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

　　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笔记

　　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我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我要如何讲述？

　　在网络上，我拣到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想到顾问陈山老师的话：不要片面地相信某某影史或某某影评中的说法。心有惴惴。

　　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另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我不由得联想到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无论评的是《英雄》还是《手机》。“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

　　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张映光)

　　关键词

　　新民公司

　　1913年，亚细亚电影公司的主事人伊什尔委托当时在洋行工作的张石川为顾问拍摄电影，张就找来从事戏剧和剧评工作的郑正秋、杜俊三、经营三等人组织了新民公司。新民公司是一家专门的电影制作公司，也是中国人以公司的名义拍摄电影之始。

　　1914年，随着一战爆发，欧洲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公司结束营业，“新民”也随之解体。

　　“导演”、“编剧”

　　这两种角色在中国的出现都始自《难夫难妻》。任庆泰在拍摄《定军山》时的工作更主要是剧务统筹，而张石川在回忆自己拍摄《难夫难妻》时曾说，当时郑正秋负责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自己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这已是导演的动作了。

　　另外，《难夫难妻》虽然情节简单，剧本只有1000多字，但毕竟是郑正秋专门为影片创作的，所以郑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电影编剧。

　　现在时

　　戏剧依然与电影难解难分

　　当郑正秋、张石川这些做文明戏的人第一次把舞台搬上荧幕，拍出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时，中国并无专门的电影演员，因此他们选择了文明戏的演员，并且在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的演员都由戏剧演员充任。

　　与一个世纪之前不同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戏剧演员以及戏剧院校的学子们选择了主动“触电”，在接拍电影、电视剧的热潮中他们也真正的做了一把急先锋。

　　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戏剧学院谈晓老师和几位2003级的毕业生，综合他们的看法，戏剧人“触电”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在专业上的优势。戏剧演员的功底非常扎实，像《玩偶之家》、《雷雨》这样的经典剧目，演员的表演必须具有非凡的张力才能够把戏剧推向顶峰。演惯了戏剧的演员应付起可以重复拍摄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来说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当然，戏剧不景气也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投身影视的重要原因。目前戏剧人才的需求极为有限，去年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15个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选择了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章子怡、秦海璐、刘晔……一个个戏剧学院培养起来的戏剧学生目前在电影演员的道路上都前途无限。

　　以排先锋戏剧著名的孟京辉在一系列戏剧尝试后也主动“触电”，担纲导演，拍出了戏剧化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影片放映时有人问他是否打算转行做专职导演，孟京辉说“这些都是假设。但我的确不打算转行当专职电影导演，著名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还不是一边拍电影一边搞戏剧？我只是想借电影领域做自己的一种新的美学探索，毕竟电影代表着更多的审美趋向。”电影的巨大光环给了戏剧人成长和成名的机会，同时舞台上的探索精神也丰富了电影本身。(实习生 张悦)

　　链接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源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经营三、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张悦)

　　坐标系

　　意大利导演卡塞利尼拍摄了片长3小时的巨片《庞贝城的末日》，耗资100万金法郎，创造了当时的纪录，在摄成之前，美国的一家电影公司就以25万美元的价格预购了该片。

　　有“美国电影之父”之称的格里菲斯拍摄了一部短片《穷巷剑客》，此片被公认为之后风行全球的黑帮电影的雏形。

　　法国人杜尚把一个自行车轮固定在一张凳子上，而轮子可以在轴上转动，这个作品的出现成了整个西方艺术史变化的开始，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开始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