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影《郑培民》由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同志的主持下，进行了影片的研讨会。而我们也有机会接触了电影《郑培民》的编剧：赵冬苓老师。

　　记者：赵冬苓老师您好，听该片的制片人周琦介绍，在选择影片的剧本上可以说是几经周折，最终选定了您的剧本，是这样的吗？

　　对，从2002年年底潇湘电影集团就开始了影片的筹划工作，而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如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策划中心、中国电影集团，以及吉林一个大学都在研究郑培民，计划出一部关于《郑培民》的影视剧。单单潇湘电影集团《郑培民》不同的版本就有十多个。2003年9月潇湘电影集团的周琦制片人打电话邀请我参与影片的创作。在几经斟酌之下，我壮了胆，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记者：在研讨会上您的作品得到了众多学者、专家的肯定，您是怎么看待这部作品的。

　　怎么说呢，我这个剧本，经剧本论证会论证过后，改了六次稿，终于定了稿。也许电影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剧本定稿了之后，其实心里并不踏实，拍完了，然后坐在电影院里一看，心里面就在想，如果我能够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出彩。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能够为郑培民同志创作一个剧本，这是我的荣幸，我是在用心写这个本子，真的用了心。

　　记者：您认为写这个剧本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一开始我抓不到郑培民同志的一个核。让我感觉到郑培民同志似乎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圣人。怎么去走近他，怎么能把他和一个普通人联系在一起，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后来我记得我是看郑培民同志的日记，杨大姐给我介绍了那么一件事情。郑培民同志当时是六兄妹当中的老大，从小就捡煤渣、拾草。他和他的父亲感情很深。但是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地方上开会没能回去。后来，他再回去的路上，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日记。我就看他那篇日记的时候，我触动很大，我深切的感受到他对父亲那种埋藏在心底的深沉的感情。后来，我在湖南采访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件小事，但没有用到剧本当中，我非常感动：有一天晚上，郑培民同志有点饿了，他同事就说要不我们一块去吃点宵夜，出去后到了一个小店，秘书就去安排做点小吃，而郑培民在外面等，秘书安排好了之后出来，郑培民说，算了，我们要不然别吃了。在这几分钟发生了什么事呢？郑培民在外边旁边有一个卖槟榔的小贩，就和他聊天得知，他是一个下岗工人，家里面还有两个孩子上学所以九点钟还在卖槟榔。郑培民同志觉得：人家吃饭还这么艰难，我们还吃什么宵夜。我突然间找了郑培民的核：就是他深深的爱着生他养他的父母、这片土地。有了这一点，我就想我是在表达郑培民同志的这种感情。这个感情和执政为民这种感情是非常相通的。在艺术上，我们就选择了一条路，并把这条路和他的精神联系。这条路修了12年，但郑培民去世之后，当地人民知道他去世了，还是送了大幅的请柬请他过来。

　　记者：看完影片后，我们发现您特别擅长于细节的处理。影片中的很多细节都让人感触很深。你当初是怎么挑选细节而结构这部影片的呢。

　　其实在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的细节，都非常能够表达郑培民的一种情感和精神。

　　比方他的秘书曾经给我介绍一个事例：当时，省里正在执行一个文件，就是公车不要私用。当时文件一出来，就有人提出我们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有什么用啊。谁能真正做到？！但是马上就有人说“郑书记能够真正做到。”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大家都不说话了，都知道这话是大实话。又比如，有一次他的儿子回学校，当天他完全可以顺道把儿子送过去，况且儿子还带着他的同学。当郑培民看到这一情况时，还是让他下来了。另外，一直到郑培民同志去世，他的妻子杨大姐还只是一个新华书店的普通员工。其实两个工作单位之间只有十几分钟，但是他从来没有让他的车过来接。而他做的就是给他妻子买一双舒服的布鞋，方便走路。很多细节都很想用，但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有限的篇幅只好一次次的忍痛割爱了。

　　所以以一个怎样的角度来写郑培民，找怎样的一个切入点，运用哪些细节，在当时事实上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次在专家研讨会上，大家提出了很多合理的意见和方法，这对我今后的创作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