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盛夏酷暑时节，上海太原路上的太原公寓，根据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的26集同名电视剧，正在这里紧张地拍摄。小说《长恨歌》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王安忆曾说，王琦瑶的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上海。不少评论家认为，《长恨歌》是近年来写上海写得最准确、最成功的作品。不久前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几次来到这座具有浓郁的老上海风情的欧式别墅，见缝插针地对电视剧《长恨歌》的导演丁黑进行了断断续续的采访。没想到这位来自西北，身材粗壮的导演，谈起充满柔美风韵的上海“味道”来，居然头头是道。

　　小说就代表了王安忆的建议

　　问：在你接受拍摄这部电视剧前，你有没有读过《长恨歌》这部小说？

　　答：我大概是在1996或是1997年的时候就看过这部作品了。

　　问：当时对它的印象怎样？

　　答：我觉得作为小说来讲，肯定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它的小说特征比较明显，就是对于文字的差遣、驾驭，由文字产生的联想、想象构成了整个作品的味道。文字是相当出色，这样的阅读是很享受的。但正因为它的小说特征特别强，或者说正因为它是以文字而成功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形式和内容已经找到了最佳的结合方式，那么改编成为其他的艺术形式，肯定就会受损失，或者就是无法再现。

　　问：那你当时的感觉是根本无法改编成影视作品的？

　　答：我当时觉得这是没法拍的。后来经过编剧的重新改编，我看了分集梗概，觉得还弄得不错，可以把这部文字感觉特别强的小说转换成一个连续剧的叙述形式。当然，也有可能事隔这么多年，当年看小说时的很多东西淡忘了，编剧拎出故事的骨干，把一些东西理顺了，他们通过他们的创造将许多文字的东西进行了转换。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接手这件事。

　　问：拍摄之前，你是否和王安忆接触过？她对改编有没有具体的要求或建议？

　　答：有过接触。当时仅限于工作事务上的接触。她对于改编，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自由和行动空间。没有什么具体的希望怎么样，或是不能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建议。她抱着这样一种想法：给你们一个宽松的空间，你们照着自己的理解来拍。其实不用她说，她的小说就代表了她的建议。

　　最大的难点是如何保存原著的味道

　　问：你认为拍这部电视剧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答：最大的问题在于，原著的味道如何能在电视剧这种形式里保存得好，保存得多。因为电视剧和小说的着眼点不一样。

　　问：是怎样的不一样？

　　答：比如说文字可以在情景、状态上挥洒自如地大段描写。小说的前几章，从弄堂、闺阁到楼沿、鸽子，完全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手法表达王安忆对人、物、景，对世俗的一种看法。在如此优美的文字中自然而然淌出来的一些东西，用视觉是无法再现的。比如拍鸽子，你哪怕让它飞出花儿来，都无法引起情绪联想。电视剧最擅长表现的是人物的对白，而对白是要放在现实的情景中的，不能像念诗一样地去传达内心的感受。

　　问：这样是否让你感觉压力更重？

　　答：压力当然是有的。《长恨歌》影响很大，很多人都会期待改编后会是什么样子。但电视剧和小说的叙述方式不一样，好的作品都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合方式。换另一种艺术形式希望得到一个比较高的认可度，无形中又增添了一种压力，你怎么来找到好的结合点。所有人提到《长恨歌》，都会说它写出了上海的“味道”。味道是什么？它是诉诸于人的一些感觉，它不是一个具体有形的东西，不是一个事件、一个冲突、或是一个矛盾、一个对话。王安忆写的上海“味道”是弥漫在她整个小说里的，处处都在，但让你处处抓不着。这种似有形非有形的东西，要用电视剧的形式来表现，的确比较困难。

　　改编忠于我们对原著的读解

　　问：这种“味道”把握比较困难，是否与你是一个北方人有关，对南方独特的风韵感受比较少？

　　答：这倒没什么关系，主要的困难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我现在试图通过一些可视的东西，将原小说的精髓之处表现出来。上海“味道”是包含在上海的文化之中，原著中的人物性格都深受上海文化的影响，王琦瑶也好，蒋莉莉也好，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有极强的上海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比方说王琦瑶，她是一个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她有极强的文化特点，她的行为方式、说话方式、做事方式都有这种文化印记，这种影响和其他地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剧作和拍摄，都试图从这个角度去抓住作品所谓的上海“味道”。

　　问：那你是如何来理解上海文化的？

　　答：我给你讲完了，戏也就拍完了（笑）。其实就像我刚才和你讲的，对人物的描述，对人物主客观的认识，人物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模式。他做这事而不做那事，他这么做而不那么做，所谓的文化是渗透在这点点滴滴细小的东西里的。我们是试图通过性格，去体现文化对人物的影响。

　　问：电视剧是更忠于原著还是作出了相当幅度的改编？

　　答：我们整个剧组的一致意见：忠于原著。但这种忠于是来自于我们对作品的读解的忠于，而不是来自原著文字本身，甚至不是王安忆本人的意见。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感受，把它看成一个审美的对象，去重新演绎。我们并没有在故事结构上有大的改动，还是写王琦瑶的一生。再有主要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这也是在忠于原著。而原著中的情景的描写，场景的描写，包括对于一些风俗的描写，我就只能是想办法去将其转换为视觉形象，或者是通过演员表演等电视剧的手法表现出来。当然在转换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增加了很多情节细节，有的地方改动也比较大。不过在总体上，基本还是顺着小说所界定的人物线索，人物的基调进行改编。

　　考虑改变王琦瑶的结局

　　问：据说你有可能要在电视剧中改变王琦瑶这个人物的结局？

　　答：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决定。这一部分，我和编剧还在商量。

　　问：是出于什么考虑想改变王琦瑶的结局？

　　答：还是出于对原著的理解。其实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并不取决于她的死与不死，而是取决于她自身的性格。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不死，她的悲剧意义更大。但最后到底怎么拍，我们还在考虑之中。

　　问：你是如何理解王琦瑶这个人物的？

　　答：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特别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她的理解将贯穿这个拍摄过程中。我理解的结论将在电视剧播出后自然出现。等拍摄结束之后就会有定论了。

　　问：你是如何挑选演员的？

　　答：每一个小说《长恨歌》的读者，都会对书中的角色有着自己的设想。我作为一个读者，也是全凭自己对《长恨歌》的理解和看法来挑选演员。

　　问：你为何要选择两个演员来分别扮演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的王琦瑶？而不是让一个演员来演完成？

　　答：有些事情不是我个人的考虑。一部电视剧的拍摄首先是一个商业投资。作为商业投资，它会有一些权衡。当然，也有一些技术问题。比如说，一个人由少年变成老年，拍了二十多集，这样现实不现实，做起来有没有难度。所以当时就定了这个方针，要两个人来演。

　　问：两个演员在表演风格和方式上都会有些不同，你如何来衔接？

　　答：现在还没拍到这里，我还没想过。

　　还原旧上海风貌有难度

　　问：要还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旧上海的风貌是否有困难？

　　答：太难了。首先是上海城市面貌变化太大，现在的建筑，现在的家居，现在的生活方式，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另外这还关系到电视剧的投资成本，你要想全面地再现几乎不可能。尽管《长恨歌》的投资已经不小了，但是对于这么大跨度的一部戏，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拍，这点资金远远不够，使我们捉襟见肘。我们不可能照原样搭一个实景。比如弄堂，它有自己的结构，而且在拍摄中又有很大的难度。稍不注意，就会拍到挂着的空调，街道上开着的现代车；镜头抬高一点，就可能拍到后面的高楼，所以只有想办法去避让。

　　问：现在的这些拍摄地点是如何选择的？

　　答：主要还是根据小说里的描写。我们的美工费劲周折，在有限的财力下，终于在上海找到了现在这几处拍摄地点。在取景时，我们的原则是尽最大可能地符合原著的风貌。

　　文学与影视互惠互利

　　问：你拍过不少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张艺谋曾说过：文学驮着电影走。现在很多电视剧也都是小说改编的，是不是文学也在驮着电视剧走？

　　答：其实电影也好，电视也好，都是综合艺术，都要受到剧本的限制。现在老是有人说，没有好剧本，拍不出好东西。好剧本是影视的基础。文学的因素无外乎就是对人的描写。一部好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它已经有了一种比较详细的叙事形态，在改编的时候投资风险会小一点。而且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已经有了他对人物独到的锤炼。而电视剧，电影的人物塑造，不像小说那样单纯，但小说预先给影视提供了一个范本，对于导演来说可以心里有数。所以自打有电影电视剧以来，小说改编很多。其实也谈不上谁驮着谁，应该说是互惠互利。有很多小说家，小说写出来没人买，拍成电视剧之后倒是有人买了。这也可以说是电视剧驮着小说走。

　　问：中国的导演似乎编故事的能力都比较弱。

　　答：中国的导演也不能说是不会编故事，其实是对商业片的操作能力比较弱。

　　商业片在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也就十几年的历史。以前我们总是讲“文以载道”，作品讲究的是对人有什么启迪作用，有什么教化作用，对社会变革有什么推进作用，但忽略了艺术的娱乐功能。就是说编剧、导演都一直没练讲故事这门功夫，电影电视剧都不是首先考虑把这故事说精彩，说得悬念迭起，让你欲罢不能。中国导演都没有这方面的操练，当然也就不可能玩得得心应手。当然创作滞后于生活，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