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群家人的泪只能咽在肚里

　　8月27日，在蒙城县的“牛棚”里，我们采访了牛嫂及他们的亲人。早听说，牛嫂是位天资颖悟的作家，她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一看就是牛群的贤内助。

　　说起夫君最近受到的流言伤害，牛嫂痛心不已: “牛哥说，他好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男儿有泪不轻弹。若不是难到一定程度，他不会跟我说这。当初来蒙城时，他没和我商量，只是把决定告诉我，他当时非常兴奋，说是要去那个养牛大县。这么多年我跟他也习惯了，他永远是把决定告诉我，从来不会跟我商量，他做什么事情，就是一种惯性。当时我蒙了、傻了，我们不懂、我们不理解，我背着人哭泣。

　　“牛哥是我家的主心骨、是我们的魂，我们深深爱着他，总认为他的决定一定正确，所以我们只好无奈地接受啦。他临走之前跟(我们的朋友)吴俊说:兄弟，这家就交给你了。多有意思!什么叫把家交给你了?刚开始，我很不理解，而且非常生气。当然，他们之间那种情谊，甚至都超越了亲兄弟的情义，牛哥凭什么将家一撩，走啦，让吴俊兄弟来管。凭什么把家交给人家了?

　　我开始以为他只是下去锻炼锻炼，没想他一去就在那儿扎下啦，一年回来呆不了几天，回北京，都是为县里办事，招商啦、开会啦、申请批文啦，这才回北京。快4年了，他每年回家的总时间，加起来超不过1个半月。牛哥的三个春节都是在蒙城过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困难，说来也许你们不会相信。因为牛哥原来特别喜欢搞摄影，摄影人都知道，摄影仅次于吸毒啊，买器材，成天买胶片、冲胶卷。这是非常大的支出，他攒的钱基本上就干这个了，也就是说家里已没有什么积蓄了。到了蒙城后，他说聋哑学校太穷了，需要支持，于是，就将两笔广告费，共计220万全部捐到了学校。当时，我们家里也很困难，我还以为怎么也得给我们点钱，我想哪怕是10万，5万，哪怕是再少点也行，总得让我们正常生活、过日子呀。可是，他没有，一分也没给我们母子，全部捐到特校去了，他说孩子们需要钱，必须拿过去。而且，他把所有的演出费，也全部捐到了学校，因为学校有10%的学生家里非常穷，他说，他们比我们更需要钱。他为啥3年没有回家过年?他都是去学生家里去了。他回来跟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吗?什么叫家徒四壁吗?当你看了那些孩子们的家就知道了。当时，我特别不理解，特别生气。我说就是把你剁成饺子馅，包成饺子，蒙城人都不能一人分到一个，凭你能怎么样?当时，气得我浑身哆嗦，我说你有必要吗?为什么就要以牺牲家庭为代价，这是我绝对想不通的。足球世界杯的时候，我和他在韩国长谈了几次，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孩子当时马上要考高中，现在家家都只有一个，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笑笑说，咱孩子有骨气，不用家里管照样成龙，不信走着瞧!

　　牛哥的助手吴俊接着说，孩子完全是靠自己考上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牛哥平常老和孩子说，你得凭自己，不要靠爸爸妈妈，我不会为你上重点学校找关系，为你开什么后门。孩子真争气，他在高考的时候正好闹肚子，考堂上还让老师陪他去上厕所拉稀，本来他完全能考600多分，结果，考了551分。孩子后来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学市场营销专业，大一就过了4级英语，后来又考6级，托福考了500多分。孩子很自觉，会自己督促自己学习，说到这，吴俊的眼圈红啦，泪流了出来。他说:“牛哥的孩子太懂事了，他很清楚，这几年家里的生活很拮据，妈妈给他100块钱，过了一个月他身上还有90块钱，他的老师就说，真不敢相信他是牛群的孩子，大明星的儿子，孩子每天背着用大可乐瓶子在家灌的凉白开去上学。”

　　牛嫂接过话茬:“那几年，家里正需要钱，孩子的教育需要钱。我们家以前从来没有为钱愁过，但那段时间，我们家真的感到特别困难，那段日子我就觉得，唉哟!怎么今天又要交水电费了，明天又要交煤气费，后天要给孩子交学费了，大后天又要交电话费什么的了，啊呀!怎么要支出的钱这么多!越没钱，越觉得要支出。

　　但我从来不将这些困难讲给牛哥，硬撑着。我俩从不吵架，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所以他永远是拍着我的脑袋说:听话!我当时哭过好多次，因为我妈妈的身体不好，她住院了。我妈妈是2002年3月2日住院抢救的，在那之前，我妈妈已病了两年多了，到3月25日经过23天的抢救就去世了。我和爱玲(吴俊的爱人)、吴俊每天晚上彻夜陪妈妈，医生说晚上12点到第二天早上3点病人最危险，我们就每晚守着，夜夜不敢睡。这期间牛群回来。他两眼发红，疲惫不堪，但还是一夜没合眼陪着妈妈，第二天，他就又匆匆去办蒙城的事了，后来，妈妈临终前他回来见了最后一面，妈妈虽然已不省人事，牛哥流着泪给我妈妈跪下啦。妈妈是个演员，报幕的，是个很要强的人，她没活过70岁，68岁就去世了，我觉得真对不起她，妈妈住院时虽然能报销，但别的方面也要花钱，而且这个钱我又不能让我父亲来付，我就得想办法，我还有个妹妹，什么办法都想到啦，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特别负责，最初判断只能活5天的妈妈结果多延长了近20天。当时要是有钱，我就会让我妈妈住单人病房，实在没办法。出殡那天，牛哥回来啦，他执意将妈妈的灵柩安排在鲜花之中，他说，妈妈喜欢灿烂。第二天，他跟回来一样，更疲惫地走了。这时，我真的受不了啦，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时起，我因为侍候妈妈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不能关灯，一关灯妈妈的身影就会在我眼前，我简直要发疯了，我几乎要崩溃了，有一次，我懵懵的开着车在三环路上，狂奔啊!直到把一箱油都耗光了，然后我就趴在方向盘上哇哇地哭，我真的太难过，我开着车每到一个地方就说:噢，我妈来过这个地方。吴俊夫妻俩发现了我快要崩溃了，就硬拉着我离开了北京，来到南京，去她们家去散心。他们变着法给我做各种吃的，到各处转!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牛哥的单位现代出版社，他这么多年在蒙城不拿一分工资，是出版社给牛群发工资，而牛哥自从进了这个出版社，几乎没给人家干过活，而都有他的2000块钱的工资，而且一到逢年过节就通知我们去领东西。当时，我真是不好意思。但又不得不领，这些钱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家开始紧缩银根，家里的电话费、四五个人的手机费压缩到500以内，那时，我们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牛哥不知道我们的苦啊!其实他也很苦，为了蒙城的招商引资，他每天东奔西跑，为了学校的孩子，他到处伸手求助，说，谁爱孩子，我爱谁。他和老板们在一起时，人家好心对他说，应该考虑送孩子留学去，他就说，留什么学，有本事，今后自己出去，才叫男子汉。我们那些孩子穷得几乎都吃不上饭，有钱应先拣他们花。我说你这是些什么逻辑呀。我当时就是想不通，你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怎么就能放下什么都不顾了，连家庭都不要了!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的裸捐!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不知道是否有法律允许你，你说献出来就献出来，什么也不留的就捐了，这是我始终不理解的。非典期间，北京是重灾区，他仍没回来，他说，学校的孩子更需要他，只打了个电话。”

　　吴俊接着说:每次牛哥回到家，我们都想跟他谈，但一看他那极其憔悴的样子就心软了，牛哥也真的是吃了不少苦，他工作在外，家常饭是方便面，就这还经常有了这顿没那顿的。我们这点苦、这点累算了!可不能再给牛哥添累了。娱乐界的朋友们知道了家中的窘况，非常不理解，好意对牛嫂说，劝劝牛哥，悬崖勒马还为时不晚，如若不听劝，乘咱还年轻，吓唬吓唬牛哥，离婚，我就不信牛哥不听话，因为你俩的爱情是与天壤同寿。这时，牛嫂总是苦笑一下，牛哥拿出这样的牛劲来拼命为蒙城做事，总也有他的道理。朋友们看着牛嫂日益消瘦的脸，唉声叹气地开起玩笑，牛哥这到底图个啥?我们看他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替天行道的圣人。玩笑归玩笑，朋友们还是变着法，找出种种借口，来接济牛家。

　　这3年，因为牛嫂操劳过重，她的体重由120斤锐减到现在的不足100斤。在结束采访时，牛嫂对我们说:要总结我们全家走过的近4年经历为:无奈的接受，无奈的理解，无奈的享受。说到这她笑啦，笑得轻松、笑得慈祥，她说:“到现在，我们知足啦，每至节假日，每到家里有了困难，出版社的领导，县里的主要领导，还有许多的朋友都会来看我们，关心我们……”(人民摄影报社记者 霍玮 陈淑萍 尹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