请夏部长看看。谢芳有点担心地把《二月》的剧本送到夏衍同志那儿。他看了以后，就和谢芳说，这个剧本还不错，你演这个角色也还可以。谢芳很高兴，心里一下踏实了。后来，夏衍回到北京，让我把分镜头剧本给他看。

　　他看得很仔细，修改了一百多处，连标点符号和错字都纠正了，语句不顺他也改。夏衍同志是非常认真对待《二月》的，花了大心血。后来夏衍又给我写了个便条，说《二月》这个片名不太容易理解，建议改成《早春二月》。实际上柔石写的“二月”也是“春寒”的意思。《早春二月》听起来也好听，有美感。意思是：春天是要到了，但是春寒仍未尽，比喻当时的时代背景。

　　先是到苏州拍外景，1963年3月到的。

　　拍到6月份，老伴给我写信，说现在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下，我犯愁了。后来我想，厂里没有让我停，我还是要坚决拍下去。

　　演员配合得也好。上官云珠说你让我写人物自传我不会，但只要你告诉我的，我就给你演出来。她的悟性很高，这也是她有那么高成就的原因。比如一个大全景，她的小孩死了后，她在整理衣服，那种情绪，那种动作的节奏，很准确。上官云珠以前演这种角色很少，但她喜欢这个本子。文嫂和萧涧秋第一次见面，他问：这是李志浩家吗？她问你找他干嘛？他说我是他的老同学。一下听到老同学，她不说话了，因为她不好说了，头就低下来，这个情绪准确极了。那时候正是1961年创作会议后，创作会议上提的要求我都尽全力实现它，避免了“直露多粗”。上官云珠我们过去没有合作过，后来有些人讲，说文嫂是不是年岁大了点，我和他们看法不同。我说年岁大一点好，跟萧涧秋的关系就好处理点。弄得太年轻，陶岚、文嫂都那么年轻，那不又成三角恋了？

　　和原著《二月》相比，电影中我增加了一个人物，王福生，一个农村的小学生，他父亲是砍柴的。为什么加这个角色呢？就是萧涧秋徘徊之时，想到芙蓉镇，躲开时事的烦扰，想静下心来从事教育，能够对时局对社会有一点贡献。后来，王福生的失学也给他一个打击，这一笔是我加上去的。最后，他离开的时候，受两个打击，一个是文嫂的自杀，一个是王福生的失学。这两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也就是说，理性分析，必须改变这个社会。不然他何必要走遍大半个中国，寻找出路呢？

　　样片出来，厂里都审查了，认为很好，就请文化部审查。《暴风骤雨》是北京市委审查的，到《早春二月》北影厂又回到文化部了。审查有哪些人呢，夏衍同志、荒煤同志、沈雁冰同志（茅盾）、周扬同志，中宣部的，还有张光年，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在北影厂小放映室。最先我记得是张光年同志讲话，说这个片子不错，有时代感。茅盾的发言也是肯定的。夏衍同志、荒煤同志没有发言，因为之前他们都看过了，也是根据他们的意见，增加了《新青年》杂志，表明萧涧秋跟进步思想没有脱离，也可以对陶岚的思想有所影响。我原来以为可以顺利通过了，暗暗高兴，好像有底了。最后周扬发言，周扬同志脸拉得很长，他说，我不赞成这部影片，他说这种妥斯托耶夫斯基作品里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完善，完全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那个时候“人道主义”是个很大的帽子，跟阶级斗争顶着干的。这当然是根据中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的。

　　改吧。修改方案我也做了。但我知道，改也解决不了周扬同志的意见，因为这是个根本性的意见。赶快补拍，先补拍再动剪刀。当时补拍了几天，主要补谢芳的戏。这时厂里突然来通知，说接部里通知，《早春二月》这部影片一个镜头也不要改。我猛一听，想，一个镜头也不要改是什么意思？肯定？那不可能，再想想，大事不好。后来很快就证明了，一个镜头也不要改，拿出去批判。就合成声音印拷贝了。《早春二月》拍了不到一年，3月开拍，秋天完成，最多六七个月，算上后期也就8个月。批判就到1964年了，接着毛主席有批示了，在人民日报上，要在大城市放映，中小城市也可以放映，把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主要针对的就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两个大毒草。

　　我有个感觉，《早春二月》毛主席要真看了，不一定要批判。他只是根据康生汇报做了口头批示的。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各个大学看过以后要讨论的。所谓讨论就是要批判。后来我听到他们讲的一个笑话，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看了以后，说：你看看这也是一种雷锋精神！说萧涧秋是雷锋，哈哈！

　　我就不懂，香港放映的时候，他们对这部片子的评价是“美丽的电影”，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美的电影呢？

　　《智取威虎山》

　　第一部样板戏

　　文革刚开始时，我住在西交民巷，有一天突然听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厂。宣布我们这些人都要进厂住（北影厂）。厂里一个楼层都是地铺，大家住在一起，一个挨一个的。不久，我接到通知让我去看戏，好像是《智取威虎山》。我们先进场，后面进场的还有江青、周总理，“四人帮”也都在，还有国务院办公厅的人。这个时候，就宣布解放几个同志，包括我。被解放后，我接受了要拍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任务。宣布解放是1969年秋天。

　　为什么挑我去拍样板戏呢？一方面看过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觉得这个人还有一点能耐，有一点艺术细胞；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查我的档案，15岁参加新四军，尤其是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江青最怕在上海呆过的人，知道她的底细，她非常忌讳。她喊我“红小鬼”，实际上“红小鬼”应该是参加长征的人。

　　开始拍戏后，摄制组归摄制组，样板戏团归样板戏团，进棚前，要学习一个小时毛主席语录，主要批判导演中心制，就是批判过去电影在黑线领导下强调的“导演中心制”。尽管每天批判导演中心制，但电影毕竟还首先是个技术活，拍戏的时候，还是要听我的。

　　拍《智取威虎山》，来来回回改，拍了大概20个月左右，来回折腾。最后审查的时候，除了毛主席、林彪没去，那些台上的领导都去了：叶剑英、李先念、周总理。在钓鱼台的一个专门的放映室。放完以后，周总理、叶剑英鼓掌，说：“这个好啊！”江青这才开始说话。通过了。

　　《龙江颂》

　　毛主席说：这个戏很好嘛

　　这个戏大概三个多月就拍下来了，因为我们已经有经验了。《龙江颂》顺利通过是有原因的，江青那时不在北京。毛主席那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除了跳跳舞，也想看看戏。正好《龙江颂》送去了，他说：“我也看看。”他也不从什么灯光、镜头这些方面看，就说：“这个戏很好嘛，宣扬了共产主义的精神。能够互相让水，这种品格、风尚值得提倡！”就这样通过了。他这样一说，江青也就没话说了。

　　《海港》

　　工人说，能拍点故事片吗？

　　我们拍《龙江颂》同时，上影厂在拍《海港》，也是在北影厂拍。《海港》拍完后，审查，江青不满意，让重拍。当时，江青点到我的名，其他人她不管了。我是二次拍摄《海港》，我就拉谢晋跟我联合导演。谢晋科班出身，他当副导演比我早多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海港》是第二次拍的。第一次拍的根本没有用。拍摄过程中，谢晋提醒我上一次失败的教训，不要重复错误。

　　这个后来也通过了，没有像《智取威虎山》那么复杂。上头的审查也有经验了。

　　我们慢慢跟工人熟悉起来，工人就跟我们提意见，说样板戏不错，但我们也想看点故事片，能不能拍点故事片。

　　《杜鹃山》

　　我的心思已经在故事片上了

　　在二七厂时，我跟成荫写了个报告给周总理，内容是说很多工人看了样板戏和样板戏的电影很高兴，但有个遗憾，就是没有电影故事片。这期间，有个礼拜天，我回到家里，当时我的小女儿上初中，在看一本小说《海岛女民兵》，我翻了一下，就考虑改这个剧本。改编也是零零碎碎的，一面劳动，礼拜天回家休息考虑一下剧本。

　　后来欢迎伊文斯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去了，见到周总理，总理说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批了，转给江青同志了。一转给江青，我们心里就嘀咕，但心想还有总理，当时我们把总理位置看得很高。

　　之后有一次，在天桥剧场看《杜鹃山》，我们去了。休息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找我和钱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去了。进去一看，江青坐在那儿。我们几乎都没敢坐下。她就开始了：“怎么？你们是不是对样板戏拍摄不感兴趣了？”这话一说，我们吓一跳，我们赶紧说：“没有没有！”对样板戏不感兴趣，这是多大的罪名！她接着讲：“没有就好！今天你们看一下《杜鹃山》，看完以后，赶快把它拍出来。”

　　在看《杜鹃山》以前，我已经把《海霞》的剧本改好了。本来我想筹备《海霞》了。这样一来，就只能拍《杜鹃山》了。江青那样说了，如果我们草草收兵，拍得不如前边，罪名就更大了。我们挖空了脑筋，各方面都很努力。所以在这几个样板戏中间，《杜鹃山》是我们自我感觉最好的。有个内景需要一个小瀑布，我们就在上面放个大水箱，预备开拍，水哗啦啦下来。还有场戏，背景是竹林，竹叶怎么弄也不行，怎么弄都像是假的。江青知道这事了，说：“这个好办，从江西运一点竹子来。”当时就把军队参谋长叫来，说：“你们想办法弄个专列，从江西运批竹子到北影。”这些竹子现在还在北影长着呢。我在拍《红楼梦》的时候，还用到这批竹子。是从江西连根运来的，一运到我们就把它种下了。拍的时候，连包抬到舞台中，用个小山坡挡住，拍完了就植到地里，居然活下来了。

　　《杜鹃山》江青看了并不很满意。她已经带有成见，认为我们的心思已经在故事片上了。但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这时她恐怕已经参与了整个上层的政治斗争了。

　　《海霞》

　　差点让我去了北大荒

　　《海霞》我后来是让钱江、陈怀皑、王好为这几个人联合导演的，摄影也是好几个人一起做。这时我已经负责北影厂的领导工作。

　　《海霞》本来是艺术之争， “于浩刘” 一下子把它提高到违反“三突出”原则上。有时候，我就跟他们争辩，比如说山坡上跟国民党战斗那场戏，指导员领着队伍反击，海霞挑着水上山，忽然炮弹过来，指导员救海霞，让海霞趴下，他扑在她身上，他们说这违背了“三突出”原则。应该突出海霞，怎么突出指导员了呢？我也不客气，我说难道让海霞扑到指导员身上？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她来挡指导员，怎么可能呢？为这事他们整我整了一二十个月。厂里批判我，贴大字报，集中到我的头上。《海霞》的问题就成了大问题了。

　　这时，小平同志出山了。

　　审查通过后，《海霞》全国公映，观众好多年没看到过故事片了，都感觉很新鲜，很叫好。“于浩刘”这些文化部部长副部长憋在心里了。小平同志二次下台，在“大寨”会议上，江青批评邓小平。这次会议没让我去。小平同志二次下台后，《海霞》问题又翻起来了。我又完了，又检查。

　　当时，心情很不好。我跟家里说，准备一下，我看我得要去北大荒。真都准备好了。《早春二月》的批判都没这次的严重。幸亏粉碎“四人帮”提早了一个多礼拜。本来已经准备12号，文化部召开一个批判大会，除了我还有别的人，听说还有王昆，批斗完就押送北大荒。

　　我是在家里听说周总理去逝的消息的。我们到长安街复兴门东边上等灵柩过来。街上站满了人，大家都在哭。那天是个晴天。

　　毛主席死的时候，我还没有自由，追悼会的时候，我也到厂里分会场去了。低着头，囚犯似的。

　　之后就是“四人帮”倒台了。　

　　谢铁骊

　　1925年生于江苏。1940年入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曾创作话剧剧本《吹灯》、《三勇士》、《海城起义》等。

　　1950年到北京， 1959年，独立导演《无名岛》。1960年，导演《暴风骤雨》。1963年，根据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导演的影片《早春二月》，在民族风格与电影表现手法结合方面作出了成绩，该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名片。

　　70年代相继拍摄现代京剧舞台艺术片《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和《杜鹃山》。1975年，改编、导演《海霞》。

　　80年代末期，谢铁骊把宏篇巨著《红楼梦》（6集）搬上了银幕。进入90年代，谢铁骊仍活跃在电影界，先后导演了《月落玉长河》、《天网》等优秀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