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东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球场上敢上刀山下火海。他岁数也不小了，以前也没这么锻炼过。上场两眼冒着金星也玩儿命跑。那次徐老师追着球跑了半天，一脚没碰上……光我看见徐老师就被球闷过三次。

　　——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梁天：我最崇拜徐沛东的就是，他能让7个音符不重样儿……

　　陈岩：徐老师有时候是孩子心理。想上场吧还不直说。那次傅玉彬没去，我当教练。徐老师过来跟我说：“我今天不太好，陈岩你千万别把我安排在主力阵容。”我就逗他，“我本来就没把你排在主力阵容。名单里没你，根本就没考虑你，放心好啦！”

　　“……我下半场再踢……”

　　“下半场再说下半场的。”

　　第二次不这么说了，一来就找我：“陈岩，我今天的状态还行？”有时候他跟我说，“陈岩我今天先不上啊？”我故意说，“你看今天我还把你安排成主力了，不上算了，拿下去吧！”

　　“别别别，我还是上吧！”

　　再下一场我问他：“徐老师今天怎么样，能上吗？”

　　“能能能！”

　　“今天本来要安排你上场，他们说你身体有问题……”

　　“谁说我身体有问题？！谁说的？！”他急了。

　　有一次赛前小傅带领大家做热身运动。到了球场，徐老师发现别人运动裤上都有号，就问，“哎，陈岩，你那裤子怎么有号，我这裤子怎么没号？”我一看，确实没号。再仔细一看号在后屁股上呢，又把裤子穿反了！前边大，后边小。蹲，蹲不下去，起，起不来。傅玉彬说：“徐老师，没看见你前边比我们多了一块布嘛？”久经沙场的运动员邹振先能把运动做得乱七八糟的，因为他前边是徐老师。本来一排一排挺整齐的。一看徐老师那儿还踢腿呢，全踢乱了。邹振先在后面跟着乱。大邹说，“徐老师，你的动作能不能稍微规范点儿？一个节拍一个节拍地做，你后面跟着人呢！”邹振先运动员出身，特认真。徐老师说：“我脑子顾不上来……”这套动作对徐老师来讲太难了！后来小傅跟徐老师说，“你就自己活动活动吧，甭跟大伙一块做动作了。本来活动腿的事儿，您再把腰给抻了。”

　　去欧洲看“世界杯”，我就怕徐老师“出事儿”。他老把衣服前后倒过来穿。他一穿衣服我就说，“徐老师，慢点儿穿，我先看看衣服反没反，穿反了别坐我们这边儿……你能把背心正过来吗？”

　　“什么意思？”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彪马可是名牌儿啊，人家已经都存在一个世纪了！那么有名，您把‘尾巴’穿前边，‘脑袋’穿后面！”当着那么多“老外”徐老师就喊：“我穿反了么？反了么？”当场就脱衣服。“你上厕所换呀，别在这儿就脱呀！”紧拦慢拦，那衣服已经脱下一个袖子了，露着大白肚子！赶紧让他穿上。一看徐老师脚上穿的是踢球时才穿的足球鞋，底下带疙瘩的。我问他：“又不比赛，您怎么把这鞋穿来了，没觉得路不平啊？”

　　“没有啊，怎么啦？我这几天一直穿着来着！”旁边那几个外国人看得直发愣，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哪！罗中旭说，“陈岩你告诉徐老师，以后人家问他是哪儿的。就说自己是南朝鲜的。让他出门儿千万别说认识我们！”

　　听说在欧洲看球赛，墨西哥和荷兰3比3踢平，激动得明星队队员们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徐沛东永远也忘不了自己的老本行，站起来“大马金刀”地指挥。尽管大家根本就没看他。

　　徐沛东：我入明星队2年半了。有几件事儿印象特别深刻。

　　我入队后参加的第一场比赛在西安。气氛特别热烈。全场都是小手电啊，星光灿烂。我那天唱的是“油瓶子怕摔”，全场都跟着唱。其实我上场踢球也就十几分钟，跟对方抢球的时候还撞在一块儿了，我“咣”一下就躺下了！人家伤了，我也不行了，脚抽筋了，一动就疼啊！哎呀别提多狼狈啦。马上暂停比赛，大家把我给抬下去了。咱们队的都跑过来了，七手八脚，左拍右捏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重庆。上场的进修鞋带没系好，一脚踢出去，球没动，鞋飞了！全场这乐呀！那次重庆方面都是一帮小毛孩子，战术啊体力啊都比我们好，根本看不住人家，球一来人家一转身就把你甩一边去了。我正跑着呢，突然过来一个长传球，照着我眼睛这儿“咣”一下就闷上了，一点没客气！当时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捂着脸说“赶快换人”！

　　现在体力好多了，估计踢个半场球没问题。也不那么傻了，不在场上瞎跑了，该歇就歇着。我觉得咱们队除了技术差点儿，意识已经达到专业队的水平了。

　　还有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儿是庆祝明星队成立3周年晚会，我是策划。没有时间训练，没有道具，临时跟人家借的服装，既要面对观众，又不同于正式的演出。那天弄得特别好，没一个人叫干什么不干什么的，个个争先恐后。后来所有节目全安排人了，葛优说，“不行，不行，给我找一事儿，我也得上去闹闹”！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敲小锣的工作。我入队以后，安排演出的任务就交给我了。这是很有道道的一个事儿，有些人很看重这个。演出的顺序安排好了可能对整个晚会的气氛都好。开始我想，都是“腕儿”，安排谁唱谁不唱谁先唱谁后唱肯定特别难弄。果不其然，说实话开始有几个人是比较别扭，每次演出都不痛快。我给他们做工作，我说要都这样的话那节目还怎么演，既然加入这个集体就得为这个集体服务。他们说我就是来踢球的。踢球你让他踢三节他都没意见，让他唱歌他就有意见。我说这不行，球要踢歌也要唱，你也甭不平衡。咱们这个队要是不演出光踢球，人家观众能买你的账嘛？我对这个队投入的心思确实很多，有时候比我创作都费脑子。有一次活动赶上参加的“腕儿”不多，节目不够。怎么办？本来安排谢东和景岗山每人唱一首歌。后来跟他们商量，一个人唱俩歌行不行。他们说，徐老师你就安排吧，让唱几个都成。

　　经常有些“腕儿”找我，想入队。我就跟他们说，参加这个队，从物质上金钱上你会损失很多，但从名声上、精神上你又会得到很多。包括每次对你个人形象的宣传，跟这帮人在一起你会方便得多，否则你挺累的。因为这帮人在一起有一种集体明星效应。我认为这对年轻的歌手很有意义，不在明星队会冒尖会膨胀会发狂，到这个队以后所有的人都是“腕儿”，而且可能还是比你大的“腕儿”。如果你做得不好大家就会讨厌你。

　　我本来不该加入这个队，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搞音乐创作的。

　　我的成长史很少跟别人说，走上这条路比较偶然，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干这个的。父亲是一般的工人，母亲生了弟弟之后就辞职了。我是老大，老二比我小4岁，然后隔2岁一个，隔2岁一个，一共是仨男孩一女孩。我母亲很能干，不管怎么样，孩子得吃饱穿得暖。五八年之前生活还可以，东西也便宜。我小时候又白又胖，所有的邻居见了都要掐我一下。到了60年自然灾害时突然瘦下去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共产主义大食堂”。定量，一顿饭每人给一个2两的小馒头，一碗菜汤。圆白菜大帮子，碧绿的一锅，上面有一点油腥儿。我看我母亲一口馒头没动，把馒头给我吃。当时不懂事，也需要，接过来就吃。吃完还不饱，没油水啊。后来就断粮了。橡树面吃过吗？我永远忘不了。根本咽不下去，就跟吃锯末一样。吃完以后拉不出屎，根本没营养。后来吃野菜，所有野菜我全吃遍了。比较不错的是马齿菜，弄一点棒子面，做菜团子。要不我个儿这么矮哪，他们说我坐下一米八几，站起来一米六几。“文化大革命”时搞了很多“忆苦思甜”，我都感觉没有60年吃得苦多。

　　小时候喜欢画画写写，后来送我到大连市少年宫美术班学习美术，一般人去不了的。兴趣挺大。学习一直不错，我还是比较听话，老师喜欢。这在我的记忆中是比较幸福的一段。正当我感到很幸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就开始闹。刚开始觉得挺好玩，看着抄家呀，看着斗人哪。后来就跟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出去玩，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快板呀唱歌呀在队里什么都干。就在这时候开始接触的音乐。

　　到了六八年，我对音乐慢慢从一种兴趣爱好进入钻研。在这上面，我们家不可能给我投一分钱，不可能给我买一根琴弦，也不可能陪我去上一次课。后来找了一个歌舞团拉大提琴的老师，作为我的启蒙老师。我分文没有，他给我提供教材。每天我骑着自行车，背着大提琴。甭管是“三九”还是“三伏”，从我们家骑到他们家，横跨两个区。

　　回到家里，我母亲不让我在屋里拉，说太难听了。就把我赶到院子里一个放杂物的小屋里，我就在那里练琴。劲头大，进步也快，老师教着也来劲。仅仅学了几次，就会了。小时候聪明，老师拉一遍，我就背下来了，回家就能拉。

　　后来全国掀起一个学习“样板戏”的热潮，我们大连组织了一个交响乐《沙家浜》样板戏学习班。这是全国第一家，全部由业余乐手组成一个乐团。说是业余，基本都是全国各专业团体下来的，水平很高。我就进了这个乐团。排交响乐《沙家浜》的序曲时，我还不识谱呢。旁边一个拉大提琴的大哥哥一句一句把我教会的。等排到第二段“朝霞”时，我就可以完全自己看谱子了。本来我是坐乐团最后一个，后来我技术达到了前边几个人根本就达不到的水平，因为里面有很多很难的地方。一到这些地方，就单兵教练。你来一遍，他来一遍。那时候我就比较露脸了。

　　在那呆了一年。70年全国各军地文艺团体开始招生。我被福州军区、沈阳军区、还有济南军区同时看上了。因为福州军区早了一步，我就去了福州军区文工团。也没有考试，就看了我们一场演出。然后就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兵啊？当时心早就飞了，赶快当兵吧，要不就下乡啊！人家说，那我们就要你了，看看“政审”合不合格。那肯定合格了，“工人阶级”的后代，“根正苗红”啊。就这样，1970年我正式参加了“革命”。

　　我们从大连出发，一条船10个人，运到上海。下了船再坐火车到福州。第一次离开家门，我说怎么这么远哪！走了3天3宿。到了福州一看，傻了。一个特荒凉的破地方，这城市怎么跟农村似的，大连农村都比这儿好。去了以后开始军训。正是6月份的时候，热呀，满身的痱子。我们是城市的兵，都不太规矩，天不怕地不怕。不像农村兵，到了部队都特别老实。我们有拉小提琴的，有吹圆号的，有拉手风琴的。有一天我们把乐队仓库撬开了，一人拿把乐器就练。文工团的领导说这招来的是些什么人哪？胆儿这么大！然后就大会批小会斗，哎哟，折腾死我们了！当时招的有“代干”的，还有小兵。大的30多岁，小的十二三岁，参差不齐。给我们办了一个新兵学习班，还想动乐器？整天菜地里劳动，早上起来集合操练！我有两次当场摔倒，虚脱了。就这么厉害。晚上老搞紧急集合。有一天我刚睡下，我们一个小同志来说，我探听了，晚上可能要紧急集合。不睡了，把背包都打好了。仨人一屋。灯一黑，等着吹紧急集合号。过一会查铺来啦，怎么回事，你们干吗？！解开！睡觉！把背包又解开了，睡觉。刚要睡着，紧急集合号响了！赶紧爬起来手忙脚乱打背包，往外跑。拉出去围着福州郊区跑一圈，下半夜三四点钟才回来。背包打开铺好，刚躺下，号又响了！大概搞了有一个多月，要改造我们，让我们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从这以后，我看每个人都老实了，规矩了。

　　我们去了就是这个团的骨干，老同志基本上都走光了，所以我们算元老。想我还是挺顺利的。我从当兵到参加工作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大的坎坷，入团入党都是第一批。当兵一个月6块钱，我不抽烟，也没什么嗜好，攒了有100多块钱。3年等于没花钱。那时候把100块钱拿回家，感觉比现在好几万还值钱。

　　3年后我第一次探家，倒了两次火车，坐了3天3宿。当时大连很穷，没油没粮，吃“钢丝”面。福建毕竟是南方啊。我带了很多的挂面，这么大一箱子，很重啊，弄个扁担挑着上火车。到天津转火车，记得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又在天津买了几根大香肠。当时火车站上很拥护，扁担就挤断了，狼狈的呀，人“哗”的一下都从我头上过去了！停车5分钟，抢时间上车。全傻了，不要命地往火车上挤。连滚带爬到火车边上，火车已经起动了。我上不去没办法，把东西“咣”就甩到卧铺上。两个包甩上去，卧铺车箱已经开始关门了。门上有个台阶，我爬上去了，然后再把那些东西一点点倒到硬座车厢。正好有个座，总算能歇会了。我刚坐下，上来一个老头儿。解放军啊，还是学习雷锋吧，就把座让给老大爷了。可这一站地啊4个小时！快到沈阳了，老头儿才下去。我等于站一宿啊。老头儿刚起来，旁边有一人就坐下了，我也没办法。从天津到大连，我生站了18个小时！睡觉就钻在椅子底下，腿在外边……我终生难忘。

　　走上音乐创作这条路，也比较偶然。我天生对音乐有一种渴望。那时候我感觉拉琴已经满足不了我对音乐的需求。尤其我拉的是大提琴，一般是低声部，低声部比较简单。自己单练很难听，合起来才好听。我就开始琢磨别人。我拉着自己想着别人，拉着“5”想着“1”。我们的指挥是个“老八路”出身，年龄大了，耳朵也不怎么好使。每次有人出错，我就看他一眼。他马上停下来，问我：“什么问题？”我说，“圆号有错音”。再错，我又看他一眼。他又停下来问：“什么问题？”……所以我有个外号叫“二指挥”。还有一件事儿，我们有一个老领导不懂五线谱，光会简谱。指挥“革命样板戏”啊，那么厚的总谱，要求我把它翻译成简谱。那工夫大了，我就在那时候得的肩周炎。但是我很感激我这个老领导。我由此学习了作曲，业务“噌”就上去了。求知欲越来越强，就跟团里一些搞作曲的请教，偷偷地听一些国外的老唱片，找点书自己学。慢慢就开始写曲子。一开始写一点，团里用了。渐渐地，就能创作很多曲子了。在部队除了演出，学习时间是很少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球，一有时间就看书。早上5点半爬起来，洗把脸出操，不出操就拿锄头翻菜地去。上午排练，吃饭，午休。晚上吃完饭之后有一点时间。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不去外边看电影，也不谈朋友。我学习都是抓的这些空。

　　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央音乐学院，当时不叫这个--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要招生，学生的来源要求有“老少边穷”地区的，解放军给了一个名额。我们班招8个作曲的，有西藏的、新疆的、内蒙的、云南的……所有人以前都从事过作曲，有一定的基础，就我没学过。人家岁数也比我大，我是我们班最小的。学了将近3年，相当苦。我从最差的，升到班长，又兼着作曲系的支部委员。第二年就是班里最好的了。后来我了解了很多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没有我们那时候的程度了。我们那时候渴望学习，什么都有兴趣。包括作品分析、西洋音乐史填鸭似的灌了一肚子，奠定了我作曲的基础。

　　那时候老大了还不谈朋友，他们说我傻，不懂爱。从福州军区转业我是31岁，也没在团里划拉个对象。从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很多女孩子对我送过一些信息，我都没感觉。说实在的，也没工夫感觉，就过去了。毕业后搞作品实习。把我分到中国歌剧舞剧院，他们排《宝莲灯》，把舞剧的一个总谱给我，让我把管弦乐翻译成民乐。干了几个月，认识了现在的媳妇。当时乐队就这么一个女孩，就让我勾上了，用眼神勾搭。一开始她跟我说她的乐理不行，想找我学学乐理知识。我说那就先学和声吧。我们一个星期要回两次课，我业余时间给她判作业。开始她老实，我说这不对，那不对。时间一长了吧，就不行了，她老有理由，找个茬儿就来了。这就是爱情的萌芽状态吧。然后就开始互相有点惦记啦。她家在北京，我住在歌剧院的单身宿舍里面，她就经常做点好吃的送过来，下雨给我送伞啊，温暖极了……就等于是党中央的温暖送我这儿来了。就这样，从学和声开始，到后来……后来我们就“合”着“生”孩子了。我记得很清楚，实习结束我要回团里了，我就跟她提出来交朋友的问题。她说咱们本来就是朋友啊，还交什么朋友啊？她跟我装傻。我说，嗨，就是明确关系嘛！

　　回部队以后踏踏实实在团里干。我回福州军区的时候是很风光的，回团就是指挥。我们团音乐创作的份量占了三分之二。我跟我媳妇也建立了通讯关系，我们通信3年。我这人是最不爱写信的，但为了谈恋爱还得逼着自己多写几封。大概间隔是一个星期一封。我容易嘛我！没有任何信物，没有任何誓言，而且当时有很多人惦记我老婆。后来北京方面有人做我老婆工作，说你看你找了个外地的，还是当兵的，有什么好？要给她另外介绍对象，我老婆不干。还就没有第三者插进足去，我们都很坚贞的。所以我们这个爱情啊都是经过考验的。我就相信，人是有缘分的。我们俩接触了很长时间，没有说你追我，我追你，就是一种特别自然的缘分。王八瞧绿豆，对了眼儿啦。而且我们俩原来长得不像，结婚以后，越来越像。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哪！

　　3年之后就结婚了。结婚也挺戏剧性儿。当时她在大连演出，我在福州，我心说这个结婚登记怎么办哪？我说找我们团舞蹈队一位已婚的大姐跟我一块登记去。她开始同意了，后来又不干了，说怕出事儿。怎么办？我着急了。这时我们团有个鲜族人，胆儿大，也仗义。她说，我跟你去！到街道办事处，人家问你们俩是自由恋爱吗？我说是！签字，好，签字。摁个手印，好，摁个手印。给你们结婚证。我心说这跟我领结婚证的绝对不是我老婆啊！这要打假一打一个准儿啊。就说我们这个爱情啊，多么的纯真、多么的纯朴啊！到今天为止，我跟我老婆，她对我，我对她，基本没说过什么肉麻的话。如果说肉麻的话那就是开玩笑。发自内心的情话没有，说不出口。

　　自从结婚以后，我们俩经常吵……别误会，我们是为了创作吵。几乎创作每一个曲子都吵架。她还特固执，她说不行，你就别想行了，她给你搅和！说这不行，这在哪首歌里都用过了，你得改！不改还不行。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她是打扬琴的，耳朵好，音准，感觉太好了。要不说同行是冤家哪！比如我写《爱我中华》，原来第一句是：（唱）“……”，她说这不行，这第一句跟那什么旋律有点像。我说就要像广西那个民歌嘛。她说不行，你第一句像不行！我说我就要像，她说你得有突破！我们吵吵吵，逼得我没办法了，改成现在这样。改完以后，说实话，不太舒服，我唱着就跟她运气。可出来以后呢，它新鲜，就差那几个音符，音域就不一样。所以每次跟我太太吵完了以后吧觉得挺幸福的。其实最怕什么啊，老公写什么了，好，写得好！老公放个屁，放得好！调儿对！

　　在团里老老实实干了5年，一想不行，这两地生活得解决。这样就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我创作了许多的音乐作品，《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是那时候写的，与《黄土高坡》、《一无所有》等几首歌同时打入社会。就是当时所谓的“西北风”。这在中国音乐界是挺了不起的一个动作，通俗歌曲开始在中国有它自己的语言了，有自己的位置了。“西北风”的这段历史，对中国艺术的刺激相当大，因为没有那时候的刺激，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唱片业。短短的几年之内，国内从几家唱片公司发展到几百家，而且家家都发财。后来我又创作出了《篱笆·女人·狗》。这个专辑的发行量超过1000万，还不算盗版。我到国外访问，人家说这是天文数字。一张唱片怎么能发行1000多万呢！我说我们国家人多呀。

　　我不去追求轰轰烈烈。有些人说，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很多外地的没出名的作家很羡慕，说好事都让你们摊上了。我说，不对。有很多好事我认为不合适的我就把它推掉。我相信我的感觉，没有感觉我就不要它。我不会成名了就去搂钱，要是那样我一年就挣“海”了。随便给企业写几个歌，也值点钱吧？不能那么做。一个没那么大精力，再一个写不出好东西。那样名声就恶了。创作是内心世界的反映，跟金钱不等。当然我的创作会有一定的报酬，也不能光“学雷锋”啊。

　　今年我有点“不务正业”，比如在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中当评委，这一闹闹了我半个月。每天下午去电视台，晚上12点回家，经常赶不上电梯。回家再洗吧洗吧，夜里2点了。第二天睡一上午觉，下午再接着去。这样的活动我参加过多次，这一次是时间最长，感觉最累，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没有假唱，嗓子唱破了就破了。全国人民觉得挺乐。大伙都盯着评委，看你打多少分。有人统计啊，有人在那录着。这一个晚上你8次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马上电话就过去了，问为什么？你就得给人回答。而且一批歌手脱颖而出，这是前几届没有的。有很多歌手过后跟我说，真后悔没参加，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收视率。因为观众已经逐渐对这块失掉信心了，为什么呢？没劲。曾经有很多比赛都是提前安排好了，这个“托儿”那个“托儿”的，比较黑暗。而这次中央台很公开，很明朗，比较公平，观众爱看。

　　但是这次大赛作曲不行，500多首歌都记不住几句。为什么呢？创作枯竭。一些不适合搞作曲的人，去占领这个市场。他觉得这能出名，能挣钱。我3天听了300多首歌儿，还有好多重复的，太难听了。造成严重污染。还有些歌手不自量力，不具备唱歌的条件。唱着还跑调儿。你要一个音跑调儿还能容忍，关键是全部跑。就在那音缝儿里，游刃有余。哎呀，才难受呢，从头到尾挖心挠肝的，就跟划玻璃那声似的，我死的心都有！有的还找我走后门，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我家看看我。我说你甭看我，我好好的。他说我想问问您这首歌怎么唱？我说你现在甭问，你爱怎么唱怎么唱。还有的歌手说，徐老师你看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我说你只要不光着就行！有些歌手把比赛看得太重，老是找人哪，活动啊，我就瞧不上。把心思都用在唱歌上，比什么都强。

　　现在这个时代太闹得慌，是浮躁时期。有些人一成名了吧，他“嘬”！这个圈里搞流行音乐的相对来讲成名比较容易，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一个歌成名了，过俩月不认识你了。

　　我认为，无论搞什么的，还是得踏踏实实地做。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写个东西非要在民间流传，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最怕外地的拿着钱来了：哎，徐老师，你一定要给我写一个什么什么歌，我们一定要在全国流传。我说你白日做梦！我不会给你写。全国流传，那不是我的事儿。要写我就按我的感觉写。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努力写的比较地道。至于你能不能接受，那还得两说着。我很同情那些外地的年轻作者，尽量给他们一些机会。包括评奖，我会很注意他们。我也是从那时候起来的。哪怕有一天不能写了，人家觉着我这人挺可交的，这辈子就没白活。那名啊利啊也带不走，为什么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他妈这人真“鸟”！

　　差不多了吧？我交待的够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