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演前导演王延松为您最后解读

　　木棉花的一片火红刚刚在广州落幕，经过长达三年策划和半年排演的“史诗剧”《白门柳》可谓呼之欲出。排演期间，关于这出话剧和原著小说的报道已有很多，但因其制作恢弘、内容丰富、阵容强大，在正式公演之前，仍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5月13日正式公演的前一天下午，剧组成员还开了一个“串词会”。记者带着疑问，在会后采访了导演王延松，请他详谈“史蕴、诗心、剧情”。

　　“我怕委屈了《白门柳》”

　　记者：在中国话剧界，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史诗剧”并不多见。您是否把这次创作看作一种尝试或者挑战？

　　王延松：其实我也没想到这个提法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早就提出了“史诗剧”的演剧体系，作为一个西方的演剧体系，“史诗剧”并不陌生。但近几年，中国的历史剧打“史诗剧”旗号的并不多见。但用在《白门柳》上，是很恰当的。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王延松：说它恰当，首先跟《白门柳》反映的内容有关系，因为它写的是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明清易代，这是历史本身的命题，这个命题决定了我把它做成“史诗剧”是恰当的。不是我在虚张声势，而是历史本身就有那么大的声势可张，只是看我张得够不够。如果只说它是一出话剧，我反倒觉得委屈了《白门柳》。而且，我对“史诗剧”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史蕴、诗心、剧情”。

　　历史的盘升和主题的盘升

　　记者：您一直说，明末清初时，整个社会是个“V”字型的结构，能否再具体讲讲？

　　王延松：这个剧是写文人、写知识分子的，写他们的心路历程、情感、价值取向，写他们在特殊时代的再选择和再思考。“V”字型指的是“历史的文脉”。戏开在秦淮河，一派繁荣、奢靡、歌舞升平的景象，但问题也已经出来了。黄宗羲是第一个出场的人物，“V”字型就从这里开始。他出场后，（剧情）一直往下走，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历史的进程，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弘光登基，所谓“大明血脉”苟延残喘地维持了几年。中国文化人的内心世界、知识分子的情感、思考也随着历史走向一直向低点走。下半场从扬州屠城开始，清朝登堂入室，然后又开始往上走，一直到全剧结尾。

　　这个“V”字，是历史的文脉——文化的脉络，也是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主人公的心路与历史的发展，是符合的。在“V”字型的结构里，主人公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跌宕起伏，观众也从中得到一种欣赏的满足。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场面和情节，但又逐渐从情节中走出来，进入思想层面。全剧的主题也是随着“V”字型一点点散发出来，在低点的时候，主题才透露出来，随着历史发展的盘升，主题也在盘升，不是一次性地、说教式地喊出来，而是不断升腾、发散、展开的。观众们看一看，想一想，再看一看，最后攒在一起，才发现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不是一个通俗剧，也不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先行”的演法。《白门柳》的主题一开始比较隐蔽，因为历史本身把它隐蔽起来了。历史没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对历史下武断的结论，并不是我要这样隐蔽，而是历史本身就很复杂，不能形而上学地一两句话就讲清楚，主题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语言，一点一点发散出来的。

　　记者：引着观众随主人公进行思考，那么全剧的最后是否有结论性的东西？

　　王延松：在价值取向上有结论，而且结论是很清晰的，就是人民性。天下不是一人的，而是万人的。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夫，天下只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一个非常反封建的主题。而且我觉得，这个主题，与当今中国党和政府特别亲民作风暗合。

　　我在前期做阐述的时候也说过，这个戏的主题思想是符合“三个代表”的。三个代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戏的主题就是强调人民性，就是通过历史来说明这个问题。要想做稳天下，就必须赢得万人拥戴。所谓的“以史为鉴”，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民性！

　　记者：您再谈谈“诗心”好吗？您为什么要排这个戏？怎么来排？

　　王延松：我早就有一个愿望，要做一个历史剧，有宏大的思考，站在今天的时间表上解读我觉得有价值的历史进程。这部剧的风格、定位、结构，都和我的这种“诗心”有关系。结构一早就定了，分上、下两场，上半场从高点走到低点，下半场再从低点走向高点，一个‘V’字型。这就是我看完小说后，也是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思考后产生的一个角度。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专业性的东西。角度、结构早就有了，为什么还做三年呢？就是要把想法有效地确立在具体的演出形象里。

　　广州话剧团的艺术家们非常优秀

　　记者：汉剧改编过、电视剧也在拍，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话剧对于改编小说《白门柳》，有优势可言吗？

　　王延松：从常规上说，话剧没有优势，比较便利的形式的电视剧，因为有足够的篇幅。

　　斯奋先生写了十六年，宏篇巨制，一百万字。要改编为话剧，四万字，相当于从金子里再淘金子，一个好文本的诞生的确很辛苦。还有，我们并不是抽取小说的某一章节或者某一条线，小说《白门柳》因其整体性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史诗剧《白门柳》也要做一个整体的考虑，站得有高度，否则就失去意义了。任何一个进行再创作的艺术家，都会追求达到甚至超越原作的高度。

　　记者：您这次与广州话剧团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王延松：感觉很好。《押解》毕竟还是小戏，这次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广州话剧团是非常优秀的队伍，是个非常善于合作的队伍。作为导演回头想一想，一方面要感谢外团的艺术家来帮忙，二方面更要感谢广州艺术家们。艺术家之间合作得好，是一种境界。一个剧团有这种境界，一定能不断地出好戏。

　　记者：您邀请韩再芬老师出演女主角，除了考虑她有声乐基础，还有其他的考虑吗？

　　王延松：其实，在《白门柳》里，几乎看不到她在声乐和舞蹈方面有特别的展示。当初请她的时候，这确实是个盘算，我要给她信念，强调她的优势。但这一回，她的的确确非常出色地演了一把话剧。对于广大喜爱韩再芬的观众来说，是一个新形象，一个特别值得期待的新形象。她已经不是在唱黄梅戏了，是在说台词，在话剧舞台上演一个女主人公，很有悬念。

　　她自己不知不觉地也喜欢上话剧了。并且注意到，在舞台上要成功，要得到认可，就得扎扎实实地演好话剧。她非常有兴趣，非常聪明，直觉很好。

　　《白门柳》非常“中国”

　　记者：广州演出三场后，北京的场次更多？

　　王延松：严格意思上说，广州的三场是试公演，借此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响。然后进一步做市场推广，北京的前七场是第一轮，是进入市场的开始，希望能尽快开始第二轮，不少于十五场。

　　记者：《白门柳》正式公演之前，还有什么特别值得提醒观众注意欣赏的地方？

　　王延松：非常“中国”！

　　首先，历史非常“中国”。第二，舞台的符号非常“中国”，也就是内容非常“中国”，形式也非常“中国”。立场和思考也都非常“中国”，完全没有牵强附会地把西方的东西拉进来。我想，一旦有机会到西方去演出，一定会非常有魅力。

　　难得一见哪！说真的，《白门柳》难得一见。喜欢话剧的人如果没看，会很遗憾。我们也很难得花这么长时间、精力，集合那么多艺术家，踏踏实实做那么细致的工作。我们走过来后，都觉得“不容易啊”，对观众来说，确实难得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