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对参加远东电影节的张元来说可能是最忙碌的一天了。上午11点，国际性新闻媒体开始对他进行一轮又一轮的采访轰炸，这些记者们来自不同国度(像法国、德国、英国、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和不同新闻单位(报纸、杂志、电影和网络出版物)。

　　因为采访会安排在影片《绿茶》放映之后，所以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与张元影片风格的改变有关。《绿茶》这部都市言情片讲述的是当代北京人的生活，而且片中的北京城与西方观众印象中的北京和中国有着些许截然不同的地方。

　　张元在回答时解释说，《绿茶》是一种为了脱离描写当代中国生活的陈旧老套方式的尝试，而且他想拍一部有革新风格的影片，所以他选择了与杜可风合作。记者们是从王家卫的电影中熟悉的杜可风，所以他们对张杜两人的合作关系也很感兴趣。张元透露说，自己在1993年的影片《北京杂种》中就曾和杜可风合作过。

　　采访会后，张元还同一群来自不同大学的意大利学生进行了交流，因为他们要撰写有关他的影片和第六代导演的论文。

　　当天下午排定要放映的影片还有《江姐》，因为这是一部从欧洲观众的立场看来非常不落俗套的作品，电影节的组织者在北京看过影片后，就立刻决定向张元发出邀请。所以张元、电影节的组织者和影评家们都急于知道观众们会作何反应。

　　著名的华语电影评论家谢利-克雷瑟(Shelly Kraicer)和电影节的一位顾问说，尽管电影节对流行于亚洲各国的影片都有兴趣，但是主办方偶尔也会根据自己的感觉，选择一些能代表亚洲电影的不同流派并且出乎欧洲观众意料之外的影片。《江姐》正正好好符合了这两个要求。所以每一个与此相关的人都想知道，对于一出京剧，尤其是革命题材的京剧观众们究竟会如何反应。

　　当《江姐》开始放映15分钟后，虽然有些观众开始退场，不过影片放映结果后，据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估计，700名观众中只有30－40人没看完影片就离开了。

　　正如放映结束后一位观众所说的：“在一开始的15分钟，你开始想这是否是能让你坐下来看完的一部影片，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太陌生了，和你以往看过的片子没有一丝相像的地方。所以你的内心开始争论要不要离开呢。但放映过了一半之后，你就不再想这些了，因为此时的你完全被影片的情节、演唱和表演吸引住了。不管你是否关心政治都无关紧要，你开始被这出人性的戏剧感动了。”这名观众的体验准确地概括了一般观众的心声。　　

　　很多人用“感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看完《江姐》后的感受。其中包括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Marco Müller），他甚至在看到江姐被杀害时流出了眼泪。　　

　　在25日下午的张元电影讨论会上，作为主持人的穆勒用意大利文和英文对张元的影片、特别是《江姐》做了长篇的背景介绍。他从《红岩》讲到《烈火中永生》、从八个样板戏再讲到京剧改革运动。　　

　　穆勒对《江姐》的反应有着独特的感情色彩，同时他的解读也有着西方普通观众所不具有的专业的权威性。在整个西方世界，有着像穆勒这种中国经历的人可谓屈指可数。除了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的身份外，他是向西方大规模介绍和鼓吹中国电影的第一人。早在1989年，他就在意大利的都灵举办了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电影回顾展，所选的160部影片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电影史上所有的重要作品，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电影。　　

　　中学时代穆勒就倾心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批到中国来的西欧留学生。当时选择来中国是因为他被毛泽东的思想所吸引和鼓舞。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七年，他先后在辽宁大学和南京大学学习，或更准确地说，是一边学习一边在工厂和农场接受教育。直到今天，他还能一字不差地演唱许多1949年后的革命歌曲。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和戏剧，他说起来更是如数家珍。在分别担当鹿特丹和洛迦诺电影节主席期间，他曾邀请大量中国电影参赛和参展，而他所创建的欧洲第一个电影基金会“巴尔基斯基金会”和后来的“真理之山基金会”还为中国影片提供投资。在他作为制片人的诸多影片中除了《无主之地》和《黑板》之外还有张元的《过年回家》。在他身上除了具有老一辈汉学家所具备的学术上的严谨和博学外，更有一种对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对电影的热爱和对中国的情有独钟使他成为中国电影在西方世界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宣传者。　　

　　穆勒的独特背景让他成了这次远东电影节介绍张元的不二人选。参加讨论会的观众和记者对他的长篇开场白中所表现出的洞见和风趣都印象极为深刻，在听众的眼神里和报纸上的字里行间人们能感到意大利人为有这这样一位中国通而感到骄傲。　　

　　参加讨论会的听众就张元的三部参展影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张元对观众的预设和对其反应的期待、《绿茶》中的女性视角和女权意识、《我爱你》拍摄中的导演和演员的互动等等。但问题最为集中的还是关于《江姐》的，以至于张元开玩笑说，这像是一个关于《江姐》的专题讨论会。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影片背景和意义的问题，张元说，拍摄这部影片除了他个人对京剧本身以及对张火丁的偏爱以外，还因为他希望通过《江姐》这一革命京剧来捕捉他这一代人对童年的一种记忆。而且，毫无疑问《江姐》也是一部政治影片，其意义在于它对信仰的执着和献身精神，而江姐对信仰的追求是真诚和感人的。 “我对真诚的信仰有一种敬意，不管是江姐的还是圣女贞德的。”　　

　　这一点观众也颇为认同。来自美国的亚洲电影影评人Roger Garcia 在看完《江姐》后对张元说，这部电影让我想到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而一位美籍华人观众则说，“影片感动我的是导演在影片中表现了一种真诚，它没有试图利用某种电影的技巧和噱头来操纵观众的反应，而是把京剧故事的本来面目呈现给大家，就好像在说：我要讲的故事就是这样，你怎么反应是你自己的事。”　　

　　参加讨论会的还有欧洲各地的媒体。在第二天意大利的几家报纸上都有关于张元和讨论会的长篇报道，而且标题都相当别出心裁。IL GAZZETTINO 报的标题是：“威尼斯狮子为东方龙加冕。” 意思是指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穆勒专程在远东电影节上介绍中国导演这一事件，而此处的“狮子”是双关语，是对威尼斯电影节所授的金狮和银狮奖的一个暗喻。这篇报道中还引用了穆勒的话说，远东电影节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因为这样的电影节为观众――而不仅仅是为影评人和电影专家――提供了一个了解亚洲电影的窗口。另一份报纸 IL PICCOLO 的标题是：“张元：狮子在乌迪内的新的吼声 ―― 1999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用《绿茶》迷倒观众观众。”　　

　　在被问道如何看待其影片在远东电影节的成功时，张元说他既惊奇也不惊奇。让他惊奇的是欧洲普通观众所表现出的开放和容纳的心态，一种既关心意识形态同时又不为单一的价值观所奴役的多元视角。但在另一意义上讲他并不吃惊，因为他从来都相信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导演如果用心去拍一个影片，观众就会用心去看、去听，并用他们的热情回报你的努力。　（文/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