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帕斯曾经在一则随笔里面写过他的两次体验。一次是他在法国里昂，十月下旬，他在一个公园的露天咖啡馆，天气和煦，一个老头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在读书；远处是公园的服务员在清扫地上的梧桐树叶，天鹅安详地在水池中怡然自得，而一群中学生从他眼前溜达而过，帕斯感觉自己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另一次是他在新东京区的约翰·福特街上，面对的是一排排瘦骨嶙峋的高层建筑，和用自来水管搭建的令人倒胃的儿童游乐场，帕斯感觉既清晰又苦恼，他联想起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或者是基里科的画，帕斯的反映是：“枯燥无味的新城市景观里的精神贫瘠”。

　　帕斯的被击倒，正是现在城市中很多人无意识的体验。由于他们没有像帕斯那么明确地去甄别这种感受，故此所反映出的不是苦恼而是焦虑甚至是莫名的烦躁不安。在这里安东尼奥尼和基里科不过是由于这种乏味所带来的联想，因为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反映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现状，乏味其实是很难解释的，但它会侵扰人的情绪，甚至使人感到窒息。

　　帕斯是个诗人，他体验到的是内心微妙的和谐被粗陋的景致所击垮的厌倦，没有鸟鸣和花香的城市，涌动的人流和被刻意修饰、包装的女人的胴体，巨大的广告牌，汽车排出的尾气和一张张没有生气、机械的脸正是他苦恼的原因。城市正在被一种廉价的繁荣所包围，而建筑正是城市的衣服，它映入人们眼帘的已不是一种娴雅的风致，一种得体的韵律，而是张牙舞爪的狂欢。而此时对于一个悠闲的旁观者来说，这种宁静和观察所给他带来的苦恼是难以言诉的，悠闲给人带来的是诗意的观察，是心智的灵动和丰富的感受能力，但面对这样的景致，他必将被带到一个近乎荒诞的体验中。人们都在干什么？现代文明究竟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我想没有比在宁静的时刻所感受到的、现代文明所诱发的心灵灾难更痛苦的感受了。有什么能比繁荣下的无聊和厌倦更折磨人的心灵呢？早在20世纪初期，英国学者、文学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在他的著作《文明》一书中，无比热情地赞美古希腊人的文化和生活，但他同时也说道：“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简直连体面都顾不上”。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贝尔对“不体面”的雅典人大加赞叹呢？他发现了现代文明正在无情地毁灭着人们精神生活的质量。而城市的高楼正是将人们内心膨胀的欲望通过这种张扬的形式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贝尔的厌恶虽然和帕斯的直观感受不一样，但都是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匮乏。

　　帕斯的苦恼使他在《谁读诗歌》的一篇论文中，不无忧虑地写到：“一旦出版商的主要目标是出版畅销书和供大众娱乐和消费的作品，一个国家的文学就寿终正寝了，一个社会也就变得颓废了”。帕斯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多少已经痛切地感受到这种“寿终正寝”的来临，当城市开始“长高”的时候，正是“侏儒”开始成批走来的时候，而一个城市文化生活的堕落标志着成批被复制的“侏儒”被粘贴在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下，他们用同一种语气说话，用同一种方式思考，整齐划一地表达感情。

　　而城市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它也在被成批的复制，人们无法感觉到走在纽约、东京或者香港的街上会有什么区别。清一色的建筑、汽车和匆匆的人流构成了全世界所有城市的一个基本风貌。个人被无情地吞没，变成一个个飞速旋转的齿轮，它形成了都市生活中的“集体躁动”，久而久之，精致的、艺术化的感受已经变得多余，甚至连基本的判断都会丧失，因为在集体性的语境中，个人的声音将是危险的，如果你不放弃自我价值判断的话，很显然，你将被城市所抛弃，甚至被所有人抛弃。

　　脑白金和音乐剧

　　时髦总是伴随着广告一同到来，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活是否贫乏其实去看他们的广告就会明白。当“脑白金”的广告把我们砸得一愣一愣的时候，那么随之而来的音乐剧的狂欢就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音乐剧是随着都市商业文化的兴起而产生的娱乐料理，和时下的肯德基、麦当劳一样，它形成都市大众生活的连锁店，就像流水娱乐，都市生活的大卖场就是集购物、娱乐、饮食于一体的休闲场所，人们既在里面消费，也满足了廉价的出游的喜悦。去年，音乐剧《悲惨世界》、《猫》等横扫上海和北京，在舞台剧的演出上，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奇观，尤其是《猫》，连演五十多场。一时间，城市的“雅痞”似乎非《猫》不谈，非《猫》不看，而《猫》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一时间成了都市文化生活的“显学”。音乐剧在短短的时间内吸引了如此众多的都市人的视线，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和审美趣味的低下。人们的欣赏口味屈从于广告，屈从于炒作，而时下所谓的“大师”大多是媒体炒作的一盘菜，为了商家和自己的利益，媒体不惜沦为清客。

　　音乐剧起源于高度发达的西方商业文化之下，它代表着一种市民化的简单感性，甚至有些愚弱的审美趣味，它的产生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显示了西方精神文化的疲惫和无奈。《猫》在伦敦西区上演后，几乎所向披靡，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阵音乐剧的热潮。但在西方，娱乐音乐和严肃艺术毕竟还是泾渭分明的，当你看到英国桂冠诗人休斯的诗集《生日信札》第一版就发行10万册的话（虽然也有些窥隐的味道），你就会感觉在国内出版诗集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正是在这种现状之下的“音乐剧狂欢”则更使人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滑稽和荒谬的感觉，当一个城市缺乏高屋建瓴的文化生活的时候，广告就会取而代之地成为一个文化的符号，而当“脑白金”广告这种低级的伎俩都会吸引无数人掏腰包的前提下，《猫》自然是一道文化大餐了。

　　音乐剧给本来就缺乏文化生活（严格地说是根本没有文化生活）的市民带来了一阵时髦的域外气息，但我觉得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文化修养的市民趋之若骛的赶时髦心态，而恰恰是都市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知识分子”在商业文化的大潮下仿佛个个得了“噪狂症”，他们可以随便把以前所读的名著抛之一边，而对麦当劳式的艺术顶礼膜拜。都市的文化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经受了“脑白金”狂轰烂炸式的都市人，在文化的选择上都显得轻飘飘而失去了方向。这使我怀疑，我们以前所崇尚的名著究竟是对名著的阅读还是对名气的阅读。

　　失去文化直觉的都市人当然对选择上只会“拿来”，而不会判断；那么表面的文化热潮实际上只是一堆图有其表而无实质的热闹罢了。《猫》的走俏并不说明大众对艺术失去判断，而是证明了都市中严肃文化所面临的悲剧。

　　市民的趣味对文化来说产生不了什么特殊的意义，“辣妹”的唱片在全球销量达千万之多，但这并不说明英国文化生活的贫弱，它只是证明流行的趣味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像如今的“女子十二乐坊”，责怪它的走红似乎毫无理由，而一个有着文化眼光的人不会去责怪一个城市的流行文化，而会为它只有流行却没有其他而感到悲哀。

　　《猫》的寓意也许正在于此，它进入国内市场并不奇怪。而奇怪的是我所看到的都是来自各方面的欢呼，甚至在音乐学院都为此开设了专业，迫不及待地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我们如此轻易就投降了，而投降的对象仅仅是连西方普通的文化人都不会去溢美它的商业剧，那种拿着冰激凌仿佛去游乐场取乐的商业文化大餐。这种情形除了说明在一幢幢气势逼人的高楼之下是一颗颗空空的头脑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新天地”和雅痞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也许可以用城市中“雅痞”的数量去量化，这可以是一个标准，但“雅痞”是无法证明一个城市在精神领域中的质量的。在100多年前的巴黎，它的精神符号只是指向那些混迹于拉丁区的、身无分文的艺术家那里。而巴黎众多的咖啡馆只是一道风景，它所代表的不是文化，而是消费。是巴黎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消费的档次，而不是咖啡馆本身就具备文化的功能。如果巴黎没有那么多自甘潦倒的艺术家的话，没有那么多风度翩翩的艺术商、掮客在里面周旋张落的话，那么它的那些咖啡馆所具备的功能和麦当劳差不多，只是提供了一种消费方式罢了，所以巴黎的咖啡馆是借助于文化才使它具备浪漫的符号。

　　正在躁动中的城市是不明白这种依托关系的，一个城市如果缺乏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的话，就像一坛死水那样是没有活力的，哪怕它的咖啡馆再多，也只是一种模仿，一种伪浪漫。

　　当我走在杭州南山路的时候，街道两旁的风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我却莫名地怀念十多年前来的时候所看见的萧条和破旧，那种古城的沧桑感和对历史莫名的追忆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它使我发现现在的南山路就和上海的“新天地“一样散发出一种新贵的“雅痞”气息。

　　一边是丰姿绝代的西湖，是琴箫声中映托的埃乃归舟的韵味，它让人遐想，也让人体验到自然之物的奇妙和不可描述；一边却是沿街的咖啡馆、酒吧里传来的喧闹的摇滚乐声，它使我想起上海的衡山路，但我并不想在西湖散步的时候感受到家乡的气味。

　　我没有理由去评判南山路的咖啡街是否合理，我的趣味毕竟只是个人的。在我脑海中所涌现出的是苏东坡、苏小小、是西泠印社的同人在把酒欢饮，是李叔同孤傲的、被曳长的身影，是马一浮先生在蒋庄的闭目凝思，甚至是芥川龙之介在“楼外楼“对面的长椅上闲散的观望，是那种宁静的孤单和羁旅的惆怅。而现在只剩下红男绿女的闲扯或者调情。

　　上海的“新天地”已是城市“雅痞”时髦的代名词，但它的繁华掩盖不了它虚弱的本质，像游乐场一样众多的人群已经使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所变得喧闹不堪，而油头粉面的人群却是无论如何也撑不起浪漫意味的。上海似乎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真正的浪漫，有的只是浮华和蹩脚的模仿，在二、三十年代，它模仿欧美，而在现在它又开始模仿以前，那种怀旧的、张爱玲似的小女子似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上空。

　　“新天地”有的是怀旧，有的是“雅痞”心甘情愿、不计成本地往里面扔钱，有的是时兴的女子到此花枝乱颤，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只有一件件金缕玉衣遮蔽着一个个空虚的躯壳在午夜溜进出租车。

　　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活离不开“雅痞”的支持，但“雅痞”在数量上的增多却缺乏质量也是都市文化的不幸。“雅痞”是可以培养的，这就需要都市文化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场”。如果巴黎没有那些艺术家的话，那些“雅痞”也无以附庸风雅，也不会有那么多懂行的画商和经纪人。“新天地”其实只是一个剩余金钱的“排泄地”，它靠一种虚假的文化、虚假的浪漫来诱惑那些有钱的“雅痞”们来此消费，它的目的是商业的，是利润，而文化只是一个幌子，是营造、是广告。

　　“小区”的媚外

　　我们小时候习惯将小区叫村子，而现在很多旧式小区还是称作村子，比如像我以前住的地方叫“上南三村”。但随着都市的发展，现在已经很少听到将新造的小区称作村子的了，不过称呼的改变也是顺其自然，民间的流行语几乎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不足为怪。但现在的住宅小区很多都透着一股夸张和媚外的气息，比如“柏林春天”、“金榜世家”，咋一看我们仿佛都生活在“万国博物馆”，或者“翰林院”。乘车不过几条马路就会一会儿看见巴黎，一会儿又走进伦敦，但小区的建筑却是大同小异，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知为何将名字起得如此响亮。

　　《红楼梦》中曾有贾政带着宝玉和一帮清客参观刚落成的荣国府，并按照每处“小区”不同的景致分别起名为“怡红院”、“稻香村”、“潇湘馆”等等，名字雅致且切题，让人一看眼前就能浮现出小区大致的风貌，甚至能感觉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当然，这种私人化的住宅和群居的小区不一样，但一个城市用过多的外来城市（或名胜）作为小区的名称难说不是一种集体性的媚外。

　　当一个城市无视自己的传统，无视自己的文明的时候，媚外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铺天盖地降临。当然，我并不指责“拿来”，人的思维不该因为狭隘而拒绝学习好的东西，但当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商几乎是集体性地将西方的皮毛，甚至仅仅是一个称呼都毫不拒绝地搬来的时候，那么这座城市哪怕有无数个世界第一也无法掩盖它内在的贫困。而没有什么比住在宽敞的豪宅，吃着精美的大餐却又瞪着一双发愣的眼睛更可悲的事了，城市的高度在飞速地增长，凛然有不拿世界第一就绝不罢休的豪气，但在这种豪气的背后却露出了马脚，露出了集体性的懵懂。

　　就像现在的“人文”仅仅是一个时髦的名词一样，无论广告或者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打出“人文”的旗子，仿佛只要提倡人文就能直达彼岸一样。我曾经去过一个朋友的新书发布会，在一个高达50层的旋转餐厅，极目四望，眼前出现的是一根根石柱似的高层建筑，透着一种荒凉和压迫，而少量的绿色犹如被挤在夹缝中艰难的呼吸，正如帕斯的感觉一样。

　　城市的文明不需要用高度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用域外的名称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刘姥姥进大观园显得滑稽，但她在自己习惯的乡村，却也是一个厚道人，她找得到自己的位置。如果城市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丧失了自己的判断，那么像刘姥姥那样在荣国府中丑态百出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出丑倒还不难堪，难堪的是明明出丑了还强调所谓的“人文”，这就显得贻笑大方了。

　　“江南小镇”虚幻的悠闲

　　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些我们小时候常常去摸鱼捞虾的，不起眼的江南小镇成了都市旅游的一个时兴的地方。江南的那些古朴的小镇在八十年代还是安静的，虽然不时有些画家和摄影师光顾那里，但对一般的市民来说，他们情愿躲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机也不会想到乡下去寻觅那种清幽和淳朴。

　　时过境迁，如今的江南小镇早已是今非昔比了，随着都市人流的大量涌入，那些千百年来都少有人去关心的宁静的村落刹那间成了风水宝地。和都市一样，那些仿佛从睡梦中惊醒的人猛然发现了它的价值。于是那些早已破败的陈年旧屋又被装饰了起来，清一色的粉墙黛瓦和被整治一新的小桥流水，一派的喜气。近几年江南著名的古镇都从都市狂热涌入的人流中尝到了甜头，经济是上去了，但本来宁静而富有诗意的村落却变得乱哄哄的像个大农贸市场。

　　集体的躁动像瘟疫一样在各地蔓延开来，我去年去过的一个正准备开发旅游的浙江的宋代古村落，因为还在修茸，故此没有游人前来参观。而幸亏我们来得早，从村里的老人哪里才得知，居然有很多老建筑是推倒后重新仿造的，这使我仿佛吃了一只苍蝇那样大倒胃口。

　　这种表面上小桥流水、宁静安康的江南水乡风情其实是虚假的，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躁动。它为久居都市的人提供的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古朴，而那些恶俗的民间仿古表演就像都市酒吧中软绵绵的怀旧歌曲一样，体现了一种造作的虚伪。这种虚伪正在破坏乡村本来的面貌，它是乡村对都市流行品味拙劣的模仿。它给本来清幽、散淡的乡村景色披上了一件艳俗的大氅。

　　悠闲是一种心境，是一种超然，它反映的是人生的一个态度，而江南小镇由于其本身地理位置的缘故，远离城市，人口不多，生活相对也是散淡的。对都市人来说，那些小镇上的居民体现的是另一种生存的模式，由于和自然贴得很近，人们的生活也大多悠闲自在，这对疲于奔命的都市人来说的确是有吸引力的，而大量的都市人开始放弃以前首选的名胜古迹到那些小镇来，也反映了现在都市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他们渴望去体验那种淳朴的乡情，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假期的江南小镇比都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刚脱离了都市喧闹的游客转而又进入了一个比之更喧闹的地方，这种结果看似令人啼笑皆非，而事实上是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循环不断的躁动的怪圈中。江南小镇需要开发旅游资源，只能大量的造伪，以满足游客的不断涌入。因此，它需要的不是游客的质量，而是数量。它要给游客提供的不是那种具有艺术化的审美品味、一种江南独有的风致，而是一个场景，一个到此一游的粗陋的感官诉求。我来了，我看过了，就像都市人大多喜欢尝鲜一样，他们常常热衷于去品尝各种不同帮派、不同菜系的饭店，而乡村也是都市人品尝的一道菜，至于悠闲，回归自然只是一句好听的广告词，一种时髦罢了。

　　如今，许多江南小镇和其他旅游胜地无所区别，它所谓的回归自然只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词，它仅仅是一个广告，而实质只是区别于都市高楼大厦林立的又一座都市罢了。

　　老鱼跳波瘦蛟舞

　　去年曾到大剧院去听现代歌剧《赌命》，歌剧安排在只有几百人的中剧场演出，显而易见，来的大多都是圈内人士和少得可怜的歌剧爱好者。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场非常具有文化气的演出。在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准备去承受两个小时无调性音乐的折磨，既然早有心理准备，感觉自己也能心平气和地呆下来。但随着歌剧的展开，耳朵便开始不受用了。虽然我已有很多听无调性音乐的经验，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耐着性子听下去的，而我真正喜欢的无调性音乐，大概只有韦伯恩和极少数其他人的作品。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韦伯恩的音乐奇短无比，我把韦伯恩的音乐当成是一种幻觉，或者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意念，而并不把他当成是一个深刻的知识分子的音乐。事实上我还是非常欣赏韦伯恩的，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的短小和独特，而是他那瞬间的意味吸引我。我想，我不会无端地因为自己不喜欢而去反对别人，事实上现代派中有许多杰出的音乐家，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灵魂。我想我能够听得出来。

　　《赌命》只是一部用无调性音乐串连起来的歌剧，和一些庸常的现代派作品一样，它有的是文化的门面，有的是作曲家冗长的解释，但它不会勾起我听完戏后去喝酒的欲望，而只会让我拍拍脑袋，喊车回家。

　　我已经很难明白我们城市中所谓的文化生活能给我带来异常的激动，大剧院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城市的门面，是一个装饰，我渴望去听到那些不同于已有的古典音乐，因为我实在听多了，总想去听听一些新的作品，却不想去听有文化的作品，或者是先锋的作品。但近几年来有品味的音乐会却使我昏昏然。

　　也就是在听《赌命》以前，去听过一场谭盾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上下半场分别演奏他的《水乐》和电影《卧虎藏龙》改编的大提琴协奏曲。平心而论《水乐》确实能体现谭盾的想象力和技术上的才气，他运用多媒体的手段将音乐的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卧虎藏龙》却使我感到苦恼，对大提琴的折磨不说，那段抒情旋律简直就像是流行歌曲一样，俗气扭捏，绝非具有大师品味的旋律。我一直有一个直觉，并深信我的直觉有些道理，就是一个音乐家的心灵可以通过他写旋律表现出来，而要观察一个作曲家是否有灵魂，旋律往往可以证明，因为技术是可以制造的，但感情是无论如何也制造不出来的。甚至像斯特拉文斯基这种极端理性的作曲家偶然写那么一段抒情的旋律就足以使人激动地流泪。

　　就像空洞的艺术总是在宏观上做文章一样，谭盾的音乐有些像好莱坞的大片，而所谓的东方情调不过是他做菜的调料罢了，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虽然歌颂的是人道主义，但就像我这种从没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它根本就不是美国文化，而只是美式调料。

　　谭盾的音乐其实只是一种市场的消费品，是一件披着文化华丽大衣的高级料理。他的音乐没有文化的自觉和文化心理活动的痕迹。文化是不需要挂在口头上的，有时你甚至从一个人的眼神中就能判断出他的真伪和他的文化直觉而无需解释什么！

　　对西方人来说，东方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其实说神秘还是在为自己脸上贴金，如果西方人像东方人关心西方文化那样去关心东方文化的话，那么这层神秘是不存在的，所以神秘恰恰是说明了西方对落后的东方在文化上的冷淡。而一个对东方文化毫无感觉的人，自然会把表面的东西当成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在歌剧《赌命》中，出现的和歌剧内容并不相干的大段的古琴、笛子、琵琶演奏和三字经等等，不说明别的，只能说明作曲家在面对西方社会时候的心理弱势。《赌命》的首演在瑞士，它拙劣的手法正是希望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能有个粗浅的了解，但这种急于表现的心理无论如何不会是文化的表现，更不是艺术上的考虑，它充其量只是介绍和普及。《赌命》在西方受到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在上海大剧院也许就是这种普及的佐证。

　　《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安德鲁·克拉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中国音乐家在欧美舞台上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尤其在美国更是形成了自己的阵营。正当很多白人作曲家，由于没有创新或经费短缺不再受宠的时候，中国作曲家们的亮相，意味颇为深长。从这个意义上，演出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而音乐本身似乎已经退居二位了。”在评论谭盾的《地图》的时候，他又说道：“谭盾因为受到一位在中国南部的鼓手的启发，制作了这部声音与影像的拼凑品。歌唱的中国姑娘，吹树叶的中国小伙子，敲击石头的仪式，这些内容充斥在矫揉造作的影像中，音乐只能说发挥了简单的解释作用。”

　　这种连西方知识分子都无法蒙蔽的拼贴式的作品，却在他说母语的地方大行其道，也许谭盾是因为为国争光而被国内媒体无限地拔高，我们文化生活贫弱至此，消费品替代了艺术品，在大剧院当谭盾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座城市里真正的音乐在什么地方，也许它根本就没有，我们有的只是像麦当劳一样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品。

　　国际大导演张艺谋和谭盾一样，如今媒体对他的诸多批判已经够多了，在此我也无须做过多的评论，他和谭盾一样只是两个“老鱼跳波瘦蛟舞”的中国品牌，是一张时髦的名片，却都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帜。在我们日趋丧失文化生活的境况下，在媒体大肆的渲染下，我们只得吞下这种廉价的消费品，在吵吵嚷嚷的喧闹中沉默不语。

　　帕斯的感慨还有安东尼奥尼和基里科可以抚慰，他可以通过联想去缓解那种窒息的乏味，但我们在面对和帕斯同样困惑的时候，却想不起什么人可以提供联想。出门就是高楼，打开电视就是令人作呕的广告，书店到处都是廉价的励志书籍，花花绿绿的仿佛看了它就会使人走向成功一样。而在咖啡馆里充斥着的也是一张张成功人士的脸，仿佛在向人们暗示，想要和我一样悠闲，你就得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