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看过编剧赵耀民的《闹钟》后，认为编剧赵耀民与她比较合——都有“写实”的能力，而这次改编也是赵耀民与导演苏乐慈主动起意的。他曾想从小说第三部分入手重建一个戏剧结构，以老克腊与王琦瑶的畸恋为框架追述王琦瑶与几个男人的关系，再加上王琦瑶母女的矛盾，但这样一来，老克腊就会由小说中的配角成为话剧中的主角，导致整部戏从男性的眼光去剖析，离小说很远，甚至有可能背离小说。考虑再三，赵耀民还是选择了不太能发挥其想象力的忠实于原著的路子，保留着原著的基调，他希望完全忠实地再现王琦瑶一生的命运，尽可能忠实地把小说体现在话剧舞台上，呈现在观众面前。但如果仅仅满足于此，赵耀民也不成为“赵耀民”了，王安忆以女性作家的角度从老上海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王琦瑶悲剧的审美特质，而赵耀民却通过男性剧作家角度的解读发现了王琦瑶悲剧命运背后所隐藏着的喜剧性，他认为《长恨歌》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这在他的“沪语版”与“普通话版”的剧本中都能看这种观点。剧本改编好后，赵耀民又“赵耀民式”地幽默了一把：王安忆同志是用浪漫的心和笔写了一个“世俗”的故事；我是用“世俗”的心和嘴讲一个“世俗”的故事，格调、意境、趣味自然低许多；不是故意与安忆同志作对，实在是我先天性缺乏浪漫细胞，一想浪漫，就成矫情，自己也很痛苦；我所做的，只是我能做的，非不为，不能为也，只好对不起安忆小姐了，好在有小说在。

　　王安忆看后，大笑……王安忆的“世俗”在于她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她认为自己是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她笔下的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的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变成五彩缤纷的时尚服装，她关注是这样一种历史。赵耀民一贯以其辛辣的嘴讲着一个又一个“世俗”的故事，他的故事往往中含有其特有的“赵耀民式”黑色幽默，在自嘲自己的同时针砭时弊，让人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