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韩国是世界上著名支持本土电影的国家,也是近年来在亚洲电影发展最为迅猛的国家。它让我们了解“光头运动”,带给我们“野蛮女友”和潮水一样涌入的韩流明星。其实韩国也曾经遭遇过本土电影的低谷,那韩国电影的成长能给改革中的中国电影多少启示呢?带着这些疑问,在“中国新导演对话国际著名影评人”论坛的第二天,记者专访了参加论坛的韩国电影评论协会主席郑用琢。他在前一天的论坛上提出一个得到热烈掌声的观点:中国电影要发展,首先将电影票价下调3/4。
先让看电影的人吃饱饭
记者:你昨天说到中国电影的票价应该下调3/4,这个说法从何而来?
郑用琢:我在上海的电影院票价牌上,看到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是50-80元,觉得非常吃惊。我了解了一下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学毕业生,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如果他的月薪全部用来看电影,在韩国他一个月可以看200部,在中国只能看60部。那么如果这个人每天看一部电影,在韩国剩下的钱还可以维持他一个月的生活,但是在中国就绝对不可能。另一方面,我发现在街头的小店里,一张D5DVD的价格是7-8元,这个价格和好的电影票差10倍,于是我想,如果中国的电影真的要发展,要把大家都吸引到电影院里来,首先就要让看电影的人先吃饱饭。如果看电影和维持正常生活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当然谁都不会看电影。
记者:影响人们进电影院的因素除了票价,可能还有一个音像制品和电影同时推出的问题。
郑用琢:对,我想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在韩国,音像制品一般晚于影片6个月推出,价格是电影票的3倍,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如果中国的电影继续维持高票价,又有很多盗版充斥市场,那么电影产业会越来越萎缩,最后死亡。所以我想政府一定要把惩治盗版问题作为一个挽救电影产业的事情来做。中国有那么多有想像力的导演,有那么多美的文化和故事,如果电影产业不发达的话,是中国人的损失。
韩国人观影热情从何而来?
记者:我们知道韩国人对本土电影特别有热情,每年韩国的票房冠军都不是好莱坞大片,而是韩国自己的电影。韩国导演也为争取自己的电影举行过“光头运动”,那韩国人这种对本土电影的热情从何而来呢?
郑用琢:我想首先是政府的支持,在“光头运动”之后,韩国有“电影配额制(每年影院必须上满148天的本土电影)”。但是光有制度是不行的,据我所知中国也有类似制度,但并不能真正实行。除了制度,还要电影好看。在现在的韩国,我们称正在做电影的那一代导演都不是“地球人”,是“外星人”。因为政府不管电影的题材、拍摄和发行,他们也不按照前辈的方式拍电影,完全不受任何约束,方式很自由。他们的电影好不好卖,完全由市场决定,所以他们选择的故事一定是非常有趣,适应市场,让人想看的。在满足电影好看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过的票价问题。如果韩国的电影票和中国的一样贵,那韩国人也不会去看电影。
对大多数人来说,电影不是生活必需品,是调剂品和奢侈品。如果要让它成为大众的消费,就一定要符合大众的消费水平。其实真正影响电影的,是观众。
中国电影非常需要分级制
记者:中国电影和韩国电影相比,有很多不同,没有分级制度,有政府的审查制度。
郑用琢:对。我觉得没有分级制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很少电影是“人人都能看”的电影,把电影定位为人人都能看的话,实际上是给电影戴上了枷锁。因为导演在拍片的时候要考虑很多问题:小孩能不能看?
老人能不能看?有心脏病的能不能看?如果所有的这些人都能看的话,往往这部电影就没什么看头了。所以分级制实际上是把观众群细分,给不同的观众提供不同的娱乐。就像一件人人都能穿的衣服很少有人喜欢,度身订做的才是更适合的。中国非常需要分级制,我觉得分级制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至于政府的审查,我想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差别的问题,在很多国家,电影是纯粹的商品,在中国,它还承担文化宣传、意识形态这样的职责,所以国家对它有很多限制,但国家不可能永远管着所有导演和观众的想法。如果有一天,电影在中国成为成熟的商品,一切由市场来决定的话,电影的空间会更大。
记者:我知道韩国有很多独立制作的电影,中国也有一些类似的导演,比如昨天和你对话的第六代导演,他们现在都在走向主流文化,在韩国,一个独立制作的导演怎样生存?
郑用琢:韩国独立制作导演最成功的是金基德。他的特点是极端,善于在敏感问题上做文章。他的新片《撒玛利亚》投资只有4亿5000万韩币,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之后吸引了国内6亿5000万的广告宣传费用,虽然最后的票房只有3亿,但是广告商和他都不吃亏,因为广告商宣传目的达到了,金基德还可以吸引到新的投资。我想中国的第六代导演也可以从各个方面吸引投资,他们的市场经营意识还不够强。
合拍片要合得有深度
记者:昨天一个中国资深电影人提出,现在中国的很多合拍片是“杂种”,你怎么看待合拍片的问题?
郑用琢:我想合拍片一定要有一个合拍两方的结合点。不是明星,不是班底,而是故事。这个故事一定是合拍两方所代表的观众关注的。比如和香港的合拍,就不应该仅仅是明星一起谈个恋爱,而应该是香港和内地文化上的冲突和交流问题。这样才会让两方的观众都爱看。
记者:韩国电影也经历过低谷,但现在站在亚洲的前沿,它崛起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可以推荐给改革中的中国电影吗?
郑用琢:一个是导演自己要拍摄大家愿意看的,关注的东西,一个是政府要打击盗版,还有就是我说的电影票价调整。编辑: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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