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欢“谈乐论道”：好音乐就是好听的音乐

　　他完全靠自学成才，但他仅有的两张唱片都创造了海量销售记录；

　　他是位流行音乐歌手，却获得过国家级的美声音乐大奖；

　　他频频出现在各种国家级大型活动的现场，与此同时，他的歌在最偏僻的乡村都有人传唱；

　　他反对卡拉OK，但他演唱了国内最多的热门影视歌曲，成为名副其实的“K歌之王”；

　　他反对商业化，拒绝职业歌手身份，但他自己其实也是商业转型期的幸运儿。

　　他就是刘欢，人民歌手刘欢。在2004年41岁之际，他迎来了自己平生第一场个唱。演唱会前夕，正忙于排练的刘欢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在西方，唱片公司是保姆；在亚洲，唱片公司则是老板。在音乐上，我不需要别人帮我思考。

　　●我没有刻意反对过卡拉OK，但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有些歌是“只能听不能唱”的。

　　●我赶上的时候好，要说走红，恐怕只能说是我的运气好。

　　●我的演唱会绝不是“明星秀”，我要做的演唱会一定要跟音乐有关系，所以我要有一个大乐队。

　　关于个唱：我其实一直被朋友推着走

　　新京报：谷建芬老师说过，其实刘欢早几年就可以开个人演唱会了。为什么会酝酿这么多年才开？

　　刘欢：我原来对这件事一直不是很感冒，可以说完全是被朋友一路怂恿着过来的。因为个唱和音乐会还是不一样，音乐会是在剧院里，不用考虑票选歌曲什么的，我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但是大型演唱会是一个商业运作，必须与观众有某种互动，这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像一些港台歌星的演唱会，两个半小时，说话占去40分钟，换多少套衣服，完全变成了“明星秀”，大家去“看”演唱会多于去“听”他唱，是喜欢和明星呆在一起。所以我坚持，我要做的话一定要更像音乐会一点，得有大乐队，于是就找到余隆（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编者注），余隆说没问题啊，全力支持！我又说一定要找一个既懂得流行乐又懂得管弦乐的音乐总监，这个人只能是三宝，三宝那时忙得不得了，又是电影又是电视剧，又是唱片又是舞剧，可找到他时他也说没问题，结果这事就这样做成了。

　　关于“不签约”：不需要别人帮我思考

　　新京报：国内主流文化对流行音乐一直存在着某种歧视。但是你作为一名流行歌手，却获得了一流歌唱家的艺术声望，你自己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欢：传统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地位落差是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的观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尊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也不应该人为的制造某些差异，比方说“歌手”在西方只有一个词就是singer，帕瓦罗第是singer，斯汀也是singer，就是歌手吗，意大利语里maestro“大师”这个词也可以称呼理发师、厨师，在中国就不行了，其实这都是观念传统上的问题，流行音乐作为通俗艺术只不过是比传统艺术更商业化一些，这不能作为被歧视的理由，至于这个“家”的名分，我本人并不太看重这个。

　　新京报：据我所知，其实你当初还是有改变自己，主动融入音乐的商业化大潮。

　　刘欢：那当然！我当年是内地头一号和索尼签约的歌手，还出了一张唱片！我从来不拒绝现代化的商业方式，我只是希望在音乐的创作方面更自主一些。

　　关于走红：我承认自己的确比较幸运

　　新京报：刘欢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家喻户晓的影响力，应该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内影视剧刚刚兴起的时候，你占了一个先机，演唱了大量红遍全国的影视歌曲。

　　刘欢：是的。这也和我们传播媒介的发展有关。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决传播媒介之间互相衔接的问题。倒退个十年，那时很有限的几个媒介都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电视是一块，它的晚会歌曲和别人都不发生关系；唱片业则瞧不起电视歌曲，认为它根本不是音乐；广播里又有排行榜，但很多上榜的歌曲却见不到唱片；纸媒上的“文字音乐”更是和谁都不沾边。所以最后出来的结果都是偶然性很大：不知道哪个地方爆出个热门电视剧，里头主题歌也跟着“咣”一下火了；要不就是哪个排行榜里的歌突然一下唱得铺天盖地，和别的媒介也没什么关系。我赶上的就是十几年以前那个时候。不过我想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太可能发生了。

　　新京报：你曾经说到过，自己很反对卡拉OK。但是对很多有年龄感的人来说，刘欢也是一“K歌之王”；19号演唱会当天，不出意外的话，也一定会出现“万人卡拉OK”的盛况。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刘欢：我不是反对卡拉OK这种娱乐方式，客观地将它对流行音乐的普及也功不可没，但它也对我们的流行音乐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他把歌曲的鉴别标准降低到了“是个人就能唱”的水平，如果一首歌比较“难”，大家在k厅里学唱不了，它即便再好听也很难流行，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出不了玛丽娅·凯莉，出不了惠特妮·休斯顿的原因，确实有好些歌是“只能听不能唱”的。这不光是个嗓子好坏，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是靠音乐家的天赋和训练得来的，假如谁都能唱，那还要歌唱家干吗，要音乐家干吗？

　　新京报：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艺术上追求过头了，老百姓往往不太容易接受。它是不是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听众由于长期缺乏音乐教育，导致某种接受上的障碍或者趣味肤浅化？

　　刘欢：我想水涨船高吗，水高了，船才会更高。假如说有一部很好的电影老百姓就是完全看不懂，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事。可能是那部电影做得真的不够好，或者技术上还有问题。水涨船高，船在高也不可能高到离开水面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做一个东西不可能超过老百姓接受能力很远很远，充其量也就是领先一步而已。你的水平和大家也就是相当的，我们所作的是通俗音乐，好的通俗音乐就是好听的音乐，先甭预设那么多的这“主义”那“技术”的，如果你写一首歌大家完全听不懂，那一定是你技术上还有问题。

　　关于音乐：下一代要比我们幸运

　　新京报：有一个平庸的问题，在音乐方面，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些？

　　刘欢：真说不清哪一个，要说比较大，可能和我最早喜欢古典音乐有关系。古典音乐我沉迷了大概有3年之久，以前我的唱片全是古典的，一直到最近十几年我才开始大量买流行音乐的唱片。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这么长时间古典音乐的自学训练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它对你的影响主要是技术方面还是艺术趣味方面的？

　　刘欢：都有。现代音乐再发展，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来源于古典的。因为西方音乐这几百年来没有断流，几百年前从巴洛克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开始的流行音乐、都市音乐，都是这么一脉相承走过来的。50年代后大家开始反叛，但并没有和过去决裂，我们对西方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从中间半截起开始接受的，要不就是从支流上截半段接受，最后的结果往往变成搞古典的看不起搞摇滚的，搞摇滚的看不起搞古典的，好像彼此没什么关系，其实不是。我前段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有人调查了现在最热门的一些西方电子乐队乐手们喜欢听什么样的唱片，结果发现他们好多人都喜欢德彪西、拉赫马尼诺夫，勃拉姆斯什么的，他们的源泉都是他们的传统的东西，西方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源流没有断过。倒是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上有几次“断流”，可能也造成了我饿们接受西方的东西也是断断续续的，进而造成是我们把它割裂开来看了。再有可能就是目光短浅的原因了。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音乐之所以比别人更容易被各个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是不是也与你对古典音乐的偏爱、对西方音乐史的长期研究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

　　刘欢：非常有关系。可能再往下一代就好了。现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听着西方现代音乐长大的，不像我们有一个“扬弃”的过程，我们是不得不丢弃很多东西，再把很多断了的珠子接起来，而现在20岁左右的人都是跟着潮流直接顺过来的，他们的东西就反而能做得很自然。所以从做音乐上来讲，他们要比我们幸运得多。

　　本报记者 杨彬彬

　　■ 他们眼中的刘欢

　　雷蕾 （著名作曲家《少年壮志不言愁》曲作者）

　　1987年，我为《便衣警察》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寻找录音人选。我曾经听到过一次刘欢的演唱，认为他的音色非常合适。过了不久，我和副导演赵宝刚瞒着林导，一起坐车去国际关系学院找刘欢。当时20多岁还患着感冒的刘欢拿着吉他为我们试唱了歌曲。刘欢非常喜欢《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我和赵宝刚也觉得他的声音比美声更具亲和力，后来便正式录音。录音时，刘欢与20多人的合唱队以及管弦乐队一气呵成。他果然不负众望，演唱得极其投入、激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乐队演奏结束后全场都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全体人员一起鼓掌，乐队也敲起了琴板。林导演听完后竟然流下了眼泪，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冯小刚 （导演）

　　刘欢是不可复制的人才，内功很强。当年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我还没什么钱，刘欢为该剧作曲几乎分文不挣。但是他仍然非常认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我们当时在一个饭店住一个房间，他把所有的器材都搬到了房间里，每天和我一起聊制作，甚至通宵进行创作。他的心里流淌着很多优美的旋律，他是真正热爱音乐，并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李海鹰 （著名音乐人，《弯弯的月亮》词曲作者）

　　和刘欢因《弯弯的月亮》有很好的合作。作为歌手，他极具创造性，他不只是用嗓子在演唱，而且用心去演绎，所以他能够出色地传达出歌曲的情感，获得歌迷的喜爱。同时，刘欢对音乐的理解和造诣又超过了歌手的水平，实际上他是集创作、电脑编曲等于一身的全面的音乐人。与其他歌手不同的是，刘欢作为颇有成就的艺术家，面临的是如何超越已有的艺术水准，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其艺术能量的问题。

　　徐沛东 （著名音乐人）

　　与刘欢合作20多年，他在中国歌坛的地位始终未曾动摇是一个奇迹。刘欢具有极高的音乐天赋，是我合作过的歌手中最机灵的一个，创作性极强，能够赋予音乐一种活力，与他合作是一种享受。为了艺术、为了他认为值得的事情，刘欢会不顾一切去追求、去实现。但是如果他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事情，钱再多也不会去做。他对名利都处之泰然，拿得起放得下。(赵璐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