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3月23日消息：著名作家刘震云将旧作重新集结出版了，名字还是《一地鸡毛》。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书之际，记者采访了刘震云———这也是他在崔永元炮轰《手机》之后首次开腔。
更关注“新庄稼”
记者：为了旧作的集结再版，你卖力吆喝，而对崔永元事件你却始终一言不发，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
刘震云：其实，谁都愿意回家躺着、歇着。崔永元的事，我不接电话不说话，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只是出于对朋友话语权的尊重。我也没什么要说的，这事不是已经过去了吗？直到现在，我也没什么要说的。据我观察，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解甲归田，开始关心下一轮庄稼的生长了，这比关心上一轮的收割更有趣。
记者：你一直是崔永元比较尊敬和崇拜的作家，这件事却让他失望，对此，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有没有留下阴影？
刘震云：没有。事件的真相，不像媒体说的那么严重。我不说话是对所有朋友的尊重。
记者：这件事对你以后的写作会不会产生影响，你会不会刻意避免在作品中再度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能对号入座的人？
刘震云：我的作品中没有与生活中什么人物特别相似的，今后也不会。
记者：你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文艺批评吗？
刘震云：各种文艺批评都可以存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作品的批评，不仅《手机》遇到，其它作品也都有人七嘴八舌评论，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这是正常的创作过程。
否认新瓶装旧酒
记者：新版《一地鸡毛》是个怎样的集子，是不是新瓶装旧酒？
刘震云：我觉得这个概念不准确。本来，出这个集子，第一目的是让自己能找得到自己的书——经常有朋友要我的书，我自己都找不到，出版社出完就不管了。第二，也是想出一本让我自己看的书。从收录其间的作品，可以看到我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求索曲线，即从对社会背景的严重依赖，到对生活背景的重视。出这本书，是为我今后的写作规划一个方向。
记者：重新集结自己旧作的过程，对作者本人，是一个回顾与顿悟的过程，用你的原话说，“检讨过去是为了未来”，但对读者来说，是否也一样有益或者说必要？
刘震云：我想，读者与我的体验应该是一样的，他们在书店也找不到书。我经常接到读者来信，不知上哪去买我的书，有的甚至把钱夹在信中寄过来。我找出版社，也找不到。所以，对喜欢我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喜欢我作品的读者可以有地方买书。再说了，书的编排与以前也不一样，严格按照年限往下走，并挑选了各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更原汁原味。从对社会背景的依赖到对生活背景的转变，也许年轻作家觉得很正常，但对我们这一代作家而言，就不一样了。
写作就是脱掉外衣
记者：你在《一地鸡毛》的序言中提到，写作是一个脱去外衣的过程，究竟怎么来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刘震云：在过去的小说中，不管政治的、经济的、人伦的，人的外在属性比例都很重，它们都是东北羊皮袄，让我好累。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是什么，就是在海水的浸泡中，一件件挣扎着脱掉外衣。到了《手机》的第三部分———《口信》，我已经脱得只剩下短裤和背心了。大家看了这个集子，就能明白我20多年中，是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挣扎，怎样在海水中不断扒下外衣的过程。这本集子中篇目的顺序，就是按照这个过程来编排的。
记者：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再到《一腔废话》，哪一部小说是外衣穿得最多的？《手机》写完时是否意味着彻底脱去外衣？
刘震云：《手机》的第三部分是脱得比较彻底。这是一种必然。任何人都脱离不了社会。从短的时间段来看，社会大于生活，而从长远来看，生活大于社会，生活不断往前走，不断地抛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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