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刑场　　

　　不知是被公社的亡灵所驱使，还是想寻找为理想献身的那种精神，我在3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日这天，驱车前往凡尔赛城边上的萨托利高地去探寻1871年最后处决公社囚犯的地点。当时这里是凡尔赛军的军营。现在仍然是军营。田野没有了，看押过几万囚徒的沼泽水塘也没有了，只有一个个铁栅围起的营地。我转来转去，找不到一块路牌或纪事碑似的东西给我引路。我下车问一个守门的军人，知不知道1871年处决公社囚犯的地方，他既不知萨托利曾有这段历史，也不知我要找的地方在哪里。我接着又不断下车向几个居民打听，全都是闻所未闻。我几近绝望，这最后的刑场真的消失在空气里了？　　

　　无奈之中，我驱车奔回凡尔赛城，找到每个城市都有的旅游办事处。我先问了一个印巴人模样的年轻办事员，她一无所知，将我引介给一位老办事员。我一说，他便知道，他听说过有一截残留的公社社员墙，是当时判决后执行枪决的地方，但他无法告诉我确切地点，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去过。我问，你们的旅游介绍里也没有吗？他说，这已不属于旅游范围。　　

　　走出办事处，我还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那个刑场与巴黎拉雪兹公墓里保留的纪念物一样也叫公社社员墙。这个信息在我返回萨托利高地的时候，大大地帮助了我。　　

　　我在一片居民小区，碰到一位遛狗的年纪看去并不大但自称已退休的人。他告诉了我公社社员墙的位置，怕我迷路，还带我走了一段。走到民房的尽头，他指着一片坑坑洼洼的草地后面的林子，那里有一截灰朦朦的断墙，“那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他继续遛狗去了，我向那段墙走过去。　

　　四周空无一人，墙掩在一片杂树林中。不知是天意还是仅仅出于偶然，一棵巨松，只有一棵，在断墙前的一块小平地上拔地而立。我先走到我以为是墙正面的那一边，寻找纪念牌之类的东西，没有。难道真的是刚才那位退休军人说的没有什么纪念标志吗？这一边墙面对的是一片森林，在这个午后，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残存的这段约几十米长的断墙的另一边有一半紧贴着一个被铁网圈起的巨大的坑，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　　

　　我绕到墙的另一边，在未被大坑遮挡的那截墙前，总算看到了一块钉在墙上的石牌。石牌上写着：“纪念1871至1872年间在这里死去的巴黎公社社员。”下面那句话是用斜体写的：“这些人曾经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斗争过，并且拒绝向敌人投降。”牌子显然不是政府而是公社之友竖的，否则“敌人”这个词是不会出现的。难怪刚才那个退休军人一口咬定这里没有纪念标志。“敌人”不就是这个指路人的前辈吗？一百三十多年了，深深的伤口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完全愈合。依然存在着在历史面前，你说你的，我听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并不能以同样的坦然面对每一段历史。有些伤口可以几十年、上百年只要一碰它都还是新的。　　这不是一次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尽管起因是外族入侵。胜利者的历史都把它说成是内战，而非革命。内战乃自己人打自己人，没什么光彩。我在巴黎遍寻不到有关的纪念牌，大概是这个原因吧。但这也提醒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只站在历史的一面看问题，只按照一种逻辑思考。钱币的另一面可能完全是另一套说词，而它也有其足以服人的逻辑。　　面对死亡，任何政治立场和观点，哪怕是最明智的，都显得那么苍白。　　

　　也许还应该作下面的一段说明再收场：巴黎公社似乎提醒了其后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这其中主要是马克思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法国历史来看，这只是1789年大革命的一个悲壮的尾声，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开始。　　

　　1789年、1830年、1848年、1871年，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起义和镇压，就此打住。也许镇压得太惨烈，造成的损失——生命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太大，左派和极左派势力元气大伤，他们的下一次抬头延滞到六十多年后的1936年——通过选举上台。巴黎公社的理想在公社失败约三十年后，大部分都得以以和平诉求和宪法的方式实现。比如政教分离于1905年被列入宪法，比如1945年妇女取得了投票权，比如共和国体制被永久确立，比如学校教育世俗化、免费等等。（特约撰稿/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