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中国

　　中国古人喜欢用一匹白马从狭小的门缝中急驰而过的感觉来比喻时间的短促，称时间“如白驹过隙”。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欣赏摄影作品时，总会想到这几个字。这倒不是因为快门的开合有“如白驹过隙”般灵动与急速，而是因为摄影艺术在瞬间把流逝的时间固定的特质，让我想到了门缝中的那匹白马在一瞬间“不止不行”的状态。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通过摄影作品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许多感受和思考，甚至有一种“第二次涉过同一条河流”的错觉。在此次“紫禁城国际摄影大赛”上，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和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就让我真真切切地又一次回到了逝去的中国。

　　飞驰而过的时间除了让我们联想到白马，还会让我们联想到车轮。因此，用人与交通工具的共存关系、用交通工具上的人来反映一个逝去的时代，绝对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王文澜和王福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他们的照相机记录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中国——车轮上的中国，只不过一个拍的是自行车，一个拍的是火车。有趣的是，两位摄影家的作品虽然都采用纪实的手法，都用的是黑白胶片，都把镜头对准了普普通通的百姓，都真实而生动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生活的鲜活瞬间，都给了人们极大的美感和微妙的触动，但是，仔细琢磨起来，那感受却十分不同。

　　读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我感觉到的是一个亲切、舒服、闲适、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中国：不管是那个城市街头静谧、甚至带点风雅的修车小摊，还是在大学图书馆前常见的排成两条长龙似的临时存车处；不管是那个穿着拖鞋、后衣架牵着一头毛驴的优哉优哉的汉子，还是车大梁上驮着孩子、与踩着高跷的“关公”前后脚去赶社火的农民；不管是穿着当年时髦的军大衣背着吉他和哥们去找寻都市之夜的欢乐，还是一个人在暴风雨后的街道上湍行，都让人感到一种愉悦和轻松。即使是像头牛似地拼命用自行车拉着一大车满载的竹筐，也不会让人仅仅感到苦和累，那镜头里面的美感，使你面对这个难得一见的运载工具时只觉得惊奇。你不会怪那个推车人太贪心或不自量力，而是会带着一丝微笑由衷地佩服他杂技演员般的勇气和劳动技巧。还有那张让人过目难忘的照片——像蚁群一样浩浩荡荡推车通过火车闸口的人流、车流。这个只可能出现在中国的触目惊心的场面，也让人在惊诧的同时，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会心一笑。更不要说那对在汉白玉栏杆下小憩的祖孙俩了。真不知道这爷俩的那份“大自在”是来自皇城根儿的历史积淀还是来自优越的社会制度。

　　读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我感受到的却是一个拥挤、混乱、肮脏、甚至丑恶的中国：不管是那个奋不顾身争抢上车的拥堵的车门，还是那个严重超载、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车厢；不管是吊床上男孩晨光下孤独的“雄起”，还是卧铺车厢里旁若无人的集体“晨妆”；不管是临时牌桌上雷打不动的麻将运动，还是窗口旁望着两只呆鸟的四双无神的眼睛。所有这些与火车有关联的图象，竟然都引起令人不快的记忆。

　　应该说，这两种车轮上的中国都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经历都可以为他们作证。应该说，这两位摄影家都是杰出的，他们用他们的照相机客观地记录下了令他们感动的瞬间。这两组照片，正好是中国社会的两个侧面，合起来，才是刚刚成为过去的那个中国。但是，为什么自行车轮上的中国令人愉悦而火车轮上的中国却令人不快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不容易简单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在美学的层面上，虽然自行车也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但人力驱动的原理使其依然可以成为农业社会的象征。对千百年的传统文明，它不仅不构成威胁，而且还带有某种与玩具类似的游戏性质。与自行车在西方世界常常被看成一种体育用品不同，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当年与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被称为“四大件”的两个轮子的车辆，不仅仅是城市中最便捷、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曾担负起城乡居民许多货物的运输任务。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它曾是最贵重的动产，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是富足生活的体现。自行车，在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曾经有过有关它的美好记忆。

　　火车却不同，它是典型的工业文明的产物，它巨大的力量使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以摧枯拉朽之势破坏着原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男耕女织的田园景色。它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不归路，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城市文明、西方文明和无数美丽的梦想；它迅速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也同时把农村定义为落后与萧瑟。当我们这一代人看到火车时，首先想到的是离乡背井，是“上山下乡”，是“支边”，是“下放”，是无数与生离死别有关的特定场景；而对后一代人来说，火车是民工潮的最明晰的见证。只有它知道那一双双年轻的眼睛里为什么会同时闪现出希望之光与迷茫、困惑、绝望。

　　自行车是舒缓的田园诗，是改良，它和驾御它的人可以轻易地融为一体，让你物我两忘；而火车，则是震耳欲聋的进行曲，是革命，它可以载你去任何地方，但对你而言，它永远是他物、他方。自行车的铃声，是诗句的一连串省略号，清脆悦耳；火车的轰鸣则像战争中的大炮，凄厉、巨大，又总在你不想听的时候响起。当然，仅仅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火车的确比自行车要“进步”许多。但是，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给人们带来的都是幸福。社会的所有进步，其实都是有代价的。今天，当我们的社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进步之后，当我们的社会已经认识到环保的重要并开始努力保护迅速消失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把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和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放在一起看，倒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