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书

　　《正午时分》名字很酷

　　新京报：怎么会想起自己写书？明星出书的那阵风儿好像已经刮过去了？

　　袁立：是去年“非典”那会儿，当时刚在海南拍完一个广告，接下来的所有工作全都被迫中止。那段时间正好有了动笔的冲动，没用多长时间就写完了。

　　新京报：你平时很少接受记者采访，这本书应该是一次向媒体和观众敞开心扉的机会吧？

　　袁立：我确实挺怵采访的，写书对于我就是换一个交流沟通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袁立。这本书没有爆料，从我上电影学院写起，一直写到拍完不久的《作女》，算算正好是八年“抗战”。

　　新京报：从《永不瞑目》之后，你和海岩再没有合作，这次他却欣然为你的新书作序，可以看出你们交情很深。

　　袁立：海岩老师从来不给别人写序。我就拍过他一部戏，平常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但是我觉得他很懂我，属于可以精神交流的朋友。

　　新京报：《正午时分》的名字很酷，但是给我感觉一种“人到中年回头望”的感觉，这是你现在的心境吗？

　　袁立：这本书的名字是“妙手偶得之”。有一天中午和这本书的编辑吃饭，那天的阳光特别足，我眯着眼睛向天上瞟了一眼，正好看到太阳那一圈金色的光晕，于是就有了“正午时分”的书名。至于心境，这些年都没什么变化，写书没有要总结过去，展望将来的意思，生活还会继续。

　　说演戏

　　我就是一个“作女”

　　新京报：我看过《作女》的小说，张抗抗笔下的那个女主人公卓尔的气质和你非常相似……

　　袁立：接演陈卓尔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角色了。有时候拍着拍着我觉得卓尔就是我自己。张抗抗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我倒是不太接受，特别是写卓尔对性的态度，我跟编剧商量把上床的内容全改了，在剧里面，卓尔和他身边所有的男人都是精神恋爱，这才符合我的观点。

　　新京报：那是不是可以说你就是一个“作女”？

　　袁立：我就是作女啊。但是每个女人“作”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作”是一种精神状态，“作”的基础是有良好的教育，对生活有坚定的信念，不是每个女人都能“作”的。我是属于为理想而“作”的那种，《作女》里面也有“作”的很现实的，为钱，为过得更舒服，对于这种“作女”，我同情大于认可。

　　新京报：正在央视播出的张恨水先生的大戏《啼笑因缘》，你是一人分饰两角，而两个人物性格反差极大，你更认可哪个人物。

　　袁立：两个人物都有吸引我的地方，沈凤喜虽然只是一个唱大鼓的底层小人物，但是她对爱情义无反顾，甚至可以粉身碎骨；何丽娜是军阀之家的大小姐，但是内心单纯善良，为人处事通情达理。

　　新京报：你似乎对人物性格特别关注？

　　袁立：我拍戏特别看重给我的角色和剧本。

　　我接的戏不多，但是我把自己的人生态度都放在这些角色里了。

　　《永不瞑目》中欧阳兰兰对爱情的执著，《纪晓岚》中杜小月的仗义执言，《浮华背后》中莫菲的无奈，《黑洞》中冯蕾蕾的任性倔强……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面，把这些角色放到一起就立体了。

　　说生活

　　“悠客”说的就是我

　　新京报：这些年你拍的戏非常之少，是不是这个工作对于你已经没有兴趣了？

　　袁立：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0%的时间演戏，50%的时间生活。演戏对于我来说是很纯粹的东西，我会享受那个过程。我在乎观众的掌声，但是对那些评奖毫无兴趣，我不想为名、为钱而工作，喜欢是第一位的。

　　新京报：那么生活中的袁立和工作中的袁立有多大的差别呢？

　　袁立：生活中我非常随意，也比较冷静，但是进入工作状态我会百分之二百地投入，非常感性，甚至有时会进入一种“疯魔”的状态，所以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感性和理性中间的人”。

　　新京报：演员的业余生活相对其他职业似乎单调得多，你在不拍戏的时候做点什么呢？

　　袁立：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比较享受在家的感觉，做饭、看书、上网、遛狗……现在流行什么，哪又打起来了，谁又传我的绯闻了，我都知道。

　　新京报：你的这种生活状态让我突然想起一个新兴的都市群落，叫“悠客”。他们的生活主张就是主动从高速运转的职业状态中暂停或减缓下来，自主地控制生命的节奏，不做工作的奴隶……

　　袁立：这不就是说我呢吗？《加菲猫》里面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意大利面。”和很多职业比起来，我们的工作更自由，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希望可以专注干好一件事，然后彻底地放松。采写/本报记者张文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