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是该灭了，所有人都觉得他是臭大粪，这话现在都在小声说，就差大声说了。要不灭，影响极为恶劣，现在只等待着一个契机。——王朔（原载《武汉晨报》）

　　张艺谋早年是一路投机过来的……是一直随着政治风向走的。所以，不管政治风向怎么变，他都有迎合政治风向拍片子的本事。张艺谋实际上是在用最朴实的电影手法撒大谎。——王朔

　　从张艺谋的《英雄》看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张艺谋从《红高粱》开始，一直在缔造一个国际电影节的神话。从他的影片获得无数的国际大奖，到他影片里走出来几位国际影星，他头上戴满了艺术电影的光环。这个华丽的光环经常也有着一些不和谐出现，如《代号美洲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隔三岔五的就会冒出一些低水准制作，理由是为了商业。终于憋了很久，在商业上出来了一部《英雄》，票房高据国产电影票房之首，达到2.5亿多人民币。张艺谋也应该大大出了口气，一辈子就等着这一天。可是电影刚刚上映，就遭到许多人的批评。

　　《英雄》是一部反人类的电影。张艺谋连基本的现代文明常识都不具备，把封建暴君美化为热爱和平的皇帝，把暴力统治者和征服者视为英雄。这种对权力和暴力的顶礼膜拜简直和日本首相小泉有得一比。日本首相小泉不顾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多次反对，一再参拜放有日本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这种行为在今年被日本地方法院宣判为违反宪法。小泉的靖国神社参拜行为也许可以就此终止了，但骨子里对权力和传统精神的认可还是没有改变。这一点张艺谋也毫不逊色。如果说《英雄》只是一次对历史的错误认识，那么就有些小看张艺谋身上对某些传统文化的认可和继承。张艺谋所认可的这些传统文化，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而是一些被压抑扭曲后的权利膜拜，是一种混杂自卑和自尊的历史残渣。

　　功利至上的电影理想和投机心态的精明商人

　　如果说《英雄》只是出于商业上的追求，那么又是小看张艺谋的电影理想了。无论《英雄》，还是《十面埋伏》，都有着对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渴求和被国际电影节承认的心理涌动。这一点从《红高粱》获得金熊奖以后就有了。张艺谋变换着各种题材，甚至明确的举着要拍商业娱乐电影的理由，尝试了各种拍摄，有农村的《秋菊打官司》、失学儿童的《一个都不能少》、反恐商业片的《代号美洲豹》、黑帮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假装前卫的《有话好好说》等等。这些影片无不迎合着能够左右他命运的权力，从政治权力到国际电影节权力。当国际电影节能够带给他巨大荣耀和利益的时候，他可以拍摄各种中国社会阴暗层面的东西。这些阴暗事物经过他的虚构和象征，变的隐晦而巧妙，但足够让那些国外评委们看明白了。

　　这种思路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以变化。他把重要的心思都放在如何左右平衡国内权力人物和国外权力人物的需要上了，这锻炼出他高超的电影技巧。通观张艺谋的电影，似乎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他总是选择当下最能够吸引权力人物的热门题材，电影工业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他可以轻易的买下某位作家的小说的电影版权，也可以轻易找到许多在思想上为他提供帮助的编剧和顾问，通过这种工业的运作形式，影片最后的主要成果都将归于张艺谋本人。他象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看准一样“生意”，然后买进卖出，然而走的都是政治风险投资。因为这个利润也是最大的。在他看来，这如同一种聪明的投机生意。但他具备这种聪明。

　　随波逐流和技巧高超的工匠以及渐渐干枯的电影

　　正如一个在市场上卖艺的艺人，总能够迎合观众的需要，变换各种花样来讨取观众的欢心。这是他要养活自己的谋生需要。张艺谋的电影也能够迎合当时能为他带来最大功利的权力群体。这是他比卖艺艺人高超的地方。因为他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准确的把握住谁是能够为他带来利益的权力群体。当然并不是每部电影都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电影不能每部都取得成功的原因。观看他的电影，可以有感动，可以有激情，可以有美感，但这些总带有一些卖弄的虚假成分。这不能不反思他拍摄电影的一贯手段，可以发现技巧是他影片的核心。如同前面所说的卖艺艺人，也主要是依靠不断变化的花哨技巧来讨取观众喜欢。当然，张艺谋的电影技巧要复杂的多，这也是他为什么总能不断成功的原因。他能聪明的从《卧虎藏龙》里看到希望，但显然《英雄》的结果让他有些意外，市场上票房的出奇成功和奥斯卡的完全失意。

　　不管怎么卖弄技巧，充其量不过还是一名工匠。艺术家灵魂式的东西很少能够在张艺谋的影片里看到。从《英雄》到《十面埋伏》，在故事里就可看到一种缺乏灵感的枯燥。《英雄》里模式化和概念化的人物，在几场精彩的打斗和虚假的台词里呈现无疑。固然《英雄》的画面精美无比，但是掩饰不了的是人物内心和影片本身的苍白。同样是出于利益的需要，《十面埋伏》这部武侠片换汤不换药的把《英雄》里的政治权势的重心转移到爱情上来。在《英雄》里也存在爱情，不过当“一夜情”之类的台词出现时，曾引起哄堂大笑。这种经过包装的虚假爱情又被放大，加些汤汤水水放到《十面埋伏》里来。

　　不管是政治、正义、和平、爱情和侠义，也不管这些概念经过多么美的画面包装，在他的影片里总是缺乏真诚感的。这种真诚感的缺乏是一贯的，也许最初的《红高粱》是充满激情的，但还是缺乏真诚。如今显然他已经没有青年时期的激情，所剩下更多的也只是玩弄技巧。随之而来，是一种自我人格的沉沦，在各种权力之下没有原则的投机。作为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和越来越缺乏真诚的导演，在追逐的权力群体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由原来的欧洲艺术电影市场和政治市场上退却下来，迎合着主流意识的商业趋势，转变为对新的权利群体——观众的诉求，仅仅依赖技巧而缺乏真诚，迟早让人感到乏味。而所谓的商业娱乐也不过是个人由来已久的功利想法的外衣，所能娱乐的只是无休止的内心欲望的短暂快乐，而不是真正的商业娱乐。在日益乏味的故事和情感上，电影不再是艺术理想，而是变成了一种煎熬。　　

　　（文/孙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