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始有终的，死虽然不是生的目的，却正是生的终极，这是相对于自然人生而言的事实；那么对于文化人生呢？恐怕死不仅不是终极，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可能是一种继续，甚至是文化人生的开始——大凡伟大作家的优秀作品，总是在他死后，不断地经历时光的磨洗，然后，作品中潜藏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才被逐渐地揭示开来。因此，文化人生的存在方式要比自然人生更富有影响力，也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以文化人生的方式，参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契机。今年恰逢《雷雨》发表70周年，也是北京人艺上演《雷雨》50周年，因此，由顾威先生导演，北京人艺遴选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演员，经过近5个月的排练，第三版的《雷雨》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尽管排练时期，《雷雨》剧组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以“33个铁杆戏迷”的名义，上书北京人艺，坚决反对重排《雷雨》；但是，经过新一轮的演出之后，不仅观众的疑虑逐渐消失，甚至以前从未看过《雷雨》的新一代观众，还大有重新发现戏剧、发现曹禺的快乐和惬意。这可真是说不完的曹禺，演不尽的《雷雨》！

　　一个70年前写就的老故事，靠什么来抓住今天观众飘忽的思绪呢？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先生曾说，曹禺的戏剧“带来感情表达上的那种令人心惊欲碎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剧作家生命意识中现代性的焦虑，来自剧作家对人、人性和人文关怀中，对现实人生的残酷发现，以及对人类灵魂的深度揭示。在《〈雷雨〉序》里，曹禺曾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性：“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他还说过《雷雨》所显示的，正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因此，与通常轻飘飘的世俗戏剧不同，《雷雨》对社会人生进行思索的视角是逆向的，它不是从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展示一个警世故事，那也许是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模式；它是将粉饰在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上的温情面纱撕毁，从而审视人类复杂深邃的灵魂。当人被放置在激烈的戏剧情境之中的时候，意志和性格的较量，蒸腾出一片狞厉可怖的气息，两性之间的战争、被动选择与自我承担的矛盾、反抗动机与毁灭前提的逆转，这形成《雷雨》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情结，也触及到了人类带有哲学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必将引领新的观众做新的思考，这也正是《雷雨》久演不衰的道理。

　　在《雷雨》里，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双重乱伦的故事，以及无辜的周冲、四凤之死，无奈的周萍之死、繁漪之疯、侍萍之痴，也许都不过是悲剧故事的表层，而真正的悲剧性来自于人对自我选择的被限定性的反抗，以及反抗的无意识所造成的对他者的冲撞，在反抗的合理性与冲撞的无理性之间，形成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张力。这在繁漪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曹禺认为，要问繁漪为什么会爱上周萍，那要问她为什么生活在周朴园这样一个牢狱式的家庭。新版《雷雨》将繁漪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将她放置在这出悲剧的核心地位，这是有其合理依据的。繁漪这样一个形象，不仅最早引发了曹禺的戏剧创作热情，而且在这个人物身上，也倾注了剧作家最大的同情和艺术的灵性。她阴鸷而果敢，哀静而乖戾，封闭而阴冷的家庭压抑了她的活力和个性，把她生命的热情扭曲成带有破坏性的偏执，悲剧虽不因她而起，但她显然加剧了悲剧的进程。对繁漪的理解牵涉着对《雷雨》主题的认知，香港戏剧博士刘绍铭就认为此人违背伦常、害人害己，不值得同情，而曹禺则认为她具有“最雷雨”的性格，是一个由于处境的不幸而走向毁灭的美丽女性。龚丽君扮演的繁漪较好地表现了她的进攻性和报复本能，但是对她哀婉时的酸楚，绝望时的空茫，教养带给她的矜持，则体现得不够充分。

　　新版的《雷雨》还增加或者说是突出了一个戏剧主人公——雷雨，从第一幕开始，周公馆的压抑、沉闷的气氛中，已经孕育了一种天幕低垂、四野云集的阴郁气息，随着悲剧情境的展示，闷雷从远天滚过，蓄势待发，闪电忽隐忽现，撕开暗夜的黑幕，直至四凤在自己家中向母亲发誓，炸雷当空劈下，暴雨倾盆而泻……可以说，雷雨不仅构成了戏剧的自然环境，渲染了人物的心境，是心理情绪的外化，而且对于人物命运它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蕴。在《〈日出〉跋》中，曹禺说他写戏时常常会把真正的主人公隐藏在幕后，写《雷雨》时他不能让雷公的形象站在舞台上。显然，在剧作家心目中，雷雨是剧中一个特殊的不可或缺的形象。新版《雷雨》遵循了剧作家的本意，舞台上所呈现的电闪、雷鸣、雨声，被观众认为是几版《雷雨》中最好的音效，它的确非常具有震撼力。

　　观看《雷雨》的观众不会有被安抚的快感，相反，却要饱受感官的惊悚与心灵的震颤。曹禺一直认为《雷雨》的演出应当加进去序幕和尾声，以使观众情绪复平。早在1935年他在南京国立剧专时，曾经亲自导演过全本《雷雨》，结果这个戏演了5个多小时，别说演员累得够呛，观众大概也目困筋疲。限于现在的观赏习惯，第三版的《雷雨》也不得不忍痛割爱，舍弃了序幕和尾声，我认为这无伤本意。也许若干年前的观众会为《雷雨》惨烈的结局而惊悚，而现如今的人们内在的感觉正被现代性的物质外壳所幽闭，因此，给他们一点惊悚，倒说不定会更有裨益。正如王尔德在《狱中记》所预言的那样，“现在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追求广度而是追求强度”，而《雷雨》的强度，不是来自感官的刺激，而是来自灵魂的战栗，因为它是一个精神的悲剧。

　　今天也许人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其实并非如此，当社会的宽容与开放的程度加大之时，外在的限制减弱，而心理的困惑增多，这迫使我们必须思索什么是“不可以”，思索人类的核心价值的存在意义。其实《雷雨》通过其悲剧结局，告诉了我们很多“不可以”，比如在情感欲望的追求上不可以随心所欲，在爱情的自主选择上不可以悖逆人伦，在悲剧责任的问题上不可以放弃承担，等等。因为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这是我们共同的现实。

　　作者简介：宋宝珍，女，1964年出生于河北唐山，致力于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回眸》、《世界艺术史（戏剧卷）》、《残缺的戏剧翅膀——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等，发表戏剧论文、评论上百篇。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