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备受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日前进入倒计时，据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介绍，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各奖项目前已经全部产生，颁奖典礼将于4月1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颁奖典礼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据介绍，和首届相比，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杰出成就奖”奖金仍为10万元，其余单项奖的奖金由原来的1万元提高到2万元，总奖金额高达20万元。本届大奖由《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联手打造，并把颁奖典礼选定在北京，南北两家新锐媒体的遥相呼应，大大增强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影响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由《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斥资设立，每年评选一次，对上一年度的华语文学创作成果进行总结，设立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另有“年度小说家奖”、“年度诗人奖”等五个单项奖，是国内由大众传媒设立的第一个文学大奖，是中国年度奖金最高的纯文学大奖，也是国内第一个邀请公证机关进行全程公证的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坚持“公正、独立、创造”的评奖原则，文学界认为，该奖为中国的文学评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评判标准。2003年，《南方都市报》成功举办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史铁生以散文集《病隙随笔》荣获“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韩少功、于坚、李国文、陈晓明、盛可以分别获得“2002年度小说家奖”、“2002年度诗人奖”、“2002年度散文家奖”、“2002年度文学评论家奖”、“2002年度最佳新人奖”5个单项奖，该奖评出引起强烈反响，成为2003年度华语文学的一大盛事。

　　2004年1月6日，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正式启动，由国内外30位最重要的华语文学传媒的负责人所组成的推荐评委，以书面投票形式产生了本届大奖的提名名单，除“2003年度散文家奖”空缺一名、只有四名获提名者之外，每个奖项产生五位获提名者。2004年3月21日，在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公证员王云、高蕊的监督下，五位终审评委程文超、马原、林建法、陈朝华、谢有顺在广州进行了最终的投票，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获奖名单全部产生。

　　据介绍，在首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程序更为科学、严谨，推荐评委的阵容扩大，人数达到30人，几乎包括了海内外所有重量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华语文学年度成果中的各种文本以及艺术探索都受到了评委们的关注和重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视野更开阔，也更具专业水准。在总结了第一届成功经验基础上，终评环节由一次投票改为二次投票，即先在提名名单中投票产生两位获提名者，然后进行第二轮投票，从而有效地减少误差，更清晰地体现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而且，终评采取独立负责的记名投票制，并由公证人员监督评奖全过程，保证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选程序的透明和公正。按照规程，获“年度杰出成就奖”提名而最终未能获得此奖的作家，自动进入单项奖的角逐。这一系列程序细节上的自我完善，充分体现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贯坚持的“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的评奖目标。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由大众传媒《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设立的带有民间性质的文学奖项，而今年的颁奖地选在北京，不仅更有效地整合传媒资源，也让“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具有了更大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并为更多读者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奖项的崭新视角。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谈终审评奖

　　规则比人更可靠

　　谢有顺首先向记者介绍了终评工作的大致时间表。他说，3月2日揭晓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名单之后，五位终审评委就投入了紧张的审读工作。

　　为了保证终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保证每部获提名作品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购买（或复印）了所有获提名作品，并发放到终审评委的手中，从而使得每位评委都能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参与评审工作。

　　出于严谨考虑，终评投票推迟到3月下旬进行，目的就是给终审评委有充分的时间阅读作品。

　　谢有顺强调说，任何的文学评奖，阅读作品是第一位的。没有充分地阅读和讨论，评委们就很难作出公正而令人信服的抉择。“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所以要实行提名和终评两个环节，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视野，发现真正优秀的作品。

　　由于这个奖的推荐评委阵容强大，又都是海内外文学名刊的主编，借助于他们对文学有着专业意义上的熟悉和了解，由他们书面投票产生的提名名单，就具有了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谢有顺说，为了保证评奖的客观性，终审评委本身不参加提名的推荐工作，这就意味着它限制了终审评委徇私的可能性———终审评委不能左右提名名单，而只能面对一个由别的专家投票产生的名单，他只能在这个名单里选择当年度的获奖作家和作品。

　　但谢有顺也承认，人在许多时候其实并不可靠———不仅一个人的艺术感觉未必可靠，就连一个人的良知有时也并不可靠。所以他说，规则有时比人更可靠。

　　为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每个环节都强调规则，因为只有按章行事了，才能抑制任意妄为所造成的不足。比如集体讨论每一部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实行评委记名投票制，请公证机构在场监督评审全过程等，这些都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奖的独特规则，它的目的是希望在评奖程序上不出现大的漏洞，也希望这样能够更充分地保证评委能按公心行事。

　　目前看来，这些规则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至“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成了国内争议最少的文学奖之一。

　　当记者问到他对这次终评结果是否满意时，谢有顺回答说，文学奖的评审作为一种集体作业，并不是满足个人偏好，他尊重评委的选择。

　　文学写作是个人的事业，但文学评奖则需要协调多方的意见。令人高兴的是，尽管终审评委之间也有争议和交锋，但结果产生之后，大家都服从投票结果，没有再提出异议。

　　谢有顺最后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审目的是为了遴选出当年度最优秀的华语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发掘其潜在的文学力量，站在民间的立场，以新的审美标准对当下的文学状况作出崭新的描述，提供新的文学眼光，塑造新的文学灵魂，最终把这个奖办成华语文学界每年度最为重要的奖项。《南方都市报》记者 田志凌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王小山谈颁奖典礼

　　在北京，坚持的还是文学

　　新京报：第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在广州颁奖，为什么这次移师北京，仅仅是出于影响力方面的考虑吗？

　　王小山：应该说，不仅仅是这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由《南方都市报》率先发起创办的，第一届的颁奖仪式在广州举办顺理成章。而第二届，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一道，共同承担主办责任，在北京颁奖便属正常，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体现《新京报》的参与性。北京毕竟是中国文学的重镇和集散地，一个文学奖要想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忽略北京这个平台是不明智的。但对于这个奖来说，无论是广州还是北京，都不过是一个平台而已，真正说话的还是文学本身。我们重文学过于重影响。

　　新京报：颁奖地点为什么选择中国现代文学馆？

　　王小山：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者巴金先生是大家所尊重的作家，但其实，哪怕仅仅是“现代文学馆”中的“文学”二字，对我们已经构成了足够的吸引。我们也有很多其他选择，比如有很多行业的人士表示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场所，并赞助颁奖费用，但出于对文学本身的尊重，也为了坚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独立、公正的精神，我们选择了现代文学馆。其实，哪里颁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奖颁给了谁。

　　新京报：现代文学馆的场地很大，届时会出现一个很大规模的仪式吗？

　　王小山：如果我们不对参加人数进行一定限制的话，估计到场的人数会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因为这几天我们在北京已经开始感受到文学爱好者对这个奖的热烈期待了。但这毕竟是文学奖的颁奖，不是过年逛庙会，规模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我去看了，颁奖会场大约能容下三四百人，除了我们邀请到场的近百人的观礼嘉宾和媒体记者外，还会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和大学生来参加颁奖典礼。我们希望这是一次隆重而严肃的颁奖仪式。至于规模大小，并不能说明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把这次的荣誉证书和奖金送到应得的人手上，并通过这个机会，让文学界的人有一次见面和交流的机会。按上一届的惯例，每位获奖者都将发表1500字以上的获奖演说，这就使我们这次颁奖仪式有了别的颁奖仪式所没有的独特内涵。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按照一般的习惯，这种正式的场合，应该会请专业主持人。

　　王小山：关于主持人，这次我们会做些改革。既然是文学奖，我们认为还是邀请文学家来担任主持人比较有创意，这次邀请的主持人是马原。马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五个终审评委之一，由他来担任主持人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我相信，马原的口才虽然不会有专业主持人那么流利，但其本人对文学的理解和热爱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由他主持，颁奖仪式会显得更加专业和从容。

　　新京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仪式在形式上和别的奖有什么不同呢？

　　王小山：最大的不同，其实是体现在颁奖仪式的内涵上。比如，听获奖者阐释他们的文学主张，这是别的奖所没有的，它意味着我们这个颁奖仪式不像其他门类的奖仅仅是让获奖者在上面走个过场。另外，在颁奖仪式上将会宣读评委会给每位获奖者写得精彩的授奖词；同时，在选择颁奖嘉宾上，我们这个奖也和其他颁奖仪式完全不同，定会叫大家既感意外又感钦佩。总之，这个仪式前后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目的是希望在每个细节上都体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专业、认真的工作精神。本报记者 赵晨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