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乐讯：由《艺术评论》杂志社发起的“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11月10日在北京举行。权威学者精英将群聚一处，毫不偏袒地对张艺谋现象及艺术作品进行细致完整的总结研讨，并毫不遮掩地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希望张艺谋能够继续进步，更好地撑起中国电影的大旗。以下是中北塔的发言：

　　北塔：

　　我是现代文学馆的，刚才提到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我更多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这个活动接触之前，我写过两篇非常小的文章，就是影视评论，我争取说自己的话，好象有些朋友挺喜欢，《艺术评论》邀请我写一篇稍微大的文章，因为他们要出一本关于张艺谋和现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书。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算是比较正式的。我现在就稍微说一说我主要的一些观点。《帮闲文化的充斥》，当然我的充斥是褒义词，帮闲文化，我们很大一个文化就是休闲文化，更多意义上说是在帮休闲文化的帮闲文化，前面鲁迅意义上的帮闲还是我要说到的。上午说到美国的文化对张艺谋的接受，我前一段正好在美国，本来是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后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跑了几个地方，碰到不管是在那儿的华人还是美国人，我碰到的美国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当他们要跟我聊中国文化的时候，历来要提到张艺谋，而且要说好大一通。比如我在纽约碰到一个大学教授，他本身是研究黑人文学，最近娶了一个中国太太，所以对中国文学特别关心，而且迷恋中国电影。我一跟他见面他就大谈张艺谋，而且是从正面来谈。他说如何欣赏张艺谋，张艺谋可贵之处。然后我就跟他辩论，我这个人喜欢辩论。后来说到他一直点头，我说的那些角度作为美国人是理解不到的，或者我提供背景性的知识或者信息，他因为不了解、不理解而导致了一些他的看法。

　　今天我们来谈张艺谋一定要把它当成社会的现象和文化的符号来看准确一些，不管媒体的宣传还是口碑相传有很多的误解在里面。这些误解不仅在中国有，在国际上也有。张艺谋给外国人的形象是那样一个形象，很多方面是不符合现实的。不管是他本人的形象还是他做的电影以及后面所谓的思想和艺术手法，都给人很多的误解。我就想通过这些误解出发来谈一谈它的一些问题，我主要是谈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不是搞电影的，所以没有办法从电影技术上分析张艺谋这个电影或者那个电影。

　　刚才我说了一个对张艺谋形象的解读，从社会层面来看是社会的领域，从文化层面来看是文化的领域。从社会层面来看，我们要看普通观众对张艺谋的接受，为什么接受？通过怎样一个机制来接受的？从文化的角度更多是涉及到所谓刚才那位老师说的知识分子的角度，确实这两个角度是可以分开的。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领域更多是策略上的东西，我们要考察张艺谋做电影的策略，而文化领域是涉及到他本质性的东西。上午罗老师谈张艺谋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必须要谈，否则没有办法理解张艺谋整个的变化。80年代早期中国做电影确实是非常的艰辛，虽然我年纪轻没有感受，但从老前辈的谈话里面接触很多，我也能够完全理解当时的那种压力。张艺谋做的非常聪明，他没有迎刃而上，他很聪明的采取了一种逃避也好，或者绕过去的策略。它很懂得在哪个地方是可以说话，哪个地方是不可以说话的。他在不可以说话的地方保持沉默，在可以说话的地方肆无忌惮。张艺谋电影艺术说法是完全解放，而且是扩张性的解放。在意识形态的禁区是一动不动的。也可能他是故意用这样一种方法对意识形态的暴政进行减压、减弱的策略。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如果你完全跟意识形态较量的话，你不可能出来，肯定会把你在萌芽当中就掐死，而通过改写的方式，一方面在社会缝隙里面出来了，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在80年代已经厌倦了主流话语的叙事方式，又期待新的元素出来，而张艺谋正好在这两方面做到了一个平衡。一开始拍的电影如果从壳来看，都是革命艺术题材，然后再上人性的因素、性的因素，包括原始欲望的元素，对这些元素进行装饰，这些正好让中国一般老百姓能够接受，而且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快感和欲望的发泄。

　　张艺谋在这种感谢意识形态的过程当中是尝到了甜头，然后继续变本加厉的变成了经验和历史资源加以扩大和利用。我在看《红高粱》的时候，他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改写，对意识形态进行减化和消减的当中，跟意识形态是一个紧张的关系，不可能很好的达到平衡，你看电影充满了紧张感。但到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就没有了，感觉很服帖，内在的紧张感已经没有了。这标志是前期改写意识形态的结束。就好象一个奴婢和主人本来有紧张关系，后来就升格为小妾，升格为正式夫人，那紧张关系自然就消减了。我想把这种转变的程度可以用投诚这个词来形容。张艺谋从红色经典过渡到后来《英雄》，我觉得他好象要为意识形态，我刚才说了，红色娘子军已经融洽了，但还不够，他要为意识形态寻找更加历史化的存在合理依据。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合法性，有合理的外衣。当然我觉得张艺谋做的挺好，《英雄》一出来确实影响很大，他的功劳比翰林院所有的枪手都更有效。

　　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华人，他在纽约做杂志，他也是我的诗友，他看完了《英雄》之后，曾经写了一首诗，他说英雄的片子布什看了非常高兴。我说撒达姆看了也会很高兴。他为中国一体化的专制，如果不是专制的，只要是一体化的体制，政府的制度观念在辩护的时候，在我的底线上是让我受不了的。我想更多的要分析一下张艺谋为什么从革命艺术题材一直到了远古的艺术题材？这肯定跟张艺谋出生有关系，他是陕西人，好象二十多年前张艺谋还没有真正出道的时候，他曾经跟陈凯歌说，我宁愿是秦人，而不是中国人。他要做秦人，我觉得他对历史、秦朝的历史，对秦始皇的形象有一种迷恋、狂妄的历史性的想象。这不仅在张艺谋身上，而且在其他一些陕西人的身上，河南人的身上，所谓来自中国古老文化积淀的这些地方，这些人的身说我看到一种文化恋尸癖，《英雄》是他文化恋尸癖集中的体现和爆发，这种爆发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穿的外套就是武侠，其实武侠在张艺谋手里就是一个套子和玩具，他并不是真正拍武侠电影。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回陕西省当旅游局长更加成功。从他的要求来讲是成功了，但要付出他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今天会议要谈到的东西。他在用国家哲学和整个社会趋势合谋的时候，也正是被国家哲学和社会风潮所利用，成为这种观念和思潮的代言人。

　　现在很明显一个倾向是什么呢？就是消费主义。我觉得张艺谋很符合消费社会要求的，为什么西方人喜欢看张艺谋？完全是站在消费整个角度看的。并不像我们站在其他的角度，比如文化建设、社会责任、道德要求等，美国人就是消费。而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朝着消费目标在狂奔，而张艺谋电影正是帮助他们狂奔的轮子和车子。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艺谋电影在批评家批评的时候，媒体在骂他的时候，照样能够成功，因为他符合大众消费心理。张艺谋还有一个问题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就是摄影家的出身。摄影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艺术。他对电影制造采用是技术至上的策略，为什么觉得之前他的片子比较有思想，是因为他建立在小说基础之上，他本身对文学没有一个本题性的要求，但是他在用技术主义这面旗帜、方法来利用文学的时候，文学被张艺谋利用了，利用的时候把文学带进来了，这是他早期电影成功的因素，是歪打正着的因素。后来他不用小说做电影的时候，你看他的作品多么的糟糕，结构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出来了。中国现在电影跟文学是越来越远了。

　　我还要说到一点，《十面埋伏》首映式的问题。《十面埋伏》本身首映式是它更加变本加厉的表现形式，我一直在琢磨，想张艺谋这么多年，一直猜想他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张艺谋心理有黑暗的领域，表现成分是孤独和颓唐。他个人的生活也好，前期意识形态对他的压力也好，还是国际资本票房评论家对他种种的攻击压力，你看他的形象，从电视上或者画面上看，他是把内心某一个部分是完全跟外界隔断的，或者说内心深处有一片黑暗的地方，他相信不可能跟外面交流的。这种倾向，说严重一点儿，从心理学来讲可能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颓唐这个词，我们说一个人颓废，包括法国现代主义也是有奢靡在里面，张艺谋把《十面埋伏》搞的那么五颜六色，各种声音、色彩堆在一起，这是一个奢侈、奢靡的表现，而后面的心态就是颓唐、颓废。比如刚才受到张艺谋自己最欣赏的章子怡的表演，我读一首诗，描写美女的。完全可以用在张艺谋塑造的章子怡的身上，“风光胜玉亮，山薄靡残青……”张艺谋塑造章子怡的形象可以从建文帝的诗反映出来。张艺谋也有颓废的倾向。前面是我讲张艺谋为什么成功，这跟社会意识形态合谋这一方面。后面讲一讲他电影美学方面的批评。

　　这个批评本身值得我们自己反思和质疑，我不太愿意做电影批评，因为我一直把电影定义在大众艺术上，如果从大众艺术上理解这确实是最根本的一点。电影根本不是放给学者看的，就是放给大众看的。精英没有必要为大众抱怨什么，大众花了几十块钱看了张艺谋电影觉得享乐，那就是享乐了。我们可以从张艺谋现象，张艺谋电影形象去做更多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是可以的。但对张艺谋电影本身说更多的话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总的来说电影的制作就是票房了，张艺谋成功了，票房成功他就成功了。张艺谋现在是大红大紫了，因为他在西方世界有一个成功的形象塑造，所以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宣传片。张艺谋在宣传片上来看，张艺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就是一个陕北民间歌手或者是剪纸老太太的水平。但张艺谋曾经辩护过，说我们宣传片是要放给很多人看的，我不得不选择这些比较低层次的画面来做。我觉得这个辩护是没有力量的。中国力量的博大精深，你可以选取很多的角度和很多的判断和资源来做，张艺谋的宣传片是不断重复的题材和画面。所以更多的意义上来说还是归结到那一点，张艺谋跟我们意识形态，跟我们社会一些倾向是合谋、合拍的。我就说这么多，有不当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