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可能跟和晶较量，喜欢还喜欢不够呢，我是一个知道疼爱女人的人。要比，我只比美丑，刚一比，就败下阵来，输得好愉快。

　　“话筒上尚有崔兄、和晶的余温”

　　记者：今晚交接班之后，你主持的新节目将在下周二（11月9日）正式与观众见面。第一次拿起《实话实说》的话筒是什么感觉？

　　阿忆：（笑）第一次摸着《实话实说》的话筒，心里曾想，原来天下话筒都一样，都是黑色的。不同的是，上面尚有崔兄、和晶的余温，这让我诚惶诚恐。

　　记者：北京人一向比上海人能侃，你觉得呢？有没有和上海来的和晶较量过？

　　阿忆：哪儿都有能侃的人，哪儿都有哑巴，我从不根据地域看人。我怎么可能跟和晶较量，喜欢还喜欢不够呢，我是一个知道疼爱女人的人。要比，我只比美丑，刚一比，就败下阵来，输得好愉快。《实话实说》的基地在北京，但它不是北京的节目，而是跨省跨国节目，它的色彩是关怀，把悲天悯人藏在玩笑之中，其社会责任感掩饰在刹那悲喜之间。它的昨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天津的崔永元、新疆的和晶、北京的阿忆，都想把它坚持下来。它可以谈论一个地区的事件和人物，它的意义却不仅仅凝滞在这个地区，它想把关爱裹在糖衣炮弹里，投射到任何地区热爱生灵的人群之中。

　　记者：崔永元刚主持《实话实说》时，33岁，和晶接棒时也是差不多的年纪，而你现在是40岁，是不是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新闻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越老越好？

　　阿忆：我感到最大的不安是，刚刚40岁就当上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想一想看，CBS的华莱士是86岁，安迪·如尼是85岁，我还没有他们的一半年龄，居然就进到演播室里，心安理得地主持谈话节目，简直不可思议。看到20几岁就贸然当了法官的孩子，我常常哑然失笑，我现在就在笑自己。希望自己快快变老，能披着一头银发，眺望这个世界。

　　记者：很多人说你前面有“两座大山”———崔永元、和晶，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两位前任的？

　　阿忆：请注意，把和晶比成“山”，不够秀丽，十分不妥。实际上，我前面是一座大山和一条大河，“河”和“和”谐音。山河之间，让我做一片云吧，没有山高，就飞上山顶，没有水深，就化成雨，努力滴进河底。我喜欢崔永元，要想超过他，死了那条心吧，估计平起平坐的可能性也是零。我也喜欢和晶，她似乎从来不吃力，绵里藏针，取得了一个美丽女人难以取得的成绩。我欣赏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敬业”，超乎寻常的敬业，很令我感动。好啦，别让我和他们比啦，让我做我自己吧。

　　在同事眼里，我是一个野史专家，洋洋洒洒，不知真假。在朋友眼里，我没有秘密，比较透明，基本算未成年人。在父母眼里，我是先天弱智，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考试成绩一直不错。在妻子眼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好丈夫。在儿女眼里，我是他们的大阿哥。

　　“我的个性是与人为善”

　　记者：我知道你是北京人，有很长的电视从业经历，也有跨地域工作经验，现在回到北京，继续做电视，感觉现在的自己和当初离开时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这些变化会对新节目有什么影响？

　　阿忆：我是军人的儿子，这一点，和崔永元一样。因为摘不掉眼镜，不得不放弃军校，选择了去北大读书，先后读了8年，主要读的是法制史。在学校以外，我当过厂长助理，帮人打过官司，更主要的是，在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都干过。

　　我会永远记住人生中这样一些事件：8岁时，被一位邻居的儿子无端陷害，却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被迫接受这位陷害者的帮助教育，这使我早早知道了世间的风雨；19岁时，我进了北大，这使我日后占尽便宜，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能力，而是这所学校眩目的荣誉；26岁，朋友逼我写了一本书，叫《青春的敌人》，它使我突入传媒领域，在《北京青年报》开了专栏，在北京电台参与《人生热线》，并在一次直播节目中结识央视《夕阳红》主持人黄薇，被她带入央视；33岁时，凤凰卫视毫不犹豫地把我从幕后推向前台，使我有了最初的出镜经验。

　　提到凤凰，大家有一个习惯认识，认为凤凰策划人一定会在香港工作。其实，我是在北京凤凰会馆做事，只有进行国庆50周年大典那样的大型直播，我才会住到九龙。如果说“跨地域工作”，我更多的是在北京和武汉之间飞翔，我曾替司马南在湖北卫视主持过很长一段时间《往事》栏目。对我而言，在央视和凤凰的角色不用谈什么“转变”，即使是在凤凰主持《世纪大讲堂》时，我也在央视科教频道主持过《寻找失去的年表》。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变化，那就是，在央视打工时，我尚未打开自己，现在，我把自己打开了。

　　记者：您曾经任职的凤凰台里也有杨锦麟、李敖、窦文涛这么一大批“利嘴”，他们的成功与鲜明的个性息息相关，我们很想知道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感觉你在节目里应该会挺本色的。

　　阿忆：说实话，那不是嘴的胜利，而是头脑的胜利。我不把他们叫什么“名嘴”、“利嘴”，我把他们叫“名脑”。我的个性是与人为善，表现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就是连冗长无聊的空话也不好意思打断，常常让同仁跟我一起受罪。这种个性留在节目播出版里的印记，可能是亲和、不傲慢，对嘉宾总是抱有极大的真正的兴趣。在我自己的综述里，我是一个快乐、幽默、与世无争的人。在同事眼里，我是一个野史专家，洋洋洒洒，不知真假。在朋友眼里，我没有秘密，比较透明，基本算未成年人。在父母眼里，我是先天弱智，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考试成绩一直不错。在妻子眼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好丈夫。在儿女眼里，我是他们的大阿哥。没错儿，节目里的我，就是生活里的我。

　　记者：很多观众看过你主持的节目，觉得你的风格是“亲切而犀利”，但觉得你还不够幽默。你觉得自己幽默吗？

　　阿忆：在40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听到我不够幽默的评价，这真的让我很意外。我赞同师兄英达的意见，不论中外，一切谈话节目都必须走两条路线，一个是冲突，一个便是幽默，缺一不可。对主持人而言，幽默是不可战胜的一股力量，这就是我在主持凤凰台《世纪大讲堂》这样一个电视学术节目时也要坚持幽默的原因，也是我在主持《非常接触》（目前正在上视生活时尚频道播出）这样一个电视读书节目时，也要让观众从头笑到尾的理由。

　　我不知道主持人怎么烧“三把火”，我的经验是，主持人只不过是风箱，有节奏地把火苗吹得旺一点儿。至于观众，说什么都行，这是他们的权利。

　　“除了主持人变了，其它都没变”

　　记者：谈话节目对内地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本世纪初的时候特别火，但这把火烧到现在有些弱了。你觉得现在继续做谈话节目，有难度吗？你的“三把火”准备怎么烧？怕不怕观众说你是“三板斧”？

　　阿忆：谈话节目在内地，本世纪初的时候叫“显眼”，现在才叫“特别火”。当年，像样儿的谈话节目只有《实话实说》，经过生死淘汰，现在特火的谈话节目，您可以随口数出一大堆。要做谈话节目不难，真难的是获得高收视率。实际上，谈话节目是一种奢侈品，它不是广众的普遍选择，而是很少一部分观众的口味。我不知道主持人怎么烧“三把火”，我的经验是，主持人只不过是风箱，有节奏地把火苗吹得旺一点儿。至于观众，说什么都行，这是他们的权利。

　　记者：你现在还在北大教授“广电新闻研究”，新节目会不会因此更偏重新闻性？

　　阿忆：谢谢你把我的一己之力想象得那么牛。你知道，《实话实说》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节目，它从来就没轻视过新闻性，这个特点可不是阿忆来了才从无到有的。而“广电新闻研究”，那仅是我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讲授的课程之一，我一直研究它，也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但电视新闻栏目我以前从未投身涉足。可以说，主持《实话实说》是我在电视新闻领域的第一次实践。

　　记者：新节目会有哪些新变化，尤其在风格、话题的选择、营造现场感、与观众互动、保证收视率等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决策？

　　阿忆：我们刚开始录制节目，因为接手仓促，除了主持人变了，其它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