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其实我今天也在发烧感冒，但是昨天晚上赵春强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没有办法我还是来了。讨论张艺谋与中国电影，我觉得稍微改变一下更体现我们讨论的意义，就是张艺谋与中国电影的内在冲突，甚至也可以从中国政治化国家然后走向改革开放，然后走向全面市场化的国家，电影现象、文化现象进而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文化演进。

　　现在经常说什么什么后，比如博士后等，但我觉得人类更处于后文化时期。我们过去接受文化的内涵正在一步一步被解构掉，现在的文化已经跟我们从前的文化有了内在的冲突，我接触电影比较早，我一毕业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又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十年，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我回想一下我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电影事物理念的矫正。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留在文化部从事文化公务员，有那么多的单位可以选择，结果我一下子选择了电影，那是因为我喜欢电影。在5、60年代的少年喜欢电影，跟现在的孩子喜欢电影截然不同。当年一个大学生跟现在一个大学生的学子喜欢电影也是不同，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叫电影，我写过文章，电影是艺术，我是因为电影是艺术才跨进电影制片厂的门的。这是最初年轻人对电影的感觉。

　　后来随着最初的商业化，我们的电影现在退到最后，就是广泛的对于电影甚至可以由电影联想开，对许多种包括你刚才讲到的服装秀、时装表演、选美，跟最初的选美和时装表演也已经不一样了。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人发生最简单的变化，即使谈恋爱，也已经不习惯于给女孩子用钢笔抄下一段情诗，而现在是通过手机了。我的那些男生、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用手机谈恋爱。包括当年的拜年，现在楼上楼下打一个电话就算拜年了。人类怎么可以不读书？人类离开阅读是什么样？但现在调查一下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了阅读，我们跟书的关系不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疏松。就因为这些现象，人类文化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非常像古罗马后期文化，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古罗马前期的文化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而到后来所有的这些文化元素都没有了，就变成狂欢，狂欢式的文化，在中国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研讨的意义首先是在这儿，超越一下张艺谋，超越一下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来看一下我们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类文化都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的内在冲突究竟是什么？前两天我给学生放了两部电影，看完了之后他说老师你放这两部电影，看了之后比较失望，我们要看是有思想的，要看对现实进行诠释的，我来之前我给他们看的是《带电电影》，美国的电影和德国的电影非常不同。我们跟美国人是有差异的，美国人是有反思的。给他自身的电影大业带来了空前的成功，在成功的背後都在想他们引入了什么？他们自己是不是也同时被这种科技式电脑所利用？如果说还有更深刻的台词，叫罗兰的带一个徽章，这个徽章意思非常的意味深长，这一切该怎么结束？当两个演员在一起交谈的时候，他们是小时候的玩伴和朋友，但他们在做秀。美国人考虑过把电影改造成什么样，他为他们的孩子和下一代拍形形色色的电影，让他们的孩子看多种多样的电影。包括文艺的电影、文化的电影，甚至包括《拯救大兵瑞恩》《辛特勒名单》，而我们的改造是只看大片，而不看其他样式的影片。我们在内在的冲突中还有另外一种样式，像钢琴师、钢琴课，他们就钢琴就创造了那么多的电影，还有刚才电影里面身体象征性。那都是人性最深层的部分。人家在反思的，我们中国的电影其实恰恰是连一点儿反思得没有。我们是跟在人家身后只不过直接的拿来而已。

　　另外中国和其他国家是那么样的不一样，整个中国我个人的感觉有一种撕裂的状况，从贫富就有撕裂的状况，还有东西部和沿海地区也是一种撕裂的状况，我们恰恰是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要的是什么文化？其实我们可能要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要的是狂欢式、娱乐式的。而恰恰是一些另外一些偏远的西部的人，那些孩子们他们看非常娱乐的电影的时候，其实不能跟我们共享。你发现他不能跟我们共享，他不能感觉到我们花那么高的票价看电影所获得的欢愉，但他可能看伊朗的《小鞋子》会体会到，现在中国最缺少恐怕是思想，我刚才举到的那几部片子都有思想，《再见列宁》的思想等等，在我们影视中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我们在一种集娱乐、欢快，有时是颓靡、沉醉和纯粹观能式电影的包围下，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可能都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渐渐丧失掉了思想上的能力。这种文化对于我们未来中国人的质量肯定有一定影响的。

　　因此我想只不过是中国电影内在冲突体现在张艺谋身上，由于张艺谋他的导演地位他成为我们所瞩目的人物，体现在他身上的时候，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我觉得张艺谋电影无非就是提供给我们超越一位导演、一两部电影来思考我们整个文化的状况。

　　比如说张艺谋的《英雄》，我觉得也还看到导演自身对电影理念的撕裂状况，那样一种内在冲突，你发现《英雄》是想讲思想的，但那个思想之暧昧和思想背后所承载那样一种思想，我看到过一句话，当《英雄》里面那样处理一个燕国的侠士，他的国已经被灭了，对被灭他国的强者处于那样状态的时候，这时候的思想处于暧昧不清，当这样来诠释一个“侠”的思想，几乎就无话可说了。我至少认为他是违背历史了，在战国时期哪些国家是最不幸的国家？不是秦、楚这样的大国，而是那些小国。那些小国本身是要安定的，天下大乱不是这些小国造成的，是那些大国不断要吞并小国，从政治家那里看，秦始皇应该统一，而从史学家是另外一种角度。

　　《十面埋伏》里面没有思想，我们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沮丧，就是希望我们一流的导演拍出一流的影片，在这种文化的冲突中引领我们理想中愿意的文化，而我们感觉没有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一种沮丧而已。但我也在想，事实上我们应该这样看问题，作为作家你总得允许一个作家写几十万、几百万字是一篇很臭的小说，世界很多的作家都写过不好的小说，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非常优秀的导演拍出了令观众不是那么喜欢的电影，如此而已。恰恰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现象抱以一种宽容，我们希望张艺谋以后能够调整自己，从文化和电影内在冲突中，他更有资格，也更有条件找到和做到我们希望他做的那个愿望。你仔细想一想，光宣传费就几千万的话，有多少导演他们的才华和他们的努力，他们对电影的热爱，他们有的时候找300万都非常难。这个话应该讲给有条件投资电影的投资人，把视点更多的放在第六代和更年轻的一代身上，只有靠他们才能创造中国电影更多元化，一些更有乐观状态的一些新片。我对整个中国电影的希望，我确实放在第六代或者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些导演身上，我恰恰觉得仅仅可能，确实是这样。

　　来我自身都发生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一个真相，应该指出来，坦率的说出来，但在80年代写作的时候，我最低的稿费是每千字是3元钱，当稿费低到这时候的时候，你发现你写作的状况也改变了，因为你头脑根本不把写作和稿费联系起来的，所以之前的写作都是非常的纯粹。就算获奖，短篇奖300元，长篇奖500元。记得把我作品要拍摄《雪城》的时候，制片给我拍来一台18寸日本原装彩电，我当时心里充满了感动，心想把我作品拍成电影，还要给我彩电。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好电影出现，所以我们希望无非是大投资、大制作，导演和演员可以通过一部片子有极高的收入，但尽量给我们文化提供可供经典，特别是有条件做的人，这才是对电影文化的贡献。我就先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