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看谢园的赛前准备活动，他完全是一个世界级的球星……

　　 ——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谢园按照我们约定好的时间，准时来到我家--“牛棚”。

　　我先带他参观了“文革小屋”。在牛群创立“牛棚”之前，就给“文革”设计了一块地方，命名为“文革小屋”。屋里糊满了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报纸，挂着牛群当年参加红卫兵大串联时的照片……“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思考是深刻的，它改变了无数人和家庭、家族的命运……谢园在“文革屋”里了很长时间，一张一张仔细地读那些已经发黄的旧报纸……然后我们坐下来，沏上一杯清茶，开始--

　　“先别开始，我先给我们那位打个电话请个假……喂，我在牛哥哥这儿呢（圈里只有谢园一个人管牛群叫‘牛哥哥’）。我们明星队要出一本大书，嫂子对我要进行很长时间的一个审问。我估计晚饭肯定回不去了……”

　　我：知道我逮你多少回了？！

　　谢园：是是是，要不是有个教员给我顶半天班（谢园在北京电影学院执教，所以人称谢教授），我还来不了呢。咱们开始吧？

　　我：告诉你，“牛棚”有气场，到这儿的全得说实话。

　　谢园：噢，是不是到你们这儿就“拍花子”？……

　　谢园操着一嘴漂亮地道的“京片子”，开始说“单口相声”。涉及到哪个人物，他就表演哪个人物。一招一式，惟妙惟肖--

　　后来我姥爷说：“……你们居然敢

　　在老燕东园里头，未名湖里捞虾米！”

　　从哪儿说起呢？

　　其实从我母亲这趟线儿说呢，是满人，我父亲是汉人。后来呢，满汉就结合了。我是跟姥姥长大的。姥姥现在还健在，是个老北京儿。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叫城府，等于三角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儿。这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再往北边一点，就是圆明园。就说皇上到了圆明园行宫里头，见着洋楼，呼吸了新鲜空气，走出圆明园呢，就胸有“城府”了。后来一些比较失落的，不太得意的这样一些旗人呢，也住在这儿。因为他们进不了皇城根儿。

　　后来我们一翻“根儿”呢，敢情我姥爷和我姥姥的这趟旗也不是什么贵族。和平的时候放马，打起仗来把这马骑上，就去追击。要不怎么也在这块儿住呢。连我老祖儿都是社会底层的人，就是我爷爷的爸爸，曾在清华大学工字厅给洋人做工友，就是收发室的。个儿子一米八，柱着棍儿，有点儿罗锅儿，胡子到胸口这儿。很善良的一个老头。95岁才去世。

　　我们家家教很严。比如说家里头老人必须是正座儿，吃饭的时候只能夹自己跟前儿的菜，嚼的时候不能“吧唧”嘴。孩子不到10岁不许跟大人一个桌吃饭……还是儒家思想的这一套东西，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博古通今啊，能够著书立说的。跟我们“老家儿”（父母）的愿望相反，我对养鸟和养花特别感兴趣。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养鸟和养花方面的专家。打小儿没敢有那么大的抱负，非要搞电影什么的。

　　当时我的几个老祖儿--几个大姥爷都对养鸟和养花特别在行，旗人嘛。一只鸟拿出来，能够判断它的下几代会什么样儿，有没有出息。如果调食、如果给鸟洗澡……养花，花肥有多少多少种。花盆用泥盆还是瓷盆……这里学问大了！一岁的时候，让我“抓周”--“抓周”是一种仪式--把几样东西放在孩子面前：什么笔墨纸砚哪，脂粉哪，让他随便抓。抓着什么，就靠抓的这东西预测他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就是抓的胭脂粉盒什么的嘛，他爸爸贾政就断定了这孩子长大了没出息。我倒没像贾宝玉似的抓化妆品，我抓的是花盆……嗨，还是“花儿匠”的那种感觉--不知道跟这事有没有关系啊，一直到现在我也特别爱养花。合着我那几位老祖儿看鸟准，看人不准。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理想”就破灭啦！为什么刚才进了牛哥哥这个“牛棚”的“文革小屋”以后，我那么有感触呢，实际上咱们都属于史无前例的那10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北大、清华，到处张贴大字报。很多的教授，我们应该叫“爷爷”的人在校园里拔草。旁边有红卫兵抡着带鱼宽的皮带，俗称“板儿带”，监视着他们。不高兴了就铜头朝前，“啪”！照后脊梁就一下儿！马上就一道血印子！当时我姥爷悄悄地跟我姥姥说：“完了，整个儿地完了……”他认为，要是普天之下没有了皇权，像北京大学，燕东园这种地方都可以不上课了，都可以揭竿而起了，整个中国就乱了，彻底地乱了！我姥姥安慰我姥爷：“当你的泥瓦匠就得了。运动离你还远着哪，不要紧张。你去买点墨，弄个笔，在家就写‘毛主席万岁’吧！”我姥爷在清华大学土建系下属的一个古建队工作，就是维修古建筑。比如墙上有个砖头坏了，把这砖头起出来，还要把一块新砖头做了旧再填进去。我姥爷就是干这个的。他很热爱他的工作。但是“文革”一起来，也不敢出门了，也不去修古建筑了。还不够砸的呢！

　　我姥爷就天天在家练字，后来毛笔字练得越来越好。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只要是带门框的地方全贴满了，全贴齐整了。

　　左边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右边是：干革命要靠主席的思想

　　横批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

　　我们家这门框得多宽哪！还哪儿都不挨哪儿！人家横批俩字就够了，他也弄一串儿，比上、下联还长。这儿“革命情怀”正抒发着呢，突然间那边胡同里有人把我们家母鸡的脚踩了，喝，我姥爷当街就骂！”“你他妈倒是瞧着点儿啊！长眼哪！那鸡下着蛋呢！”

　　我小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平民的情怀，同时也接受了我姥姥和姥爷对于下一代人或隔辈人的教育。尽管他不文明，他有时候当街就骂，但对我们的要求还是要讲文明啊，要讲礼貌啊。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突然间上边说可以不上课了，可以贴大字报，可以造老师的反了。我们这些孩子一开始是被震住了，紧跟着而来的就是一种欢呼雀跃。这种欢呼来自于什么呢？来自孩子的天性，希望没有管束，希望彻彻底底的自由。那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正是一种解放了的心情。为什么姜文拍的那个电话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呢？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像波兰反映二战的一部影片所拍的那样--孩子们正在上课，希特勒来了，宣布：你们的学校可以不上课了，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到学校外面去乱跑了！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特别是可以去骂骂你们的父母！帮助我们打击一些想打击我们的人……孩子们非但没有觉得，哎呀，我们不能学习了，我们失去了良好的学习时间和机会。一些女孩子反而在黑板上写上这样的话--“阿道夫.希特勒，我们感谢你！”

　　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这种冥冥中的情怀。当时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又觉得特别愉快的一点在哪里呢？在学校的时候被管得很难受，后来就无政府状态了，撒了欢儿了，让你感觉到是一个生灵来了，很有生性的一条活鱼。这条鱼鲜灵儿着呢，鳞都闪闪发亮！我们在几所大学的校园里随便上树，没人管。后来为什么我的腿有点儿罗圈儿呢？就是上树去够白果，爬挺老高的时候掉下来了。左腿先着的地，幸亏骨头没断。我们还拿着钓鱼的竿子，捞虾米的网子，羊骨头--烧了以后味儿特别足，网兜用竹竿一撑，拿根绳儿拎住中间以后往湖底下一沉，去捞虾米。而捞虾米在什么地方呢？北京大家的未名湖！

　　在未名湖临湖轩旁边的水里沉着虾米网。那个地方离北大校长的办公室很近，美国人在的时候是司徒雷登的办公室。我们就在他们办公的临湖轩前边的未名湖畔的石头缝儿里捞虾米！头几个星期的时候，那虾米都一柞多长，等到后来去淘的人多了，捞上来的就都是很小的虾了……

　　这都是今天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能再过多少年也不可能回复这段历史的。也就是“文革”的时候能出这种事儿，破天荒的，趁乱。后来我姥爷说：“……打死我都不敢想，你们居然敢在老燕东园里头，未名湖里捞虾米！回来你姥姥还裹着面炸给我吃，我居然还把它当作下酒菜！还有你老舅！这个缺心眼儿的东西！你怎么也跟着去呢？你们这岁数进去也就算了！”我老舅有点牛皮癣，别的药都治不了，人家说打鸡血能治，他就去了。后来越打起床越早，耳朵也红了。姥姥说别再打了，哪天再出个冠子，就彻底了，咱家就不用闹钟了……嗨，怎么扯到打鸡血了？我接着说啊--

　　后来让复课，我们又回到学校。那时我在城府小学念书。我们学校经常受到周围几所学校学生的歧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所学校是所庙改的。这地方太损了，几所学校都离得很近。那几所学校的孩子去上学，我们城府小学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那帮孩子沿途高喊：“城府小学是个庙，赶走了和尚当学校！”其实我们也没招他们。他们每天还来回走两趟，走一趟骂我们一回。早上去上学骂我们一回，中午回家吃饭再骂我们一回，要再赶上他们中间回家拿点儿东西什么的，就不定骂我们几回啦！

　　我们学校老师的姓氏也特别怪：宫老师，蹇（音：减）老师，非常怪的姓儿。宫老师是一个老太太，可能今年已经去世了。那是很讲仁义礼智信的一个老人哪。后来眼睁睁地就看着她挨斗争啊，说她是反革命。其实就是写文章的时候落了个字：“战无不胜的”，也不知把“无”字弄哪儿去了……

　　我们那会儿上学就是参加学工劳动，每天织草袋子。那时候不是修大寨梯田嘛，整个的山坡啊，就用那草袋子垒起来，才能形成一面墙似的。再就是用于抗洪救灾。干活的时候得几个学生合作：上边一个学生，蹲在一个长条凳上。一趟一趟地擀绳。一趟横向的，一趟纵向后。草袋子的几个眼儿是穿在杆绳上的，形成这根绳压那根绳，那根绳压这根绳，交叉的。还有供草的，把草及时地供上。就用织布似的那个梭子，逢是这活都是女生干，因为她们织得最好。到三年级的时候发现这脖子啊，老跟落了枕似的。就跟现在老茂（朱时茂）似的。脑袋一拨儿往这边歪，一拨儿往那边歪。包括上早操的时候，侧身运动，这边的手就能够着地，往另一边转转脖子都费劲。后来老师发现了，让两边儿来回调换调换。可来不及喽！那时候我就负责递草。那也得练，得手疾眼快啊。也落下毛病了。老递草的这个眼神儿啊--它贼。后来拍戏的时候，有好多导演就给我提这种问题。说我的眼神不稳定，特别是凯歌给我拍《孩子王》的时候。他给我说戏（谢园学着凯歌鼻音很重地说--后来我听陈凯讲话，一点鼻音都没有。再问谢园，谢园眨巴眨巴眼睛说：“……可能凯歌当时感冒了吧……”：“……孩子王是心里头很有数儿的一个人。你那眼神儿好像老要找点儿事儿似的。没有事情，乡下很太平，人们已经把猪都轰下山冈了，万籁俱寂，说这山上啊，相当安静了。这鸡，嘎嘎嘎嘎……”他能学半天。我说：“我大概明白了，有一只鸡被您从那边儿轰过来了……”

　　“……谢园你知道这鸡啊，马上就要踩蛋儿了。先是一只母鸡，另外一只公鸡还带了一只小鸡。这只公鸡在叫，教这只小鸡打鸣儿。就那声儿……”咦，这下他还不会打了，脸憋得通红，脖子青筋老高……一看他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真是细心地体验了，细心地观察了。吃饭的时候他说，“谢园你必须坐我对面儿！你这眼不允许眨动，看看我的眼睛！”他观察我，弄得我特紧张，饭都吃不好……其实他的眼神也不见得比我好到哪儿去，但他还嫌我不对。后来中途他有点打退堂鼓，觉得找我找错了。他跟我说，“你在北京大学捞虾米的经历，那种经历你忘得了吗？！”我说，“铭心刻骨”！

　　“这《孩子王》为什么要找你拍呢？一开始我们找了一个长得特别像阿城（《孩子王》的作者）的人，后来发现光像阿城不行，肚里没有玩意儿。才把你找了来。你除了眼神儿有问题需要纠正以外，你说起当年那些事情来非常激动，就说明咱们都是这片‘鸟儿’变的，都是城府这块儿地方的‘鸟儿’变的……”

　　有一天几个大汉把凯歌的老爹，就是那位舌头永远捋不直的陈怀皑老爷子，福建人，像拎一只鸡一样，拎得高高儿的，也不解（从）哪儿给拎回北影大院。很惨哪，他又很瘦，不像汪洋或崔嵬那么大块儿。把老爷子这么拎着，脚不沾地的，两只脚在空中就那么碎“捣哧”，提溜一里多地！

　　“哎呀，先把我放下崖（来）！”

　　“不能放下来，你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哪个是你的小孩？！”

　　这时候就把凯歌从一群孩子里拎出来。

　　“这是你爸爸吗？！”

　　“……是我爸爸……”

　　这帮人就跟凯歌说，你爸爸怎么怎么反动，怎么跟革命群众对着干，你要革命，要跟你爸爸划清界限……当时来讲，凯歌脑子一下就蒙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回想起来觉得可怕。但绝对是一股热血，通过别人两个小时的开导，一种革命的激情啊，“当”的一下子就丧失理性了。迎上去大概是照他父亲的脸上狠狠地推了一下……后来凯歌形容起来更为难耐的是什么呢？他爹的这个罪过还不够去蹲“牛棚”，晚上还可以在家里睡觉。其他的房子又抄了，贴了封条，只给老爷儿俩留了一处睡觉的地方。凯歌说，当时是沾枕头就着的年龄啊，那一宿居然失眠了。整整一宿，没睡着觉。他觉得他爸爸也在不断地翻身……

　　后来看凯歌拍的《霸王别姬》，太好了！这边是炉火烤着的张丰毅，让他揭发张国荣。他在被烤得无耐到了一种极限的时候，揭发了张国荣；张国荣跳起来揭发张丰毅。揭发张丰毅以后又揭发巩俐。他不顾一切地说，“你是个婊子，你是从青楼出来的！”

　　整个天空阴云密布，最后暴雨连天。巩俐跑了。然后经过一组非常精妙的镜头，这边就像是陈怀皑悬空的脚，但那是巩俐上吊的脚，紧跟着起音乐，《红灯记》里李铁梅唱：“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

　　凯歌是我的老师。他年长我很多岁，老三届。他对我帮助之大在哪里呢，让我对事业有了追求。甚至让我有一种痴迷的感觉，没有这个好像就活不下去了一样。凯歌告诉我人要带着任务去活，就活得好了。如果漫无目的，再怎样衣食无忧，也会觉得有负担，不轻松。我想，这还不仅仅是演个戏的问题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需要解析过去的。所以我后悔，如果多接触或早接触这样一些有先哲色彩的人，会真有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孩子王》对于我将来的创作以及一生都特别有帮助。后来紧跟着又跟凯歌拍了《棋王》。因为演《棋王》我还得了金鸡奖了，也没人认识我……嗨！

　　这一代曾经做过一个历史时期的替罪羊和陪葬品。当欢愉的表面过去以后留下来的可以讲全部是青年人自己的创造。也就是后来所有知青作品里明眼人能看出来的那种忏悔意识。这个责任不都是“老人家”的，也有我们一份责任。我们最起码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做了一群盲人，一群愚民。

　　我还记得有一天人家来找我姥爷，说清华大学主楼被枪给打了，有很多弹眼，让我姥爷去看看。也没有说要维修。当时我姥姥不让我姥爷去。她说：“人家那儿打枪，你去了，回再给你一枪！”姥爷说：“不会，现在已经太平了，没有问题的。就让我去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大块玻璃被打坏了的。”为什么要检查呢？后来才清楚，这是要在主楼前边批斗王光美！我姥爷以工人的身份先去检查检查，看看有什么问题，别楼上还藏着人，别往下打枪，或是往下掉东西……

　　当时在中南海生活和居住着的刘少奇主席真愤怒啊，说我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不要跟我的太太--爱人过不去。

　　后来我才真正经历了小学学的这四个字的成语：同仇敌忾。这个场面我见到了--我们刘主席的夫人胸前挂了48个乒乓球！说她在印尼跟随刘少奇主席去访问的时候戴了条项链，是48个珠子。你不是戴吗？好，弄48个乒乓球给你挂在一块儿！

　　当时我站的这个位置在主楼的顶上，算是沾了我姥爷的光儿了……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

　　那时候不理解，但都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最后一翻根儿，噢，全对上号了。这件事因为那个，那件事因为这个，当时“老人家”回来以后解（从）这儿到那儿，又解（从）那儿到这儿，登高一呼，后来……就像玩游戏进了迷宫，怎么也出不来。最后游戏完了，站一高处。都录了像了，你看吧。刚才你解（从）这儿钻那儿，往那儿一拐，穿过那条胡同，解（从）这儿就出来了。

　　后来我再一翻“文革”的书，哇呀呀！就跟唱京剧似的，真的要叫板啦！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要起唱儿！就像冯骥才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说的那样，本世纪只有两件事是可以值得人们去捶胸顿足的：一个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就是中国六六年到七六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张教授被批斗，李教授就“筛”了“糠”了？

　　容国团为什么会在龙潭湖旁边选择了一棵树上吊？

　　上官云珠为什么跳楼？

　　老舍先生为什么投太平湖？……

　　这些人都是中国难能的宝贝，都是一本书啊！真要像孩子一样问十万个为什么！是那个时代把他们推到了一种人生的极至！就像那个笑话说的，儿媳妇当着婆婆问自己的丈夫：“如果我和妈同时掉到河里，你先救谁？”这太难回答了！这么提问题，让人怎么活？！据说只有一种答案不错，儿子掐着媳妇对妈说：“先救你！”只能这样回答。可是“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出的题目要比这难得多的多。

　　90年代初阿城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的电影是很解放的，但写不了多少年，就只能进入短平快的电脑制作。果然不出他所料，为什么美国大片推不动了呢？观众从电影院里出来打着哈欠说：哪个片子和哪个片子都混在一块儿了。大概都是劫持了几个人质，炸了几座桥，弄了几架飞机……阿城说，美国历史翻到根儿才300多年。中国这一代人，他们经历了难能可贵的史无前例的“文革”。虽然是一场灾难，虽然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是这代人是幸福的，特别是搞艺术的人。谁能够有这样的运气，好家伙，“文革”这张门买不下来的！而且你也没像陈怀皑老先生那样，让人拎着，两只脚在空中就那么碎“捣哧”，提溜一里多地……虽然我不是老三届。现在对反映知青的作品也限制了，但我想还会有这个阶段的。就像巴金老先生说的，一定要成立一个“文革”纪念馆。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尽的宝库，可以拍出无数个好电影。都希望拍一些留得下的作品，但是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呢，实际上还没有理出来一个精神实质的东西。

　　老师一定觉得我的条件不太适合

　　做演员，倒激发起了我的一份激情……

　　现在好多电影评论家都去开了个餐馆了，我还问：“教授，您怎么现在不写文章了？”

　　“我怎么写？我没办法写了！”

　　都是资深教授，现在通通搁笔了。因为他没有的好写了，他就觉得现在的很多很多作品都是回避现实的，都是皇上。一打开电视，都是大清啊，大明啊，甚至更远的戏。

　　我为什么现在不写评论文章呢，为什么不写《孩（还）珠格格》--（他故意把“还”念成“孩”），我下不了笔。他们说，你写写《孩（还）珠格格》吧，咱们的小燕子可出名了。我说我写不了。你的经历就是绝而对之的经历过一场暴风雨后，突然有一点风吹草动，有一点小毛毛雨来的时候，你觉得一点也不惊讶。一点也不激动。或者说没有一股力量说今天不吃不喝不睡非要写一笔这样的激动。

　　他们都瞎探讨，说为什么中国电影上不去，是不是我们方针方法有问题啊，不是。说像吴贻弓同志说，你把“二王”交给我，我来拍。东北二王，平行着--这边在追杀，这边就写本子，全国形成新闻电影。为什么咱们看那个“九.一八”盗宝，为什么爱看哪。开封的文物怎么盗的？用的真人去演的。后来我也写过一些东西，越“捣”越长，越滚越大，只能就是作为片段似的，放着，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串成糖葫芦了，那时候再去串。后来我写了《我的遥远的七八班》，《他叫陈凯歌》。我最怀恋的我的作品还是《孩子王》、《棋王》……虽然俩片子加起来才卖9个拷贝……

　　有一些评论文章也很尖刻。说谢园作为过去的《孩子王》，他现在已经不是了。在商品大潮面前他已经变了质了。有一段时间我很苦恼。我曾经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咱们国家的演员不可能想演什么就演什么，没那份钱去投资。有一定的被动性。投资方对探索片很慎重，不想打水漂。从80年代的电影市场一下就转到电视市场了，如果演员想站住脚，只有入乡随俗。我今天就只能在一兜烂西红柿里选择了，那我先一个烂得稍微轻一点的。没有那种正鲜灵的就让你摘到了。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恰恰是一个锻炼人的时期。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当你难的时候，就想想那些比你还难的人，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也就过来了。这个话太有哲理了。我们这些小经历比起我们爸爸们那些大经历和他们受的委屈和痛苦来，有什么可以去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的？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个老师在班上说，哪几个能成功，手那么一甩，半个班的同学；哪几个不能成功，手又那么一甩，又是半个班的同学，就包括着我。老师一定觉得我的条件不太适合做演员。倒激发起了我的一份激情。

　　牛顿说，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大。就像穆铁柱，投进了一个球。篮筐是二米五高，是很容易的。可是一个孩子，个子很矮，不适合打球。但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也投进去了。意义和过程完全两样。后者更可歌可泣。

　　毕业以后，走向社会，觉得特别艰难。因为你得入一个流。像唐国强那样的，真正的英俊小生。这样的形象特别的吃香。再到后来就变了，有了硬派小生，像张甲田哪，袁苑哪，周里京啊，就开始浮出水面了。这两个都跟我，或者是跟我有共同形象的演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说英俊，我们英俊不到人家那个程度，说演反派吧，又丑陋不到那个程度。这个中间值给放在这儿非常难受。那些个时段基本上没我们什么事。我们的事就是跑龙套。后来梁天从小人物做起，葛优也是。到了80年代中，电影允许拍小人物了。特别有台缘儿，特别有观众。那是很幸福的。就像下岗职工说，“明天我们有活干了”一样……嫂，几点了？5点半了？正好，咱们得看电视，朱镕基现场接受记者采访。

　　（他还什么都不耽误！）

　　见到聂帅的时候，觉得他很平常，

　　大近视眼镜，永远感觉哪儿哪儿都瞅不清楚

　　我是非常热爱围棋，也非常热爱胜利的一个人。聂卫平有时候让我觉得很奇怪，奇怪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作为一个血肉之躯，如果没有一种玄妙法，或者说是没有一种神灵的东西，没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他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种成功的。

　　咱们明星队聚会，见到聂帅的时候，觉得他很平常，大近视眼镜，永远感觉哪儿哪儿都瞅不清楚。坐那儿就知道吃，头都不抬，一口气儿干6个螃蟹……我说：“这桌上还有别人哪……”

　　“嗯，我就爱吃螃蟹……”

　　让你觉得在这些细小的生活问题上他还挺“散德性”的。但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个英雄！我给您举一个例子。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日本人把聂卫平手下的几员大将纷纷斩于马下，只剩下老聂一个光杆司令的时候，他只好“御驾亲征”。面对的是日本超一流的3员大将。这3员大将里还有一个叫加藤正夫。我当时看到这样一种局面的时候，哀莫大于心死--完了，肯定完了！但是又对聂卫平和中国围棋队非常有感情,非常热爱他们，不死心。于是乎就看这盘棋吧，又不敢看。在外边听消息。

　　这盘棋是怎么下过来的呢？谁赢的小林光一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棋手啊？！当时我被惊着了！很安静的两个人在下棋，我被惊着了。这盘棋下到中间，聂卫平走了几个昏招儿以后，应该说败局已定。从这开始聂卫平长长地思考了1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光一不断地抬眼看他。那意思：你会下棋吗？还磨蹭什么？还不赶紧交棋啊？就跟下象棋感觉一样，当头炮，把马跳。我现在将着你的军呢，就这一步了，赶紧（扌汇）将啊！这还考虑什么呀？！围棋里有361目，5000多种变化，就要有5000多种思考，任何棋路都要想到。计算错了哪一种都要输棋。而聂卫平都计算正确了。这1个小时的长考，为中国的围棋带来了生机。在长考之后聂卫平迫使对方犯了错误，赢下了第一盘。紧跟着又赢下了后面的10盘。赢了11盘棋！他太神了！这三届擂台赛的胜利全部都是聂卫平的胜利。我永远对于他像对一个神仙一样。不管他以后再输棋也好，其他的花边新闻也好，他是一个英雄。他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马晓春会失败？为什么前边刘小光、曹大元、芮乃伟都会失败？为什么？

　　后来我就翻了很多报刊杂志--有人说，聂帅是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你们日本人曾经宰过我们南京30万人……我觉得分析的不准确。那就乱了。如果下棋的时候想着这些，着棋的时候手上可能会非常用力，但不一定会赢棋。突然发现一篇评论，这个记者是太厉害了！他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棋理和运气及用功程度全都抛开不计的话，这里面只有聂卫平一个人是到过北大荒的。而且那时候在北大荒他惨到什么程度？没有棋盘，他在田埂上用胳膊肘压出一个棋盘，用树叉画上棋格。没有棋子，他找女“知青”借了黑白扣子……噢，他一定是灵魂深处闹过革命。他有一种冥冥中的情怀。这就是他的所谓“知青”情结，或说是“文革”情结。我想这也包括牛哥哥和姜昆吧。

　　就跟打麻将一样，你们随便和，你们

　　得奖吧，我今天坐庄，杠上开花了！

　　葛优一会儿要来吗？那我就谈谈“葛大爷”吧。嫂子，我是半个葛优的专家。

　　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电影《决裂》里面只有葛优他爹28个镜头，而给观众留下的是280个镜头的印象。这部影片演的是什么，可能你已经全忘了，但是葛老爷子一句“马尾巴的功能”，你记住了。葛老爷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喊日本人集合。我不知道日本人的集合是不是就发那个音儿，但是你相信他，他那么一喊，你就相信日本人要集合了。后来我们小时候，老师来了都那么喊--赶紧跑吧。

　　葛老爷子的儿子葛优是嘎纳影帝，在嘎纳得奖的亚洲籍演员只有他一人。我们拥有一个亚洲最伟大的演员。石破天惊！就比方一块大砖头，往水面上，“当”的一下……就跟打麻将一样，你们随便和，你们得奖吧，我今天坐庄，杠上开花了！

　　嘎纳电影节，到那儿就有一种神圣感，一种崇高感。红地毯，砌着汉白玉的台阶，大概是80多级。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各个国家的“大腕儿”、精英们纷至沓来。边上的那些记者之疯狂啊！梦幻一般的感觉啊！从港台来讲，刘德华、成龙、周润发、张曼玉、林青霞……这是所有作为演员的人无不企盼的一个奖。含金量极高，实际上就是电影的奥运会。八八年41届嘎纳电影节的时候我去过一次。电影节的总代表叫亚可夫。他说：“你们中国人获奖是20年以后的事！”没想到5年之后，凯歌得了第46届最佳影片奖，葛优得了47届最佳男演员奖。

　　葛优这次获奖起码通过了三大障碍：第一，国际电影节有一样最忌讳的事情，上一届电影节你的国家曾经得了奖了，一般的来讲不会接着评。第二，葛优是亚裔演员。实际上国际评委的评奖，比较排斥亚裔。《末代皇帝》里一共是11项提名，怎么也应该有男女主演吧？没有。按说美国这个国家不应该有种族歧视，其实还是有。第三，在那一年的电影里强手如林。而且这个奖排斥商业企图。只要是拍摄的初衷上有挣钱的倾向，那么就不在艺术上充分的肯定。

　　一提葛优和他嘎纳电影节获奖，我就会激动。他从嘎纳电影节回来的时候很平静，我埋怨他：“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激动！”他说：“就让我上台，给了那么个奖状，拿红绳系着……”

　　“那哪是奖状啊？！”

　　全世界人民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居然说是一个奖状！“这玩意儿是一捧金子啊，你怎么当了土豆就捧回来了！”

　　“……当时还有好几个人看我呢，还有一个摄像机跟探竿似的就过来了，要拍我……”

　　“那你说了点什么呀？”

　　“我说谢谢，给我这奖，没有什么准备……你们都说好，我还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

　　其实他心里特有数儿。他不是演糊涂戏的人。冯小刚也一直夸他，葛优在很多中心环节的感觉都是正确的。他觉着不舒服就不行，就得跟导演探讨。小刚说，如果没有葛优，我的《不见不散》，我的《甲方乙方》，我撑不住。必须得有他，有他就有了灵魂。我这两部贺岁片里，没有葛优，无所谓贺岁。张艺谋说葛优不理解的东西他不会去演。人们认为他的最大缺点好像就是不善言辞，但在做演员上是个优点。一切都在感受。你让他自己跳到前台来，自己讲点什么，能把他难死。

　　我们在电影学院表演系研究表演问题，这就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就跟我们要听侯宝林的相声，今儿一定要听他的相声，换人行不行？不行。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们曾经给“葛大爷”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分析。这位“葛大爷”，平时生活得很随便，也不懂享受。为什么我们这么敬仰他，他这个人你不能交给他人物，交给他就能演得生花儿了。不能跟他提演戏，只要说演戏，他就开始六神无主，走火入魔，就跟要抽大烟似的。很多人是培养兴趣，一加“培养”两个字就有水分了。他的表演才能是“天生丽质”。他生下来就应该做演员。“葛大爷”确实是“葛大爷”。这个奖得的是当之无愧。

　　80年代有两部极其伟大的作品，一个是张艺谋的《活着》，再一个就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不单是写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他把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和刻划得非常生动。您就想，如果换一个名字，这片子还成立不成立？不是玄乎其玄，不成立。《活着》，这名字起得多好，里面有多少做含意。既有无可奈何，又有一种坚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再怎么变化，要活下去。这是很了不起的。首先是对于生命的尊重，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这是不可违背的。我要活下去。

　　情节展开，写了多少深刻的东西。最玄妙的一笔，葛优演的这个福贵，和倪大宏演的龙二赌博。最后把爹创造下来的一套大宅子输了一个溜光。他爹在按手印把这套宅子压出去的时候，高声大骂，“哏儿喽”，一口痰没上来，就死在葛优面前了。把巩俐这么好的一个妻子搁在街上不顾，自己又抽大烟，又赌博。但是他捡了一条命啊！解放以后，被镇压的，是赢了这套房子的龙二。因为得了这套宅子变成了地主，这是剥削来的东西，这套宅子是在你龙二的名下。我不管这套宅子原来是谁的，我也不追究了，给你一枪就完了。电影里哪是打了一枪啊，打了五枪！可每一枪都“打”在了“富贵”的后背上。“啪！啪！……”葛优正在一棵树前撒尿。他被惊着了，最后抱在这棵树上。在电影界放映这片的时候，那掌声啊，跟开了面闸放了水一样。神来之笔。这是余华小说没有的东西。葛优演得之好啊！

　　……在小胡同里跑，一直跑。那边喊：“打倒地主龙二！”那龙二回头深深地看了葛优一眼，那意思是无穷的。这一个镜头有无限的画外空间，无限的含意在里面：我赢了你一套宅子，突然一个时令变化，就有了杀身之祸了，你反而保住了你的性命。早知现在我何必当初……葛优演的这个福贵掉头就跑，回来以后见着巩俐说，“五枪！一共打了五枪！房子输得好，输得好！”

　　您说，这个电影它哪里能够不深刻呢？！很偶然的一个事情，居然牵扯到生杀的事情。写一个朝纲的变更，用这么一个事件来说明。这些我的学生不明白。他们说，“谢老师，为什么龙二被枪毙了，福贵吓成那样？”我说，“那你们得再活一次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代沟呢？咱们认为相当简单的问题，当头炮应该把马跳。他们会问为什么当头炮把马跳？不把马跳中卒就没了。他们永远也不明白什么叫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什么叫李老师被揪出去，张老师就能筛了糠了……所以他们看不懂《活着》。

　　后来葛优被国民党抓了丁，好不容易回来了，见着巩俐，见着自己亲生的女儿。女儿不会说话了。那个镜头反打过来，葛优面部很平静，甚至还有点微笑的样子。只有一句话，几个字：“好好的孩子，咋个就哑了呢？”说得之辛酸哪，于是这眼泪一点点往出绽……

　　一位老教授，本来应该去给人治病，但是把他关起来了。女儿那儿已经大出血了，别人救不了葛优的女儿，把老人请出来，他饿呀，没有别的，只有馒头，他一口气儿吃了7个，还喝了很多水，被撑得动不了了。

　　葛优在那段表演里，他是用“琢磨”这俩字来演的。医生被撑坏了，女儿也死了。在女儿坟前，他跟巩俐说，“……那天也真是的，咱不应该给他吃那么多馒头，吃了也就罢了，不应该给他喝水。人家说，一个就能涨成7个。7个馒头就是七七四十九个。他能不撑着嘛……”他那表情淡淡，言未尽而意无穷。

　　这个电影我看了5遍，我说我有发言权了。如果你把富贵这样一个人物说成是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矢志不渝都不过分。因为那样多伟大的人物，容国团、冯喆、上官云珠、老舍……这些伟大的人物通通死于自杀。人说自然是有罪过的，人没有权力毁灭自己。就让你感到这个电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拍的。所以张艺谋了不起，葛优了不起。我们要学习福贵，活着。这部伟大的作品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大撒把》，《编辑部的故事》，最了不起的是《活着》。葛优一辈子有这么一部《活着》，他就完全可以不干了。历史的丰碑，就立在那儿了。就这么厉害。伟大到这样一个程度。一般都说同行是冤家，可我对葛优除了佩服还是佩服。（门铃一响）葛老师来了，“福贵”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