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与期望不一样

　　今年真是好年头，未交7月，无论“引进”，还是本土出产，已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猫”刚卸完妆，“大眼妹”就来了，惠特尼·休斯顿也开始预定机票了；《云南映像》还挂在嘴边，《茶馆》已经庆祝500场演出。商人们开始考虑是否注资文化产业，演员们都说演出大年到来了，只有不少老百姓心想：票价这么高，怎么看得起！

　　《猫》，作为美国百老汇的一台舞台剧，在中国，知名度高得也许要令美国人吃惊。从去年到今年，《猫》在沪、京两度现身，观众多达八九万。上海的演出，因为安排在非典前夕，关注焦点转移，所以媒体的反映有限。今年5月，《猫》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连演9场，演出商如期赚得钵满。然而，与鼎鼎大名以及媒体的造势相比，看完《猫》，不少观众感到失望。

　　说到底，其实，这不是《猫》的过错。《猫》就是一台具有百老汇典型元素的通俗舞台剧，脍炙人口的音乐和鲜活艳丽的舞蹈是它的招牌，轻松好看是人们对百老汇舞台剧的期待。可是媒体偏偏要让《猫》高居庙堂，享受经典待遇，这就勉为其难了。即便是老虎的师傅，猫就是猫，当我们怀着看一只老虎的心情去看猫，当然要失望。有的媒体的报道，主要因为自身无知或知之甚少，把演出商的广告当作宣传文本传播出去。老百姓被误导，其后果一是以讹传讹，二是从此避之三尺。

　　看完《猫》，大家感到失望，还有技术原因。《猫》作为舞台剧，正常情况应在至多容纳千儿八百人的小剧场演出。结果，像一场通俗歌星的演唱会一样，《猫》被安置在万人大会堂演出。音道、灯光都不符专业舞台标准，视听效果难以传送。人又多，秩序差，整场演出几如大茶馆里唱大鼓，人声鼎沸，人流穿行，在这种情境下，观众如何能手把望远镜静心欣赏？对此后果，有经验的演出商应有预料。但演出商自有难处：“从出场费到宣传费，引进这台剧目，费用高达两千万元，不在大会堂演出，不多卖点票，怎么收回成本！”高成本直接转嫁到票价和观众头上，演出效果被牺牲了。

　　为什么一流演出观众却稀少

　　5月份，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中有一场演出，品质非常高，是迄今为止光临我国演出市场的最好的歌剧之一，但观众特别少。这就是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德国法兰克福歌剧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歌剧院之一，无论是演唱水平还是表演技巧，无论是简约的舞美还是导演流畅的意图，都绝对不负“一流”之称。然而，在现场，记者体会到一流的尴尬。在世纪剧院不大的剧场里，观众不曾坐满1／2。不远万里而来的客人，面对稀稀拉拉的观众，仍然认真地演唱，卖力得令人心酸。一边是稀稀拉拉的观众，一边是喜欢歌剧的人被拦在了剧院外，因为票价太高。本场演出最高票价1680元，座次稍好的票均在千元左右。

　　一流演出的票房反而不如二三流的演出，一方面与票价、品位和口味有关，也因为某些媒体缺乏成熟的艺术欣赏能力，宣传失准。

　　为什么杨丽萍说“我不赠票”

　　可以预言，今年度最受瞩目演出，要属杨丽萍的《云南映像》。《云南映像》将原生态的音乐舞蹈元素现代化和艺术化，化到了无痕迹，化到千姿百态，化到大家伙都点头称好。如此之好的东西，当然有目欲睹。但杨丽萍不想懂人情世故，她说：“我不赠票。”言外之意，要看演出，自己买票。据说，这一招在上海挺灵，因为上海人大多明白掏钱买票乃天经地义。可在北京，尽管杨丽萍喊了半天“不赠票”，最后还是加映一场，招待诸位“亲朋好友”，为什么？因为一些北京人不愿遵循掏钱买票的规则。无论如何，杨丽萍抗拒赠票的勇气令人佩服，愤激之情也溢于言表。

　　有此愤激之情者绝非杨丽萍一人。赠票的存在，大大制约了演出市场的正常运营。这么多年来，赠票令外来演出望而却步，令演出商咬牙切齿。有韩国演出商说，中国市场特别吸引人，但就是赠票令人头痛。又据说，在北京做一场演出，一半的票能卖出去，就算很成功了。

　　怎么解决赠票问题？备受瞩目的国家大剧院就要完工了，有人首先担忧的就是“大剧院将如何解决赠票问题”。赠票之弊端一目了然，声讨声不绝于耳，但仍愈演愈烈。原因并不复杂，照旧是票价问题。因为少则一两百元一场，多则上千元一场，凭一个工薪阶层的财力，怎能给付！高价导致票不好卖，票不好卖只好赠票，演出市场的恶性循环由此开始。

　　演出票价到底有多高

　　文化消费不量力而行，不解决票价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赠票。

　　这里有一组数字：

　　2001年，“三高”演唱会，最高票价1600美元，最低价380美元；

　　2002年，歌剧《阿依达》最高票价1800元人民币，最低价180元人民币；

　　2003年，踢踏舞剧《大河之舞》最高票价1280元人民币，最低价380元人民币；

　　2004年，舞台剧《猫》最高票价1680元人民币，最低价180元人民币。

　　据说，上述引进演出的票价几乎都超过了在欧美的价格。本土演出总的来说，票价都控制在千元以内。“长安”最贵票800元，只有4张，绝大多数在百元左右。“人艺”再抢手再热门的戏，最高票价都不超过500元。所以，“人艺”的戏满座是常有之事，一则戏好，二则票贱。但本土演出票价近年有上扬之势。有些演出为了与国际市场看齐，已叫到千元以上。

　　如此高价票，有谁来买单？据统计，消费人群中，四成属个人消费，六成是团体消费。个人消费，主要是收入较高又追赶时尚的年轻人，以外企服务人员为主体。所谓团体消费，包括福利消费和公关消费。福利消费容易理解，公关消费则是近年崛起的一种新型消费形式———公司买票，送给方方面面需要打理的关系户。受者安然，送者“优雅”，这种公关消费是否中国独创不论，但在表面的繁华下，真正的长线观众和规范市场，并没有建立起来。

　　是谁在抬高门槛

　　出场费高，宣传费高，场租费高，因此演出商把高成本转嫁到票价上。引进演出中，因为与国际演出市场联系不力，中间商多，如同前些年房地产业由于土地转包商介入导致房价上涨，人为抬高成本。也有人说，演出市场不成熟，缺乏联动能力，风险不能分解，单个演出成本因此增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演出商普遍有抓住好项目，狠“吃”一顿，以保三年不饿的心态。

　　这些年无论是引进还是推介，中国演出市场都累积了丰厚经验。在国际演出市场，中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已不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外国人到中国来的欲望也日渐强烈。有数字显示，近年来引进演出的档次之高、数量之多超过前50年总和。中国演出市场真的开放了。开放的中国市场应该量力消费，“有钱、人傻”，超出消费能力的畸形消费，毕竟不符合国情。在有目的地引进真正一流演出的同时，注重培育和推介本土演出市场，才是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