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都市化、商品化，传媒的信息化迫使作为经典文化的话剧艺术走向大众化、民间化。然而当下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却陷入创作的两难困窘；要么是倜傥风流才子的无病呻吟、武士侠客的血腥鏖战、床头隐秘的感官刺激、时尚大餐的光怪陆离的改头换面；要么是污垢、媚俗、欲望、色情扩张民间文化的空间。《秋天的二人转》以其卓越的胆识与智慧，凭借酣畅的笔墨、点燃成趣的戏剧表演、妙机天得的艺术创新突破了话剧创作的两难困窘，实现了审美意义上的民间化、大众化。

　　著名剧作家杨利民将其笔锋直转民间底层的弱势群体：收破烂的老锁、卖豆腐的斗九、烧饭的刘嫂、唱二人转的二平、傻东子，以及靠捡破烂发财的马老大、小来子。他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历经了生活的坎坷与磨难，但是他们却自强不息、顽强生存，勃发出蓬勃原始生命力。他们对生活的爱与憎，对欲望的渴求、对真情的渴望、对希望的企盼却是“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的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这种凝聚着民间文化自由自在、自然妙合精髓的原生态的本真生活面貌，被杨利民描写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深情缱绻。《秋天的二人转》主创人员在二度创作时，将民间文化的原貌发挥到极致。那昂扬与委婉、愤怒与温柔交相辉映的声调、幽默隽永、出其不意又入乎其理的对白，迷幻怡人的灯光舞美设计、叩人心弦、力透纸背的音乐旋律、妙趣横生极富生活气息的艺术细节表演，引导观众进入民间的大厦，去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生命的纯真，在一声声高亢而粗犷的“豆腐”声中，领略到原始生命力的强悍。

　　民间文化有别于经典文化、它质朴、纯正、自然、放（豁）达，毫无矫情卖弄，谎言粉饰。然而它同时“藏污纳垢”，“包孕着美丑对错、善恶交织瑕瑜互允。”民间文化的魂魄往往被粗俗、平庸、甚至丑恶卑劣重重遮蔽。以霸权文化自居的“精英”愤而低估、蔑视、甚至鞭苔罚没。有着强烈平民意识，恪守“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走进人民的心灵”创作宗旨的杨利民，一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民，不仅从那“自由自在、富有活力”的民间生活方式中获取极为丰富的生活与精神资源，而且在“民间大地上确立和寻找人生理想”。 《秋天的二人转》主角老锁是一位出色的民间理想主义者。他原本是知识青年，但却沦为漂泊不定的收破烂的游子。居无定所、食无保证、光棍一条。然而面对生活的艰辛、磨难与不公，无怨无悔。他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恪守着宽厚、诚信、友爱、乐观和追求。郑老板说他傻，傻得为朋友放弃返城上学的难得人生选择；傻得为救一条小小生命丧失了所有工作的机会；傻得视荣誉名利为淡水；傻得为讲诚信一丝不苟；傻的倾家荡产去救危难的人们……。然而这傻却傻的纯真，质朴、自然、可爱。老锁象大自然一样，张开无私的胸怀，拥抱人类、养育人类。杨利民寻觅藏在苦涩、苦难中的崇高精神，使整部剧处处充满着一股永不蛰伏的希望与追求的民间文化之魂，顿时将民间文化价值取向提升到叩问生命价值的形而上哲学的思索与追寻。杨利民说：“或许在底层人的粗造生活中，比在巧妙矫情的谎言中有更多的美；有更多的苦涩中的崇高。品味生命，品味生活与自然讲和，在躁动与喧嚣的生活中，能稍稍的停一停等等我们的灵魂”。《秋天的二人转》民间魂魄的绝唱真正用意与苦心果真在此。

　　民间文化从来都具有浓浓的地域色彩与风格。《秋天的二人转》在揭示民间文化共时性审美特征的同时，巧妙地将二人转引进话剧艺术，表现出强烈的黑土地域风格。“千古绝唱二人转”，它的“绝”，正如傻冬子一言道破：“二人转好啊，这是黑土地上的宝啊；它大喜大悲，大哭大笑，大俗大雅，大耍大闹，大起大落，就象东北的大炖菜，吃着可口、赶劲”。二人转是黑土民间文化的精华，成为黑土民间文化身份的象征，黑土民间成员宣泄情至的载体、精神的食粮。《秋天的二人转》鬼使神差将精典的话剧与民间的二人转巧妙地融合，取得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在戏剧结构上，《秋天的二人转》以二人转为象征寓言的纽带，将人物的命运、人物之间的交往沟通、剧情的变化更迭、人物性格成长历程都与二人转的唱词、表演、韵律恰如其分地吻合起来。这不仅扩展了话剧艺术表演的空间、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构筑了一个极富象征意蕴的戏剧意境；男人与女人的千古绝唱、浓浓的黑土文化气息、纯美的民间英魂、尽在其中，而又不蓄一字，任观众伴着二人转的旋律，舞动于雅俗共赏的民间魂魄的绝唱中，尽情享受生活，品味生命，珍重生命。（冯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