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艺创作曾经重重地栽在“题材决定论”上，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反对以题材为唯一尺度来对一部文艺作品进行质的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题材不重要，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之下，一部分文艺作品大张阴柔之风，卿卿我我，同时还极力宣扬物质主义，脱离社会现实的根基与土壤。这不是文艺作品根本的价值趋向所在，文艺作品主导的意义是弘扬一种精神，播撒真善美，以积极的态度感召人、锤炼人。所以，文艺作品也需要着力铸造一种“硬朗风格”，贯穿一股积极的精神气脉。

　　由安战军担纲导演的《疑案忠魂》就是近期电影市场上的这样一部力作。《疑案忠魂》的题材选择是反映基层公安民警的生存状态。根据既成的观影经验，这样的题材一般会浓墨重彩地突出基层民警与居民亲如一家的情感氛围。不过艺术创作最忌讳的就是陷入一种模式化的创作境地，而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力求艺术主题与艺术手法上的创新。《疑案忠魂》抛弃表面意义上对警民关系进行简单、直白的描述，而是另辟蹊径，突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的道德完善、价值取向与灵魂追求，进而从一个侧面张扬人民警察的精神面貌与人文品格。

　　事实上，在西北边陲的这个小镇，警民关系并不是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融洽、和睦，而是出现了合乎道理的猜疑。当一名要犯被逮捕但又不明不白被逃脱的时候，人民群众有权利有理由怀疑派出所内部出现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人物出现了信任的障碍：派出所被传言接受了贿赂，上级检查机关也介入了实证调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派出所被孤立了。如何突围？如何召回小镇居民信任？这是摆在派出所两大人物老孙所长和民警马红旗面前的关键问题。特定的情境，正是人物个性与品格大放光彩的时候。于是题材的“硬朗风格”诉求直接转化到由人物“硬朗风格”的塑造来实现。

　　马红旗的硬朗是外显的，那就是个性的张扬，就是“倔”，就是“犟”。在被卷进这一场信任危机的时候，他的解决办法是蛮横地顶撞和大肆地叫喊冤屈，甚至无以理解老孙所长的用心良苦而与自己多年的朋友发生正面的、直接的冲突。所以马红旗不是一个完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他也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被艺术性地还原成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大写的，那就是他一直抱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抓住罪犯，证明自己尊严的清白，证明派出所的清白，证明自己帽檐上国徽的清白。这一信念就是他全身所灌注的“气”与“刚”，也是他个人大放异彩的性格基调所在。马红旗于外在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和一个称职的父亲，于内在他却找到了自我，实现了自己朴素的价值追求。所以在困境中他依然踏上缉拿要犯的路，在悬崖上他也没有抛下被再次逮捕的罪犯，在危难时刻他又奋不顾身地扑向要犯的枪口，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的代价释放了自己所面临的自我认知的尴尬，捍卫了一名警察的人格价值与生存尊严，也将各种传言逐一击破。这样的人物有一种真实感，不再高不可攀，但是这样的人物同样值得仰视，因为并且在“奶油小生”当道的现实文化语境之下，人物的刚强魅力就越发能够引发观众的敬意与拥戴。

　　与马红旗相反，老孙的硬朗是内蕴的。对于事态，老孙有着全面的掌控力，也有着前瞰的把握力。老孙“出卖”了马红旗，他撒谎说马红旗在逮住要犯的时候，并没有向他汇报进行怎样的处理就擅自作主张扣留在派出所而没有向上级机关遣送。而这就给了要犯一个潜逃的契机，也“佐证”了马红旗可能出现的受贿问题，于是老孙顶上了背叛“战友”的恶名。但这并不是他逃脱个人职责，他是以此来赢得上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让派出所还尚有机会掌控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全部被卷入审查而陷入被动。所以老孙不仅要承担马红旗的当面指责和上级组织的潜在压力，而且还需要承受着自我心灵窘境而老泪纵横。但是在多重压力之下，他继续捍卫着自己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尊严，对自己警服进行着细心的呵护，同时对马红旗投向绝对的信任与支持。老孙忍辱负重，甚至通过极端的方式来处理事态，但是这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一种精神形象与崇高事业。老孙也不是“完人”，但是老孙的内在却是可以放弃自己个人的外在尊严而张扬起精神的伟岸。

　　两个性格有一定差异的人物最终殊途同归，那就是极力捍卫自己的工作职责，赡养身为人民警察和维护社会安定的“浩然之气”。 文/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