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来我要写一个大悲剧，我希望观众从头笑到尾，但很惨。这可能也是中国文人的特质：哀而不怨。

　　一个人，如果他是好人，但他不是天才不是律师不是医生不会炒股票不可能一夜暴富，他怎么应付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很冷漠，才能做一个普通人？

　　我不是文艺青年，我不是鲁迅、不是陈映真、不是卡夫卡。鲁迅写作呕心沥血，我至少在心境上要轻松太多太多。

　　所谓“小资”或者“中产”，他们的特质是有“余暇”：有时间有闲情去思考一些与现实远离一点点的事情。但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他们想将其再扩大一些的时候，又会觉得空虚，于是回到了人文关怀。

　　谢立文真的很固执，死活不肯让我拍照。

　　他把我带到一间陈列室，指着一屋子的玩具、贺卡、书籍，说：“你随便拍，怎么弄都行。”然后他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于是我挑了其中最大的一个“公仔”：吃鱼蛋的麦唛，双手抱着，推开门，进电梯，下了楼。

　　麦唛好重，而且胖，挡着我的视线；我不知道该怎么抱稳他，手因此酸了几天；我知道自己腆着腰在路上走的样子一定难看死了——但我得说，那一刻，我真的很快乐——所有看见我的人都在微笑，司机、路人、保安……推着婴儿车的妈妈指着麦唛跟小宝宝说话，骑山地车的女生停下来就这么呆呆看着，两个肤色不同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一直害羞地在麦唛身边徘徊，还有两个很活泼的男孩，他们跟了我半路，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让我给他们和麦唛拍张合照。

　　我不喜欢过于灿烂的太阳，但我喜欢阳光下的心有灵犀。

　　城市画报：麦唛、麦兜是漫画，但其实又不那么漫画。

　　谢立文：漫画对于中国，界限本来就不清晰。丰子恺把“漫画”这两个字引进中国，可是看他的画，你觉得是普通意义的漫画的范畴吗？

　　城市画报：特别欣赏丰子恺？《麦唛·宁静声音》，你突然在某一页插入丰子恺的一幅画，“且推窗看中庭月影过东墙第几砖”，为什么？

　　谢立文：意境很接近，那种很宁静很温文尔雅的感觉。这是属于丰子恺，或者说中国文人的传统气质，我觉得至少麦唛是很有这种文人气。对比日本、美国的漫画，中国漫画倾向于静态的：动作不那么剧烈、声音不那么大。（这与你本人也比较接近？）我是中国人，你让我像美国人那样大声喧哗、动手动脚，我做不到。我也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像好莱坞、宫崎峻。

　　城市画报：大家熟悉你是从麦唛开始的。这只粉红色小猪最早是怎么出现的？

　　谢立文：当时我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住在新界的小朋友，养了一只宠物。因为即将举家从农村搬到城市，他们想把宠物带上，但大人却不同意。想说的是：城市里我们可以保留一些无伤大雅但旁人会反对的东西吗？宠物的选择很多：一匹马、一头牛……只要他“另类”就可以了。最后我觉得猪对中国人的亲切感更强烈一些，“家庭”的“家”，不就有一只猪？牛对我而言似乎很美国。

　　城市画报：麦唛的形象应该说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还会做多一个麦兜？并且让他做了电影主角？

　　谢立文：麦唛是抽象的，没有背景，没有枷锁，他的故事在哪里都可以发生。麦兜的社会性强一些，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香港人，有压力。在创作上，几乎可以把他们当成两个作品来看。

　　城市画报：应该有其它选择。譬如在麦唛身上增加社会因素，又譬如麦兜是一只狗一只猫或者一只兔子。

　　谢立文：创作麦兜的初期，我还不清楚他的存在可能，只是想给麦唛增加一个朋友、一个亲戚。但做出来以后，我发现，哎，原来我可以在麦兜身上赋予一些背景，原来他可以是蠢一点的！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太理性。

　　城市画报：麦兜那些“死蠢”笑话是你想出来的？还是听回来然后改编的？

　　谢立文：（笑）全是我自己想出来。（当“鱼蛋粗”这种笑话和其它那些优美、纯粹的诗句一起出现在脑子里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分裂吗？）写哪一类型的东西，对我来说分别不大，动机是一样的。就说“鱼蛋粗”，这可以是生活笑话；可以是逻辑笑话；甚至它带着音乐性，像一个小曲；同时它还是一个哲理故事：你永远跟给你东西的人处在交错的位置上。以这个为主题，我也可以写一首精致的诗，或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让它一点都不好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想要笑话还是悲剧。

　　城市画报：你选择了笑话。

　　谢立文：我喜欢把两者交集在一起。如果将来我要写一个大悲剧，我希望观众从头笑到尾，但很惨。这可能也是中国文人的特质：哀而不怨。譬如“屎捞人”，整体上他是恶心的、好笑的，但仍然可以感受到通篇的哀伤气氛。

　　“屎捞人”是谢立文继麦兜之后创作的另一个漫画形象。最早绘画屎捞人的是麦家碧，但因为觉得麦家碧画出来的角色太“可爱”，谢立文换了搭档——用谢立文的话说，是有着一种“自怜的气质、较夸张的、哥特式的”梁智添。

　　“屎捞人”的世界是黑暗、短暂的，屎坑里所有东西都会往下沉。“屎钩船长”是这个世界里的英雄。他用厕纸做了一条船，“他梦想着离开大海，找到一片陆地、一片有阳光、有草、有花的陆地。他梦想着所有的屎，都可以跟他一样……找到他们最后的归依，在阳光下，在春雨间，化成花泥，沁入花茎，化作花香……”故事的最后，船长亲手拆掉了自己的纸船，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故事，然后静静地浮在海上，等待着成为鱼的粮食。

　　谢立文说：“像月亮的背面，屎捞人跟麦唛一明一暗，虽然不同却紧靠在一起。”

　　城市画报：“屎捞人”哀伤得过于残忍。

　　谢立文：哀伤确实是多了。我已经在尽量注意避免。我希望大家一面看，一面笑，然后再觉得惨。

　　城市画报：“屎捞人”似乎反映出你的某种宿命论。其实麦兜身上也有，只是这个印记到了“屎捞人”就更加强烈了。

　　谢立文：“屎捞人”始终是一团屎，可以改变的可能性不多。但麦兜不是，虽然他经常失败，但我不觉得他是死路一条，只是他的可能性，和主流的好莱坞模式相距很远。好莱坞永远会给你一个美满的结局：偶然的发达机会、历尽苦难终获成功、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剩下3个中也有一个会是你……如果你认为这样才正常，麦兜当然是悲观的。但麦兜长大了至少身体健康啊。（只是很辛苦学到的东西完全是无用的。）99%的人都是这样的啦！你小时候学琴、学跳舞、学自由体操，有多少东西是长大有用的？这和麦兜学“抢包山”有什么区别？这很惨吗？我不觉得。

　　城市画报：这视乎你的态度。麦兜永远抱着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却不断失落。有的人是一早就放弃了幻想。

　　谢立文：是的。麦兜希望学了之后能有很好的成就，给妈妈一个安慰，对得起师傅……他有太重的包袱。其实我潜在的动机就是想表达这个：一个人，如果他是好人，但他不是天才不是律师不是医生不会炒股票不可能一夜暴富，他怎么应付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很冷漠，才能做一个普通人？

　　城市画报：麦兜是这个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写照？

　　谢立文：应该说是离大部分人越来越远的写照。他们开始或许都和麦兜是一样，正直、忠诚。但很可能踏入社会，第一份工作两天就被“炒”了，原因是少说了个谎话；第二份工作，很勤快，但可能因为做多了事情，又被“OUT”了；第三、第四份工作，开始学会偷懒耍赖撒谎，学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冷漠……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过程……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说穿这个创作意图，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太清楚。我并不想批判这个社会，也不想批判这些人。我只是想让读者知道：你从前就是麦兜，但现在你就不是了。我希望他在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的时候，能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

　　城市画报：电影《麦兜故事》在结尾处加入真人，是基于这个理由吗？

　　谢立文：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部卡通，虚幻、不真实。可是当你拿着成绩表报考学校，接着出来找工作，你就会突然发现生活原来一点都不卡通。一个不聪明，但健康善良的人，跳进海里，是不是一定会被淹死？我不知道，祝你好运。

　　城市画报：这样看人生太沉重了。

　　谢立文：做个普通人是不是就这么残忍？或许你觉得：我来看电影而已，你不必给我这么沉重的包袱嘛！但我觉得电影的功能不是纯娱乐。要快乐其实很简单，李力持导演跟我说：你搞什么啊？你就应该写他老爹最后从金山回来，大把大把的钱，麦兜和他妈妈买楼、去马尔代夫，一家团圆。这不就好卖了？你干吗要这么“赶客”啊！李力持是商业导演，他是对的。好莱坞的电影数据早就证明：不快乐的结局，收视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只是大家对电影的要求不同，我把电影当成文艺的媒介，不只是商品。

　　城市画报：真人出镜的画面非常灰暗，这和整个麦兜故事色彩斑斓的画面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吗？

　　谢立文：不是，我其实是希望画面阳光灿烂的。从筹备到拍摄前，天天出太阳，谁知道一开拍，天就阴了。我们一队人马就在长洲海边骑着自行车等太阳。后来实在等不到，就拍了。当时我以为可以在冲片的时候能把画面弄亮一些，结果不行。（现在再看，会不会觉得天阴也挺好？）我无所谓。天阴就天阴，反正片子到了那个点，结局也不是那么明朗。

　　城市画报：最近的麦兜故事第二集《菠萝油王子》，有些观众反映“看不懂”，太过于意识流了。

　　谢立文：我的剧本写得比较“大”了一点。（什么意思？意义还是框架？）任何方面。（在你控制之内吗？还是失控了？）预料之中。这有些类似《大话西游》，一旦涉及时空交错，必然就会复杂。另外，如果你没有和香港人一起经历这几年的波折，许多东西你不会感同身受。《麦兜故事》是一个成长故事，《菠萝油王子》是一个香港故事。

　　城市画报：票房怎么样？

　　谢立文：不是特别好。（预料中的？）既然做了这么个东西出来，我就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知道不好还做？）这部比较轻松，因为没有其它投资人，而很多钱我已经预先收了，（笑）没什么机会亏本，就可以玩得过分一点。

　　城市画报：屎捞人会出电影吗？

　　谢立文：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没有人敢投资。（笑）（自己投资嘛。）我也不敢。（大笑）这个更加“偏”了。现在的观众，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伪善”形容，一谈到“屎”，就觉得难受。心里知道没事，行动上却“算啦，谁知道他要教我儿子些什么，不要冒这个险。”（你的观众又不全是小朋友。）但如果一部卡通电影忽略了小朋友，太冒险了。如果只是文字，或是平面媒体，我可以将受众区分得很细致，但是电影，香港市场本来就不大，很难。

　　城市画报：可以透露一下第三部麦兜电影的进展情况吗？

　　谢立文：现在仍在剧本创作中，说的是麦兜去“武当”学艺的故事。不那么“香港”了，把重点投向整个中国。（是为了照顾内地市场的考虑？）不是。现在中国人都不怎么喜欢中国的东西，除非你是张艺谋啦。

　　谢立文和麦家碧的办公室在香港的爱群道。

　　这是一条安静的街道，树很高，车很少，路很干净。街上有很多小朋友——这里有几间学校，有香港童军总部，街角还有一个小小的儿童乐园。我没有问谢立文，但我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他和麦家碧把漂亮的办公室安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谢立文和麦家碧的故事和他们的办公室一样，都是粉红色的。

　　1988年，读平面设计的麦家碧还没有大学毕业，她的一个同学到谢立文那里找工作，回来后对麦家碧说：“你去见见谢立文吧，他会喜欢你的画。”麦家碧带着自己在学校的作业就去了。那时的谢立文也是刚从澳洲读完书回到香港，还没想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

　　合作就这样开始，不久诞生了麦唛。

　　城市画报：你还记得当时麦家碧给你看的第一张画吗？

　　谢立文：……（忘了？）不不不，很深刻。但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她的风格很欧洲，很细致、温文、甜美，和当时大部分漫画作者的画风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把她的画当成插画，是没有人买的，她这种人在当时会找不到工作。（笑）但我就想，如果可以加些东西进去，或许会有一个潜在的可能。

　　最早的想法是做贺卡，当时香港的贺卡市场被某一外国公司占据。我很奇怪，卡上怎么每个字都是英文——香港人的英语水平是高，但不至于高到摈弃中文吧？而一张小卡片，成本可能就一两块吧，怎么就卖几十块钱呢？一件商品的利润如此之高，就是商机，而且它又不至于“商品”得像一个鱼罐头，可以让我投入一些创意、情感。

　　城市画报：为什么后来从贺卡转到了漫画？

　　谢立文：漫画，最初的想法是一个推销贺卡的空间——别人通过报纸杂志连载熟悉了我的卡通形象，从而增加认知度。同时我觉得漫画也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我在国外看了很多漫画，觉得他们的内容及思想性很高，比起香港当时那些打打杀杀、无无谓谓的漫画……直接些说，更贴合“中产”口味。既然香港这个领域是“真空”，我就从这个路径杀进去。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商业的出发点，但在一个商业社会，你要守游戏规则。假如你选择了流行漫画，又不让它流行，那不如回家写诗？

　　城市画报：那为什么不写诗呢？

　　谢立文：从来不写。我不是文艺青年，我不是鲁迅、不是陈映真、不是卡夫卡。鲁迅写作呕心沥血，我至少在心境上要轻松太多太多。在麦唛之前，我一个字都没发表过，根本没有表达欲。

　　城市画报：麦家碧说，“谢立文讲故事能力比我好得多，假如没有遇上我，麦唛也会出现，顶多样子不同；我自己一个人，一定做不出麦唛”。

　　谢立文：其实麦唛开心、优美的一面，挺像麦家碧的。我总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多一个可能性——很惨的故事，我要它好笑；情绪很灰暗，我要画面很漂亮。我不要画面跟我同步。我很抗拒这一点——电影也是这样，如果很紧张的时候就配很紧张的音乐，那还要配乐干吗？应该有一种奇妙的艺术对立在里面。这方面，麦家碧帮了我许多。

　　麦兜故事讲的是生在香港大角咀一个单亲家庭的一头猪的故事。无论书籍或是电影，谢立文用了许多笔墨去描绘香港草根社会的人生百态。由此，很多人曾经怀疑这种关怀到底与谢立文本人的经历有着多大的关联。

　　其实，谢立文既不出身于单亲家庭，也没有住过政府屋村。他家境富裕，出生在沙田，在香港岛长大，读的是香港最好的中学，同学的父母大多是有钱人。用他的话讲：“别说‘大角咀’，就是九龙都很少去”。“那为什么选中了大角咀呢？”“我知道那是一个旧区，从前有唐楼。我需要这么一个很霉的、很烂的地方。而大角咀这个名字又很有趣，咀，为什么会有大角呢？”

　　城市画报：你家境富裕，是什么原因让你把关注点投向社会的底层？这在香港似乎成了一个趋势。

　　谢立文：我知道内地很流行“小资”、“中产阶级”这些词，所谓“小资”或者“中产”，他们的特质是有“余暇”：有时间有闲情去思考一些与现实远离一点点的事情。但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他们想将其再扩大一些的时候，又会觉得空虚，于是回到了人文关怀。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香港已经跨越这个阶段了，只是香港很特别，它的路很曲折，似乎走到一半又走回头了。内地的情况应该是类似的：之前现实主义占主流，到了“小资”阶段，大家对现实主义厌倦了，希望得到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但我可以预言，很快，这些虚无缥缈又会回归到纯粹的道德层面上。我的创作就是这样，幻想结束了，马尔代夫去过了，下一步呢？回到地面。（这未必就意味着马上投身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阶层去。）一个反叛吧。你要说它有多虚伪，我也不知道。

　　城市画报：这算不算走了两个极端？或者说矫枉过正？

　　谢立文：我觉得不算。国外当所谓“小资”、“中产”发展到成熟阶段，他们也开始关注环保、和平、劳工问题。任何一个稍稍顺利的社会都会经历这个模式。我们特殊的是内地、香港、台湾发展不一致，但又时空混淆，互相影响。

　　城市画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对待麦兜故事，内地、台湾的评论似乎更喜欢给麦兜一些理论支撑，但香港观众的反映却很直观简单。

　　谢立文：无论对待什么，香港人的反应都是这样的。香港人有个特点：没有理论，你说是优点也可以，说它是缺点也对。看待一个作品，香港人也就只有“喜欢”、“不喜欢”。香港人为什么效率高？就是他们把思考的时间都去掉了。

　　城市画报：不觉得有时评论把作品放大得太厉害，其实是对作品的伤害？

　　谢立文：以前说“阶级”、“人道主义”，后来大家厌倦了，现在又流行“人文关怀”。但如果用这套东西来评论麦兜，我觉得挺不合适的。我并不是刻意要关心弱势群体，然后编了个旗帜鲜明的故事。这和“阶级”作品的分别是很大的，大得完全相反。但我也同意“麦兜”和这个思想扯得上边，有那么点关系……这有点蹊跷，说不清楚。

　　城市画报：台湾和内地版的麦唛、麦兜系列丛书里，你说为着台湾和内地的关系，你特地选择了一些“文字较纯洁，甚或带点哀伤的故事”，这是为什么？你觉得这样的文字在台湾和内地更受欢迎？

　　谢立文：主要考虑文字的社会性。麦唛、麦兜有许多“搞笑”的东西是来自粤语方言，如果你不了解香港，不知道什么是“肥彭”，你完全不能接收到这种幽默。与其花许多气力去解释这些词句，那就不如出些文字纯粹些的内容。

　　这就是爱群道街角的儿童游乐场，很小。

　　采访前，我在这里小憩，两个性格刚烈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小男孩在这里比试棒球球技。后来我把麦兜带来拍照，小男孩不见了，却多了两个乖巧的女孩。一个就在镜头里，她很活泼。另一个一直看着麦兜，却无论如何不敢走过去，她牵着粉红色小裙子的裙角，在远远地转啊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