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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兜之父谢立文 出身中产的草根代言人

YULE.SOHU.COM 2004-09-17 12:33  作者: 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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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兜之父谢立文 出身中产的草根代言人
 

  如果将来我要写一个大悲剧,我希望观众从头笑到尾,但很惨。这可能也是中国文人的特质:哀而不怨。

  一个人,如果他是好人,但他不是天才不是律师不是医生不会炒股票不可能一夜暴富,他怎么应付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很冷漠,才能做一个普通人?

  我不是文艺青年,我不是鲁迅、不是陈映真、不是卡夫卡。鲁迅写作呕心沥血,我至少在心境上要轻松太多太多。

  所谓“小资”或者“中产”,他们的特质是有“余暇”:有时间有闲情去思考一些与现实远离一点点的事情。但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他们想将其再扩大一些的时候,又会觉得空虚,于是回到了人文关怀。

  谢立文真的很固执,死活不肯让我拍照。

  他把我带到一间陈列室,指着一屋子的玩具、贺卡、书籍,说:“你随便拍,怎么弄都行。”然后他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于是我挑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公仔”:吃鱼蛋的麦唛,双手抱着,推开门,进电梯,下了楼。

  麦唛好重,而且胖,挡着我的视线;我不知道该怎么抱稳他,手因此酸了几天;我知道自己腆着腰在路上走的样子一定难看死了——但我得说,那一刻,我真的很快乐——所有看见我的人都在微笑,司机、路人、保安……推着婴儿车的妈妈指着麦唛跟小宝宝说话,骑山地车的女生停下来就这么呆呆看着,两个肤色不同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一直害羞地在麦唛身边徘徊,还有两个很活泼的男孩,他们跟了我半路,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让我给他们和麦唛拍张合照。

  我不喜欢过于灿烂的太阳,但我喜欢阳光下的心有灵犀。

  城市画报:麦唛、麦兜是漫画,但其实又不那么漫画。

  谢立文:漫画对于中国,界限本来就不清晰。丰子恺把“漫画”这两个字引进中国,可是看他的画,你觉得是普通意义的漫画的范畴吗?

  城市画报:特别欣赏丰子恺?《麦唛·宁静声音》,你突然在某一页插入丰子恺的一幅画,“且推窗看中庭月影过东墙第几砖”,为什么?

  谢立文:意境很接近,那种很宁静很温文尔雅的感觉。这是属于丰子恺,或者说中国文人的传统气质,我觉得至少麦唛是很有这种文人气。对比日本、美国的漫画,中国漫画倾向于静态的:动作不那么剧烈、声音不那么大。(这与你本人也比较接近?)我是中国人,你让我像美国人那样大声喧哗、动手动脚,我做不到。我也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像好莱坞、宫崎峻。

  城市画报:大家熟悉你是从麦唛开始的。这只粉红色小猪最早是怎么出现的?

  谢立文:当时我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住在新界的小朋友,养了一只宠物。因为即将举家从农村搬到城市,他们想把宠物带上,但大人却不同意。想说的是:城市里我们可以保留一些无伤大雅但旁人会反对的东西吗?宠物的选择很多:一匹马、一头牛……只要他“另类”就可以了。最后我觉得猪对中国人的亲切感更强烈一些,“家庭”的“家”,不就有一只猪?牛对我而言似乎很美国。

  城市画报:麦唛的形象应该说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还会做多一个麦兜?并且让他做了电影主角?

  谢立文:麦唛是抽象的,没有背景,没有枷锁,他的故事在哪里都可以发生。麦兜的社会性强一些,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香港人,有压力。在创作上,几乎可以把他们当成两个作品来看。

  城市画报:应该有其它选择。譬如在麦唛身上增加社会因素,又譬如麦兜是一只狗一只猫或者一只兔子。

  谢立文:创作麦兜的初期,我还不清楚他的存在可能,只是想给麦唛增加一个朋友、一个亲戚。但做出来以后,我发现,哎,原来我可以在麦兜身上赋予一些背景,原来他可以是蠢一点的!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太理性。

  城市画报:麦兜那些“死蠢”笑话是你想出来的?还是听回来然后改编的?

  谢立文:(笑)全是我自己想出来。(当“鱼蛋粗”这种笑话和其它那些优美、纯粹的诗句一起出现在脑子里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分裂吗?)写哪一类型的东西,对我来说分别不大,动机是一样的。就说“鱼蛋粗”,这可以是生活笑话;可以是逻辑笑话;甚至它带着音乐性,像一个小曲;同时它还是一个哲理故事:你永远跟给你东西的人处在交错的位置上。以这个为主题,我也可以写一首精致的诗,或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让它一点都不好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想要笑话还是悲剧。

  城市画报:你选择了笑话。

  谢立文:我喜欢把两者交集在一起。如果将来我要写一个大悲剧,我希望观众从头笑到尾,但很惨。这可能也是中国文人的特质:哀而不怨。譬如“屎捞人”,整体上他是恶心的、好笑的,但仍然可以感受到通篇的哀伤气氛。

  

  “屎捞人”是谢立文继麦兜之后创作的另一个漫画形象。最早绘画屎捞人的是麦家碧,但因为觉得麦家碧画出来的角色太“可爱”,谢立文换了搭档——用谢立文的话说,是有着一种“自怜的气质、较夸张的、哥特式的”梁智添。

  “屎捞人”的世界是黑暗、短暂的,屎坑里所有东西都会往下沉。“屎钩船长”是这个世界里的英雄。他用厕纸做了一条船,“他梦想着离开大海,找到一片陆地、一片有阳光、有草、有花的陆地。他梦想着所有的屎,都可以跟他一样……找到他们最后的归依,在阳光下,在春雨间,化成花泥,沁入花茎,化作花香……”故事的最后,船长亲手拆掉了自己的纸船,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故事,然后静静地浮在海上,等待着成为鱼的粮食。

  谢立文说:“像月亮的背面,屎捞人跟麦唛一明一暗,虽然不同却紧靠在一起。”

  城市画报:“屎捞人”哀伤得过于残忍。

  谢立文:哀伤确实是多了。我已经在尽量注意避免。我希望大家一面看,一面笑,然后再觉得惨。

  城市画报:“屎捞人”似乎反映出你的某种宿命论。其实麦兜身上也有,只是这个印记到了“屎捞人”就更加强烈了。

  谢立文:“屎捞人”始终是一团屎,可以改变的可能性不多。但麦兜不是,虽然他经常失败,但我不觉得他是死路一条,只是他的可能性,和主流的好莱坞模式相距很远。好莱坞永远会给你一个美满的结局:偶然的发达机会、历尽苦难终获成功、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剩下3个中也有一个会是你……如果你认为这样才正常,麦兜当然是悲观的。但麦兜长大了至少身体健康啊。(只是很辛苦学到的东西完全是无用的。)99%的人都是这样的啦!你小时候学琴、学跳舞、学自由体操,有多少东西是长大有用的?这和麦兜学“抢包山”有什么区别?这很惨吗?我不觉得。

  城市画报:这视乎你的态度。麦兜永远抱着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却不断失落。有的人是一早就放弃了幻想。

  谢立文:是的。麦兜希望学了之后能有很好的成就,给妈妈一个安慰,对得起师傅……他有太重的包袱。其实我潜在的动机就是想表达这个:一个人,如果他是好人,但他不是天才不是律师不是医生不会炒股票不可能一夜暴富,他怎么应付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很冷漠,才能做一个普通人?

  城市画报:麦兜是这个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写照?

  谢立文:应该说是离大部分人越来越远的写照。他们开始或许都和麦兜是一样,正直、忠诚。但很可能踏入社会,第一份工作两天就被“炒”了,原因是少说了个谎话;第二份工作,很勤快,但可能因为做多了事情,又被“OUT”了;第三、第四份工作,开始学会偷懒耍赖撒谎,学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冷漠……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过程……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说穿这个创作意图,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太清楚。我并不想批判这个社会,也不想批判这些人。我只是想让读者知道:你从前就是麦兜,但现在你就不是了。我希望他在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的时候,能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

  城市画报:电影《麦兜故事》在结尾处加入真人,是基于这个理由吗?

  谢立文: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部卡通,虚幻、不真实。可是当你拿着成绩表报考学校,接着出来找工作,你就会突然发现生活原来一点都不卡通。一个不聪明,但健康善良的人,跳进海里,是不是一定会被淹死?我不知道,祝你好运。

  城市画报:这样看人生太沉重了。

  谢立文:做个普通人是不是就这么残忍?或许你觉得:我来看电影而已,你不必给我这么沉重的包袱嘛!但我觉得电影的功能不是纯娱乐。要快乐其实很简单,李力持导演跟我说:你搞什么啊?你就应该写他老爹最后从金山回来,大把大把的钱,麦兜和他妈妈买楼、去马尔代夫,一家团圆。这不就好卖了?你干吗要这么“赶客”啊!李力持是商业导演,他是对的。好莱坞的电影数据早就证明:不快乐的结局,收视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只是大家对电影的要求不同,我把电影当成文艺的媒介,不只是商品。

  城市画报:真人出镜的画面非常灰暗,这和整个麦兜故事色彩斑斓的画面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吗?

  谢立文:不是,我其实是希望画面阳光灿烂的。从筹备到拍摄前,天天出太阳,谁知道一开拍,天就阴了。我们一队人马就在长洲海边骑着自行车等太阳。后来实在等不到,就拍了。当时我以为可以在冲片的时候能把画面弄亮一些,结果不行。(现在再看,会不会觉得天阴也挺好?)我无所谓。天阴就天阴,反正片子到了那个点,结局也不是那么明朗。

  城市画报:最近的麦兜故事第二集《菠萝油王子》,有些观众反映“看不懂”,太过于意识流了。

  谢立文:我的剧本写得比较“大”了一点。(什么意思?意义还是框架?)任何方面。(在你控制之内吗?还是失控了?)预料之中。这有些类似《大话西游》,一旦涉及时空交错,必然就会复杂。另外,如果你没有和香港人一起经历这几年的波折,许多东西你不会感同身受。《麦兜故事》是一个成长故事,《菠萝油王子》是一个香港故事。

  城市画报:票房怎么样?

  谢立文:不是特别好。(预料中的?)既然做了这么个东西出来,我就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知道不好还做?)这部比较轻松,因为没有其它投资人,而很多钱我已经预先收了,(笑)没什么机会亏本,就可以玩得过分一点。

  城市画报:屎捞人会出电影吗?

  谢立文: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没有人敢投资。(笑)(自己投资嘛。)我也不敢。(大笑)这个更加“偏”了。现在的观众,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伪善”形容,一谈到“屎”,就觉得难受。心里知道没事,行动上却“算啦,谁知道他要教我儿子些什么,不要冒这个险。”(你的观众又不全是小朋友。)但如果一部卡通电影忽略了小朋友,太冒险了。如果只是文字,或是平面媒体,我可以将受众区分得很细致,但是电影,香港市场本来就不大,很难。

  城市画报:可以透露一下第三部麦兜电影的进展情况吗?

  谢立文:现在仍在剧本创作中,说的是麦兜去“武当”学艺的故事。不那么“香港”了,把重点投向整个中国。(是为了照顾内地市场的考虑?)不是。现在中国人都不怎么喜欢中国的东西,除非你是张艺谋啦。

  

  谢立文和麦家碧的办公室在香港的爱群道。

  这是一条安静的街道,树很高,车很少,路很干净。街上有很多小朋友——这里有几间学校,有香港童军总部,街角还有一个小小的儿童乐园。我没有问谢立文,但我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他和麦家碧把漂亮的办公室安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谢立文和麦家碧的故事和他们的办公室一样,都是粉红色的。

  1988年,读平面设计的麦家碧还没有大学毕业,她的一个同学到谢立文那里找工作,回来后对麦家碧说:“你去见见谢立文吧,他会喜欢你的画。”麦家碧带着自己在学校的作业就去了。那时的谢立文也是刚从澳洲读完书回到香港,还没想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

  合作就这样开始,不久诞生了麦唛。

  城市画报:你还记得当时麦家碧给你看的第一张画吗?

  谢立文:……(忘了?)不不不,很深刻。但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她的风格很欧洲,很细致、温文、甜美,和当时大部分漫画作者的画风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把她的画当成插画,是没有人买的,她这种人在当时会找不到工作。(笑)但我就想,如果可以加些东西进去,或许会有一个潜在的可能。

  最早的想法是做贺卡,当时香港的贺卡市场被某一外国公司占据。我很奇怪,卡上怎么每个字都是英文——香港人的英语水平是高,但不至于高到摈弃中文吧?而一张小卡片,成本可能就一两块吧,怎么就卖几十块钱呢?一件商品的利润如此之高,就是商机,而且它又不至于“商品”得像一个鱼罐头,可以让我投入一些创意、情感。

  城市画报:为什么后来从贺卡转到了漫画?

  谢立文:漫画,最初的想法是一个推销贺卡的空间——别人通过报纸杂志连载熟悉了我的卡通形象,从而增加认知度。同时我觉得漫画也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我在国外看了很多漫画,觉得他们的内容及思想性很高,比起香港当时那些打打杀杀、无无谓谓的漫画……直接些说,更贴合“中产”口味。既然香港这个领域是“真空”,我就从这个路径杀进去。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商业的出发点,但在一个商业社会,你要守游戏规则。假如你选择了流行漫画,又不让它流行,那不如回家写诗?

  城市画报:那为什么不写诗呢?

  谢立文:从来不写。我不是文艺青年,我不是鲁迅、不是陈映真、不是卡夫卡。鲁迅写作呕心沥血,我至少在心境上要轻松太多太多。在麦唛之前,我一个字都没发表过,根本没有表达欲。

  城市画报:麦家碧说,“谢立文讲故事能力比我好得多,假如没有遇上我,麦唛也会出现,顶多样子不同;我自己一个人,一定做不出麦唛”。

  谢立文:其实麦唛开心、优美的一面,挺像麦家碧的。我总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多一个可能性——很惨的故事,我要它好笑;情绪很灰暗,我要画面很漂亮。我不要画面跟我同步。我很抗拒这一点——电影也是这样,如果很紧张的时候就配很紧张的音乐,那还要配乐干吗?应该有一种奇妙的艺术对立在里面。这方面,麦家碧帮了我许多。

  麦兜故事讲的是生在香港大角咀一个单亲家庭的一头猪的故事。无论书籍或是电影,谢立文用了许多笔墨去描绘香港草根社会的人生百态。由此,很多人曾经怀疑这种关怀到底与谢立文本人的经历有着多大的关联。

  其实,谢立文既不出身于单亲家庭,也没有住过政府屋村。他家境富裕,出生在沙田,在香港岛长大,读的是香港最好的中学,同学的父母大多是有钱人。用他的话讲:“别说‘大角咀’,就是九龙都很少去”。“那为什么选中了大角咀呢?”“我知道那是一个旧区,从前有唐楼。我需要这么一个很霉的、很烂的地方。而大角咀这个名字又很有趣,咀,为什么会有大角呢?”

  城市画报:你家境富裕,是什么原因让你把关注点投向社会的底层?这在香港似乎成了一个趋势。

  谢立文:我知道内地很流行“小资”、“中产阶级”这些词,所谓“小资”或者“中产”,他们的特质是有“余暇”:有时间有闲情去思考一些与现实远离一点点的事情。但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他们想将其再扩大一些的时候,又会觉得空虚,于是回到了人文关怀。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香港已经跨越这个阶段了,只是香港很特别,它的路很曲折,似乎走到一半又走回头了。内地的情况应该是类似的:之前现实主义占主流,到了“小资”阶段,大家对现实主义厌倦了,希望得到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但我可以预言,很快,这些虚无缥缈又会回归到纯粹的道德层面上。我的创作就是这样,幻想结束了,马尔代夫去过了,下一步呢?回到地面。(这未必就意味着马上投身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阶层去。)一个反叛吧。你要说它有多虚伪,我也不知道。

  城市画报:这算不算走了两个极端?或者说矫枉过正?

  谢立文:我觉得不算。国外当所谓“小资”、“中产”发展到成熟阶段,他们也开始关注环保、和平、劳工问题。任何一个稍稍顺利的社会都会经历这个模式。我们特殊的是内地、香港、台湾发展不一致,但又时空混淆,互相影响。

  城市画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对待麦兜故事,内地、台湾的评论似乎更喜欢给麦兜一些理论支撑,但香港观众的反映却很直观简单。

  谢立文:无论对待什么,香港人的反应都是这样的。香港人有个特点:没有理论,你说是优点也可以,说它是缺点也对。看待一个作品,香港人也就只有“喜欢”、“不喜欢”。香港人为什么效率高?就是他们把思考的时间都去掉了。

  城市画报:不觉得有时评论把作品放大得太厉害,其实是对作品的伤害?

  谢立文:以前说“阶级”、“人道主义”,后来大家厌倦了,现在又流行“人文关怀”。但如果用这套东西来评论麦兜,我觉得挺不合适的。我并不是刻意要关心弱势群体,然后编了个旗帜鲜明的故事。这和“阶级”作品的分别是很大的,大得完全相反。但我也同意“麦兜”和这个思想扯得上边,有那么点关系……这有点蹊跷,说不清楚。

  城市画报:台湾和内地版的麦唛、麦兜系列丛书里,你说为着台湾和内地的关系,你特地选择了一些“文字较纯洁,甚或带点哀伤的故事”,这是为什么?你觉得这样的文字在台湾和内地更受欢迎?

  谢立文:主要考虑文字的社会性。麦唛、麦兜有许多“搞笑”的东西是来自粤语方言,如果你不了解香港,不知道什么是“肥彭”,你完全不能接收到这种幽默。与其花许多气力去解释这些词句,那就不如出些文字纯粹些的内容。

  这就是爱群道街角的儿童游乐场,很小。

  采访前,我在这里小憩,两个性格刚烈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小男孩在这里比试棒球球技。后来我把麦兜带来拍照,小男孩不见了,却多了两个乖巧的女孩。一个就在镜头里,她很活泼。另一个一直看着麦兜,却无论如何不敢走过去,她牵着粉红色小裙子的裙角,在远远地转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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