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片《华人纵横天下》将于本月末在全国隆重推出其音像制品，该节目网罗了全球108位各领域的杰出华人，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成败得失，展现其内心世界。访问、介绍的娱乐圈人士包括吴宇森、李安、李连杰等，另外还有负责调查“陈水扁枪击案”的鉴证专家李昌钰。本报(注：新闻晚报)今日特选出吴宇森的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从香港到好莱坞，吴宇森是个别几个能站住了脚的导演，外人看到的只是多年后围绕在他身上的光环：好莱坞的认可、作品的全球高票房、大牌导演的号召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大导演作品背后的艰难经历，怎么样融和美国口味和东方精神，甚至于在好莱坞的政治斗争中生存。

　　一下子接到50个本子

　　进入90年代，吴宇森接到很多剧本，有好莱坞的独立制片人和大公司的制片人，传来的近50个剧本大部分都是以动作为主。“1991年我在巴黎拍《纵横四海》，奥利佛·斯通来跟我会面，他很想制作我的电影。我那个时候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好莱坞，但是我后来又想，既然在香港已经工作了25年，拍的戏也有不少，主要是动作戏，我感觉已经够了，我最大的目的是想再多学一点东西，不管是在技巧还是在表达方式方面。那个时候就开始选择剧本，但我发现给我的剧本大部分都是动作片，我稍微有点失望。”

　　到好莱坞发展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家庭方面，“因为在香港生活太紧张了，大家的压力太大，同行之间的竞争也很厉害。我从来不喜欢那种过于压迫性的竞争。没有多少时间给家庭，孩子对我产生一种恨，他们很少有时间看到爸爸，我也很抱歉，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在香港，我们有时二十几个小时都在公司，很少有机会给小孩正式的教育、正式的爱。我觉得如果搬到别的地方去，压力会没有那么重，可以多一点时间给家庭，跟家里人重新地沟通，重新给他们一份爱，所以就决定搬到美国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在美国拍戏，有那么多的政治斗争，人事方面也是很复杂。”

　　好莱坞的政治斗争很厉害

　　在好莱坞这个绝对强势的电影制作基地里，毕竟只有一个吴宇森，一个孤身奋战的华人导演，他面临太多的挑战，每一个挑战都可能改变他的命运。

　　“起先到好莱坞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制度上完全是两回事。我在香港拍戏非常简单，我们只要跟公司开一次会，稍微谈一谈故事的内容，还有我们所需要的演员和金钱，作为一个导演可以完全控制一切，连公司都没权去看那些毛片，我们拍完剪接完就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所谓政治游戏，没有人事纷争，可以很自由地完成事业。”

　　但是在好莱坞完全不同，所有的电影都由公司控制，在一个公司里面参与意见的人很多，总裁、副总裁还有总管都可以参与意见，所谓的“集体创作”。“我也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明星可以有很大的控制权，他(她)甚至可以控制最后剧本和选角的最后决定权。电影应该是导演的作品，并不是集体的创作。我比较喜欢法国和意大利电影，导演完全和作者一样，而好莱坞不是，我第一个戏里面就有8个制片，幸好那些制片对我很支持。”

　　“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在美国拍电影是有那么多的政治斗争，有很多人为了一点点小事情都把它弄得很大，人事方面也是很复杂。我运气好，有一个很好的搭档张家振先生，他全力帮我去应付所有的政治上的困难。但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发现美国真的很开放，他们很能容纳来自各地的人才，他们都说只要那些人够有才的话，会受到相当的礼遇、相当的尊重，因此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他们对我还是非常客气，不断给我机会。”

　　《终极标靶》差点毁了吴宇森

　　吴宇森打入好莱坞的第一部影片是尚格云顿主演的《终极标靶》。他还与好友张家振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WCG公司，其后是《断箭》和《变脸》，还有票房劲收6亿美元的《碟中谍2》。但当年《终极标靶》差点把吴宇森给毁了。

　　实际上在这部片子公映的时候，吴宇森已经做了很多的修改，隐藏了很多个人的技巧，但是仍然有一些观众无法接受，甚至有的人看了一半就离场了。“他们不能接受，也不懂得什么意思，他们只有用笑，但不是好的笑，是一种坏的笑。我希望把一个美国戏拍成一个香港方式的电影，我经常运用一些技巧，比如说用融镜、定格，用慢镜头这样的，那个戏拍得很丰富，但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习惯是喜剧就是喜剧，绝对不能掺杂动作，他们也不能接受在一个动作戏里有那么丰富的人情味。”

　　虽然吴宇森的技巧后来被奉为经典，但是当时差一点就被毁了前程，好在第二个戏《断箭》卖座以后，吴宇森的处境才有了改善。(上海新闻晚报、记者：詹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