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谭利华指挥之邀去听北京交响乐团2004年音乐季音乐会，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曲目的安排：瓦格纳的《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至第一幕；维尼亚夫斯基的《d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这是三首风格上反差相当大的作品，同样也是演奏难度相当大的作品。我揣测，这样的曲目安排不但体现了一种艺术上的考虑，恐怕也带有对于今日北交状态的一种自信。顺便提提，假若斯特拉文斯基见到这个安排，一直对瓦格纳深恶痛绝的他不知作何感想？

　　听完整场音乐会，我的感觉是三首作品构成了一支似乎带有了某种神秘内在联系的流动、温馨与狂热的交响乐。

　　瓦格纳的作品以其充分的戏剧冲突、调性的破碎与游离及和声的色彩性而独具个性，这些个性给予乐队的难题则是如何从中获得完整性和统一性，没有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作品的表达也就真的成了“破碎”和“游离”的，其内涵也将在一片混沌中消失殆尽。同时，在获得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乐队还必须根据其戏剧性的要求细腻地反映其中情感的动态，否则也极易给人以枯燥无味的感觉。

　　北京交响乐团在谭利华的指挥下相当出色地演奏了这个作品，其声部的平衡特别是色彩性的变幻和流动性的强弱控制尤其漂亮，“交响性”生动地在不同乐器组中得到了体现。

　　维尼亚夫斯基以写作小提琴作品见长，《d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是他最重要的小提琴文献。这首作品以纯净如歌的旋律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达到了唯美的境界。音乐会上，吕思清的演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对音色的控制近乎完美，力度的变化和情绪的宣泄有着恰当的平衡，娴熟的技巧和内在的情感相得益彰。而乐队的协奏在力度的配合、衔接的轻盈和对比性的凸显上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乐章的优美和第三乐章的奔放令人有心地澄明、酣畅淋漓之感。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是现代主义音乐中极为重要的文献，它的上演和最终的成功甚至具有了传奇性的色彩。而其创作手法上不和谐因素的极度运用，近乎狂暴的节奏和高度简约的结构手段更是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因此，演奏这部作品对乐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至少那试图表现原始人生态的节奏对于任何一个指挥和乐队都是一个颇为严峻的考验。假如没有严格的控制和协调，整个作品非但会令人无所适从，更可能陷入一片混乱。应当说，北京交响乐团在谭利华的指挥下显示了极强的技术能力，也显示了很强的表现能力。整个乐曲严谨中不乏生动，奔放中不乏稳健，一气呵成，色彩鲜明。

　　所以，从三首作品的安排上，我觉得整个音乐会似乎变成了一个三乐章式的整体，这是不是谭利华指挥设计的初衷，不得而知。

　　听后的兴奋之余，也还有一些遗憾和一些想法。就乐团整体而言，我觉得在声部平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地说，木管组和弦乐组的合作较好，但铜管组和弦乐组的协调还是时有分家之感。特别在《春之祭》中，铜管组的强奏基本上还是失之过强，使得弦乐有点黯淡。此外，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音色和音量相对较弱，缺乏低声部的弹性和深度。不知这是不是和我坐的位置有关。

　　另一个建议就是，我仍然希望北京交响乐团在扩大经典曲目、特别是交响作品曲目的同时，不妨加大一些室内乐作品的排演量。室内乐作品不但同样精品多多，而且我以为室内乐的训练和演出将大大有助于乐团的基础训练，有助于迅速提高演奏水平，特别是训练乐手的合奏意识和技术的纤巧和精致。

　　近年来几次听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奏，感慨于北京交响乐团演奏水平的迅速提高和整体状态的生气盎然。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从来都是业内人士包括音乐爱好者非常关切的一个方面，如何建设好中国的交响乐团也是很多人士多年奋斗的主攻方向。自然，建设一个交响乐团是需要多方面参与的系统工程。但我始终认为，指挥和资金支持是两个极点。没有资金，人才、乐器的基本条件都不存在，遑论美好的声音？此所谓没有钱万万不能；但，有了钱，金钱不是万能的就显现出正确性。现代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乐团常任指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指挥的水准直接决定了乐团发展和演奏水平的基点，指挥的组织管理能力决定了乐团正常业务活动运行的基本质量，而指挥的稳定性更决定了乐团的发展前景。北京交响乐团自从1997年改制以来，在北京市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下，在谭利华的指挥下，其演奏水平的提升和乐团建设的稳步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循序渐进的。音乐会曲目的稳步扩展、大力开展与世界知名指挥家和演奏家的合作、兼顾听众群体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特别是利用首都优势，打造新年音乐会文化品牌等等一系列举措，无疑是北京交响乐团取得今日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我赞赏谭利华指挥和北京交响乐团所有演奏家们这种对艺术事业的不懈追求和敬业精神，祝愿他们能够用两个“务必”的精神激励自己。毕竟，音乐事业是一个没有顶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