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园长”张芳明和她手下的“男阿姨”、“女阿姨”们--

　　信手写下这个题目以后，我不由得暗暗地佩服自己：这个题目起得太贴切了！芳明是一位很文静的女同志，用蔡明的话说：“张老师穿着明星队发的运动服，瘦得就剩俩大眼睛了。从背后一看跟中学生似的，还没发育呢！特可怜。在那儿跑来跑去的。什么都得过问，什么都得管。一刮风你就替她担心，把她吹跑了怎么办？他们说没关系，往她兜儿里多扔俩钢崩儿就坠住了！明星队有这么一个人真是大伙儿的福气。那年我们给她评了一个‘最可爱的人’嘛。那么耐心，那么细致，带我们就像老母鸡带一群小鸡似的，人家原来就是一大夫（芳明原来在医院工作），哪弄过你们这么多‘腕儿’呀！后来大家越来越自觉，都觉得做不好对不起张老师……”

　　林依轮说：“让我觉得有一种怕家长的感觉的就是张芳明。我总感觉她像妈妈又像阿姨，她能管得住我。她一说我就紧张。我从小散漫惯了，一般人管不了我。我感觉她是管我的。”

　　我又采访了张芳明手下的工作人员。

　　李海龙说：“我就想像张姐一样，一丝不苟地把工作做好，为明星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因为这个队伍我特别爱！”

　　倪红说：“你说张姐，她细，我粗，怎么溶在一起？第一次给队员们打单子的时候，我日期打啦，航班打啦，时间没打。张姐就说，这姑娘，怎么干事这么粗啊。张姐要求我必须得做出最佳的。经常在电脑里，这种字体那种字体的，她得选一个够。当时我不服气，心想怎么这么罗唆，这么‘碎叨’,差不多就行了！”

　　“那次去太原，张姐说，倪红你来了也快一年啦，还没有单独出去过。你到太原打前站吧。打前站的责任是很大的。队伍到来之前，所有前期的工作，像日程的安排、服装、住宿、接待单位车辆的配备、比赛场地的情况、音响设备情况都要由你打前站的人来落实。我提前三四天就去啦。队员到达太原的那天，把衣服都发到队员手里。下午开预备会的时候，我一看队员穿的队服怎么都那么别扭啊！队员们自己也说衣服瘦，原来接待单位发的运动服的号码比一般的服装号码小，穿着不舒服。这衣服我当时怎么没试试啊！晚上去体育场踢球，中间一唱歌不行啦，这音响怎么这声啊？队员唱歌的时候，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和伴奏带的声音。但观众听得见队员的声音。因为都是老演员，有经验，就这么唱下来啦。回来以后我们办公室开总结会，我都哭啦。其实张姐也没批评我，还宽慰我半天，说我毕竟是第一次。每次活动回来，张姐、海龙、小唐我们几个都得睡一圈儿才能缓过来。有一次海龙一口气儿睡了36个小时，中间不带醒的！然后又发烧，打点滴……到这会儿，才更加理解了我刚来的时候张姐跟我说的话：‘这个部门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你们多好啊，成天跟着明星连吃带玩的，绝对没有那种好事。你可想好啦，到这儿除了吃苦受累没别的。第一，没钱挣。第二没什么享福的事儿。’但尽管是这样，我还是特别愿意干，越干还越上瘾。”

　　为写这本书，跟芳明海龙倪红小唐的接触多了起来，也更加了解了他们的那份不易。

　　队里的很多人都属于来无影去无踪的一类。说好参加队里活动，到跟前儿来个电话，来不了了--得上某市签名售带去。下次活动已经不打他（她）的谱儿了，突然他（她）来了--正好有个间隙，可以抽空来一趟。活动完了马上就得飞，电视台那边等着录像呢……害得芳明他们迟迟不能把队员名单给主办单位传过去。在名单上删了写，写了删。因为“名”单“名”单，那是名副其实名人的单子。主办单位得根据明星队提供的名单来做宣传--“那英”去了还是“那五”去了，那是不一样的……

　　这帮“腕儿”们，去的时候就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赶去的都有。张芳明们要跟主办单位协商，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到机场或到车站去接；比赛结束很多人又不能跟队里一块儿走。有吃饭以前走的，有吃饭以后走的，有当天夜里走的，有第二天一早走的，有上午8点走的，有中午12点走的，有下午3点走的，有……所使用的交通不一样：有乘飞机的，有赶火车的，有坐汽车的，有……这边球赛演出还没结束，张芳明李海龙倪红唐玉峰就得催着马上要赶去参加国内或国外公干的队员们回宾馆拿东西上车赶飞机还得惦记着队员们没有时间吃饭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不能让队员们饿着肚子走还得考虑到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容易吗？！

　　比赛之前，海龙在观众席里来回转悠，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听一听音响效果。比赛时，芳明海龙倪红小唐，还得经常挨个儿嘱咐队员：草坪很硬，别磕着。队员上场了，还得为他们看着东西。各种“迷”们围上来找队员们签字合影，芳明们还得负责解围……那次方舒带着小女儿去比赛现场，小女儿死活儿不离开她妈。倪红拼命地博得孩子的好感，把孩子抱过来，让方舒得以脱身去参加乘彩车绕场一周和介绍队员……

　　“肃嫂，你说你需要什么吧？”去队里搜集有关材料的时候芳明跟我说。

　　为了这本书，我去基金会要一些队里的资料作为参考。芳明打开柜子，从里面抱出几大撂夹子。需要什么资料，1分钟之内就能找出来，马上给我复印。他们提供的明星队的各种资料就有好几十本。

　　有各种各样的通知、简报、各大小媒体对明星队的报道情况以及“中国明星足球队公开性大活动统计表”。上面详细地记载着每一次比赛的地点、参加的人数、比赛对方、比赛结果、捐款单位、集资数额，以及扶贫、助残、敬老、救灾、建立希望小学等等的详细情况。

　　现摘出1份“通知”实录如下，以飨读者--我的一个朋友看了说道：“这哪儿是明星足球队的通知啊，整个一幼儿园简章！”

　　通　知

　　中国明星足球队定于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南京与江苏记者队进行足球友谊比赛。

　　注　意　事　项：

　　1、请每名队员一定要带身份证（上机前检查）。

　　2、全体背所发运动包，内装运动服、大毛巾、运动袜、比赛服、小红帽。（以备南京所发服装不满意）

　　3、上场队员希望能穿一件大衣，以备下场休息时保暖。

　　4、未交照片的队员（护照像、彩照），到南京时要交齐。

　　5、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体行动，请务必准时，不能迟到。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

　　中国明星足球队

　　1995.3.8

　　……芳明坐在我对面，如数家珍地跟我谈起了“她的”明星队。谈起明星队的每一个人--他（她）的优点、特点、性格、脾气、秉性、习惯、参加队里活动的次数、在队里起的作用、他（她）的逗人的事儿、“犯葛”的事儿、“犯狗”的事儿……可能我这比喻不恰当啊，就像现在独生子女的父母一说起自己的孩子来就没完没了、怎么都刹不住车一样。我们家孩子头是头、脚是脚、优点是优点、缺点……也是优点……

　　她是太想让我把这本书写好了！太想让我为队员们说点什么了！太想告诉全社会“其实这些人特别特别可爱”了……

　　张芳明：明星队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谁要损害明星队的利益，我绝不答应！可能我这么说有点过啊，我恨不得就跟一只老母鸡似的，翅膀下面都是小鸡，我得护着，不能让它们冻着、饿着，更不能让它们受委屈。你也知道，就像当保姆当阿姨一样，每次活动从一开始到结束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有时我也觉得挺委屈挺生气，但是这些明星一上场我就特别感动。现在可能时间长了，有点儿适应了。刚成立的时候，明星队每次上场我都激动得要哭。

　　我到明星队以后哭过3次

　　第一次是在沈阳踢球。

　　在现场，接待明星队的一个工作人员问我，能不能活动完了以后跟明星们联欢一下啊？让明星们给我们唱唱歌，表演表演？我跟他解释，我说，有什么计划最好是一开始就提出来，商量一下，双方都认可了再照着办。现在临时要加一个活动，大家都没有准备。再一个就是队员们刚踢完球，演出完，特别累。能不能让大家好好吃一顿饭，尽早休息。主办单位那么多人，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就是代表饭店老板来找我的。上车以后我就跟队员们说：“饭店一方希望能跟大家联欢联欢，并希望每个人都能出个节目，饭店也是好意。但是我怕大家太累了，就没同意。所以一会儿大家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早一点儿休息……”本山接了我一句下茬儿，顺嘴说了一句“联什么欢啊”之类的话。因为本山平时就特逗乐，说话也随便，有嘴无心的。可没想到饭店老板就在我们车上，人家一下就觉得面子有点挂不住了。本山还在后边说俏皮话呢，老板更生气了。下车以后就找我来了，劈头盖脸地说：“谁要跟你们联欢！好像谁看得起你们似的！”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具春秋使劲拉我衣服，悄悄告诉我说这就是饭店老板，哟，我不知道啊！我心想这多不好，活动都搞完了，大家伙都高高兴兴的，别为了这点儿事儿再弄得人家不高兴。赞助方也挺不容易的，又出钱又出力的。吃饭的时候我去找那位老板，我说：“挺对不起您的，我不知道您是这个饭店的老板。本山也是开玩笑，您还不知道他，一张嘴就是一串一串的，不是说对谁，只是大家伙开玩笑，您别往心里去……”我本想把这件事儿再跟他解释一下。但他还是不依不饶的，嘴里不停地说。我一想坏了，你跟我发脾气没关系，别把明星队骂在里头啊，大伙那么卖力气地把活动搞完了。我又跟他解释了半天，他还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一看是真的生气啦！

　　当时我心里特堵的慌，饭也没吃就回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事跟本山说了。本山一听就从餐厅跑到我屋里问我，我说没事没事，全解释清楚了。本山说你看我说的不合适让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大家伙不都是为队里嘛……丹丹跟本山说怎么办呀？还得把这个局面挽回来。本来一句玩笑怎么会弄成这样？我说我怕咱走了以后再给咱们登不好的消息。那时候报上刚登出山西有人冒用明星队的名言做宣传、老百姓哄场的事儿，大伙气得够呛，说做好事儿倒做出麻烦来啦！在北京上飞机的时候刚看的报纸，到这儿又出这事儿。我心里头更难受了。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窝囊，在我心里攒成了一个团儿啦，眼泪忍不住一个劲儿地流，我一哭还特怕人劝我，你要不理我，可能一会儿就过去啦，越劝我越伤心。结果“呼啦”，咱们队的人都来啦！好几个人大声喊：谁欺负张老师啦？你说我这点破事儿，弄得大家伙都吃不好饭，心里特不落忍。我说大伙吃饭去吧，我没事儿。大家就说走走咱们唱去！结果大家回到餐厅，连蹦带跳，连演带闹，赵本山唱完了宋丹丹唱……又演了一场，等于给人家赔不是。我心里更难受啦，我说真是的，都是我闹的，对不起大伙，本来想让大伙儿多歇会儿，结果又演了一晚上！

　　那次去沈阳“漏儿”还特多：那英唱着唱着从车上摔下来了，景岗山唱了一半，音响没有啦。我觉得特对不起山子。通过这次活动，我对咱们队的几个队员印象特别深刻，赵本山呀、宋丹丹呀、那英呀、景岗山呀，特别是陈道明，原来他给我的印象是特清高，挺有架子的。后来有两件事让我非常感动。

　　比赛的时候，企业家队有个人罚点球是背着身踢的，就是拿脚一勾。赵本山一看就急了。冲着那人说：“你那是干什么？你耍什么人哪！人家都正着踢，你凭什么倒着踢啊？！人家观众都是买票来的，对得起人嘛？！”在现场就快跟人家吵起来啦。这时候陈道明就一直按着赵本山，说：“本山你听我的，听我的，千万别打架，那么多观众呢！你听我的！”就把赵本山给按住啦。因为那时明星队刚刚成立，很多事情还没走上正轨，除了这事还有几件事没协调好，时间的协调啦，日程的安排啦，住房问题啦……陈道明就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谈了一次。说，“我们到这儿来，什么也不图，只希望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好就行了。你们应该先有一个人打前站。”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每次活动都先派人去打前站。

　　第二次是到江西南昌踢球。

　　因为九六年市场经济状况不好，上半年的活动安排得很少，下半年才多了起来。当时是宁波、温州、南昌3家全都抢这个10月份。为了集资，这3次活动我们都舍不得放弃，结果这3场给安排得特别近。很多队员参加完宁波和温州的比赛，就跟中央电视台赴香港参加“心连心”演出去了，还有的队员去外地拍戏……一下就把南昌给撂到那儿了。去南昌的时候说实话没几个“大腕儿”，还分两拨儿去的。张国立、蔡明、杭天琪、红豆、屠洪纲、牛振华这批人都是第二天去的，还特曲折，急的我呀。

　　牛振华连夜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北京再赶飞机到南昌；屠洪纲从外地乘早班飞机赶到首都机场，不出机场又赶回北京，再从北京飞南昌；蔡明和郭达从广州赶到汕头，再从汕头赶到南昌；刘斌原计划一早赶回北京，但航班临时取消，等他赶到，南昌的比赛刚刚结束……

　　头一天队员去的少，在新闻发布会上当地的主办单位特别不高兴，说你们就来这么几个人哪！那次全靠李金斗了，他在台上讲了一番话，算解了围。他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他跟当地解释，说你们南昌的交通怎么样？一天的航班没有几班吧？全国各地又都不通。队里这些人想方设法坐汽车乘火车从这儿到那儿就这么跑来跑去的赶飞机，李金斗就开玩笑说，你们看，这架飞机里就有我们的队员，就是赶不上咱们的活动了……逗得全场观众哈哈大笑。最后演出大家特别卖力气，每个队员上场状态都非常好。大家齐心协力补这个台。谢东、张伟进都说救场如救火，让唱几首都可以……连郭冬临都上去唱了。总算让主办单位基本上满意了。到这时候我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下来了。比赛结束大家上了车，老吴说：“我说几句话啊，今天效果非常好，感谢大家！……”然后我接着说：“我就说一句话……谢谢大家……”这句话没说完我就哭了……

　　第三次哭是在常州和无锡比赛。

　　明星队的日程都是提前定好的，所有的安排都精确到了每个小时。不能随便加，免得给大家伙儿一个措手不及。而且要求对方不许搞商业性活动。因为我们活动本身就是公益的性质。主办单位有什么要求，必须提前商量。这些原则在签协议之前都和主办单位讲清楚了。

　　头一天在常州，第二天在无锡。在无锡赛完球，说好了的，第二天上午11点集合，在楼下吃饭，吃完饭以后直奔上海机场。从无锡开车到上海，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那边的主办人头一天晚上跟踪我说，咱们明天吃饭得换个地方。我说换哪儿啊？他说就在后边。我说不是说好了在楼下吃吗？他说，想换个地儿，咱们到小天鹅吃去。他一说小天鹅，我还以为那餐厅叫小天鹅呢。我说别换啦，都说好啦，大家伙儿挺累的，上午不安排活动啦。睡到11点起来，咱们吃完饭就上机场。他说，那地方特近，只有10分钟的路，也就是换个餐厅吃饭。我说，那换个餐厅吃饭，提前10分钟走不就成了吗？不就10分钟的路吗？他不吭声。到了晚上9点多钟，他又找我来啦：说你看这时间能不能提前？我说不是说好了吗？别变啦！

　　当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8点半，他又给我打一电话：你看能不能早点把明星们叫起来？能不能提前走？我说你又来啦，不是跟你说两遍了吗，说不变就不变！咱们就11点下去吃饭，吃完饭坐车就奔飞机场。他不说话啦。谁知风到10点半，李海龙就敲门把大家都叫起来啦，上车！等到发车的时候，我一看表，差一刻11点。我也没说什么。提前一刻钟，也不算提前。我也就没再问，车就开啦。开车以后我问这主办人：“你把车开哪去啊？不是说吃饭去嘛？”他说是吃饭啊。我说你不是告诉我就10分钟的路吗？他说就快到啦。哎哟这车这通开哟，开了快一钟头啦。我觉得不对。我说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不是去飞机场路过的饭店呀？别耽误时间呀！他说是是是！车上就有咱们队员说话啦：不对！去飞机场哪是这条路啊！我就把脸一拉说：“你老实说，你要带我们上哪去？！”他说，马上就到了。正在这时，车子开进了无锡小天鹅洗衣机厂。

　　在院里一停车，全车人都愣啦。厂里拉着大横幅标语，院里全是戴着小黄帽子的。昨天在比赛现场就是这帮人，全拿着相机，是参加业余摄影比赛的。横幅上写着什么明星抽奖、颁奖。我说你搞什么鬼啊，这叫干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我们车门就开啦，没人下车，都看着我。我就下去啦，当时那厂长就说啦，哎哟，请你们参观我们厂。我说谁搞的这个活动，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说：跟组委会说好了的。我回头就问主办人，谁跟你说的？你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他傻站着不说话。

　　都僵在那儿了，徐沛东说：既然这样，那咱们下去吧，大家就下车啦。下去以后一进门是一个厂房大厅，摆着好多照片，摄影展览似的。让大家参观小天鹅洗衣机的流水线。然后这帮人“呼啦”就照相。大家伙儿一看不对劲儿，转了一圈就回来啦，全上车啦，说咱们赶快走吧。这时候车底下的人不干啦。说下来下来，谁叫你们走啦？！还没给我们开奖呢！车上的队员说，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啊，结果车下边就开骂：“你们摆什么臭架子！赶紧下来！你们是明星，我们也是明星企业！”我当时也急了，就去找那个厂领导，他说：我们跟组委会说啦，组委会答应我们了。你们这些臭明星，摆什么臭架子？！我找那个主办人，我说怎么回事儿？你给我解释清楚！那人说不出话来啦，只会说：“我不知道！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谁知道啊？！一看戴小黄帽的人都围了上来，工厂的电动栅栏门也开始缓缓关上了，我说赶紧走！我就跑过去挤那个厂门，不让它关上。这时候邹振先和申军谊也下来啦，说你那么瘦，哪儿挤得住那个门哪！他们俩下去啦，这就更了不得啦！这帮人围攻上来，当时把我给急得呀！全是拿着相机、扛着摄影机的记者和摄影爱好者。上下吵个不停，厂长就在里边声嘶力竭地喊：“就不行！一定要公布明星的这些事儿，就要造舆论！”

　　当时徐沛东说，别弄得太僵，咱们下去吧，就全下去了，闪光灯就“劈里啪啦”一个劲儿闪。明星们就站在那儿，让他们照个够。这件事我又不能替，我说我要是能替就替了你们了，人家认识你是谁呀！把我难受的呀！眼泪一个劲地掉！这时候邹振先、徐沛东、申军谊、林依轮都想方设法向他们解释。最后我跟厂长说：“厂长，您看，这是我们的日程表，我们有没有这个活动安排？如果说我们事先说好啦，我们所有的安排都打在日程表上。您看看，这上面印着哪地，我们11点发车去机场……你们别把我们的飞机误啦！”厂长也明白啦，冲大家喊道：“我要看见看，到底谁在这里边捣鬼？！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到小礼堂去，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说清楚！没有他们明星的事儿！”那会儿已经12点多啦。我们2点钟的飞机。可大家还都没吃饭呢，早饭就没吃，中饭也没吃。这时候才算开门把我们放走。车开了以后，谢东跟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开车，让倪红把大家的身份证都收齐了跟我走，先赶到上海机场去办登机牌。到了上海机场时间已经很紧啦，谢东都把饭安排好啦。大家扒拉两口赶紧上飞机！上飞机前，我跟主办人说你必须得把这件事说清楚！我告诉你要是报纸上登了明星队不利的消息我跟你没完！我起诉你！他马上返回无锡。过了两天厂里发来一个传真，对这些明星表示抱歉。这件事总算平息了。

　　回来后开总结会，海龙倪红我们仨抱头痛哭。我说，虽然这事平息了，但是，我们要找找原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海龙说我心里特别难受，由于我的工作没做好，把那么多明星都陷到僵局里去了，问题全在我身上，如果我不把大家早早叫起来，就没有这事儿。我说咱们应该把责任分清，咱们关起门来说里边的事，你也别大包大揽，你的责任仅在于没有及时跟我说。你要是跟我说了这事，我会告诉你，主办人已经跟我说了3遍了，我都没有同意，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了。其实海龙当时问过他，你怎么不跟张姐说呀？那人就撒了一个慌，说我看她太累了，就别麻烦她了。李海龙就提前把大家全叫起来了。大家就全都跟着走啦……这件事情缺乏沟通。工作没有做到家，责任全在我，因为我负责这块儿。其实我们自己受委屈，挨批评，哭，都是小事儿，就觉得对不起这些明星们。他们不辞辛苦地来为我们体育基金会做贡献，还让他们受委屈。我现在更加理解了老吴刚开始说的那番话：“咱们就是为这些明星做服务工作、后勤工作的。咱们请这些‘腕儿’来，就是为公益事业、为体育事业筹资来的。那就是我们的贵宾。咱们就得给人家把后勤工作做好。”这话我印象太深了！所以到什么时候我都得摆正了我的位置，我得知道我自己是谁。到什么时候也是为这些‘大腕儿’服务的。你比如说刚打飞机上下来，一大堆托运行李在那儿堆着，当然得咱们搬了，搬不动单说搬不动的。

　　我就觉得我手下这两个小孩也挺辛苦的。每次打前站的那个人压力特别大。李海龙经常打电话跟我说：“张姐我真是觉得我这娄子大了！但我怎么都得捅这个娄子！如果你到这儿看一看，第一资金不到位，第二音响不行，第三体育场没签协议。如果我现在提出来不搞了完全可以，因为他们不符合条件。但是广告出去了怎么办？票卖出去了怎么办？最后老百姓闹起来怎么办？说你明星队不守信用，各种的新闻媒介给你乱登一气。所有责任是我的；如果说搞，音响不行，明星队到这儿演出不成功，所有责任还是我的。明明条件不成熟你为什么还要搞？！”有时候搞不是，不搞也不是。就怕毁坏咱们明星队的名誉，把那么多明星装在一个口袋里头，怎么对得起大家！我觉得海龙这个人责任感特别强，他说我不能让明星队的牌子在这儿砸了！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拼了命地跟主办单位交涉，然后从北京调去的音响……

　　6年啦，咱们明星队正式比赛30多场，为体育基金会集资上千万。为希望小学、敬老院、残疾人、贫困地区、灾区的集资还不算在里头。光在北京和哈尔滨两地举行的赈灾义演就募捐了6000万。

　　说起明星队就没完没了，我听他们说中央电视台各个剧组啊特烦这明星队。我说的这“烦”字带引号啊。就是一到晚会，像什么“春节晚会”啊，“五一晚会”啊，只要是明星队的人碰到一起，准扎堆儿，老说明星队的这点事儿。人家说你们明星队有完没完啊？！我听他们说，有一次咱们几个队员一块儿参加中央台的一个晚会，说明星队这帮人都挤在一桌吃饭。那边侯耀文“当”地扔过来一个东西，砸在桌子上，说：“你们有完没完？！你们老脑袋扎一堆儿！”

　　唉！说不完，五六年的事儿哪能说那么干净！哪天咱再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