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得到演出机会，演出团体15万元一场的演出可以降到15万元两场；为了比竞争对手多卖出点票，演出公司可以把15％的票务代理费提到18％；为了拉到节目，剧院可以将4万元的场地租金降成2万元，甚至白送。从横向的各种演出形式，到纵向演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整个演出业玩儿的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互相挖墙角、恶性压价及行业内部借势抬价，演出市场如何控制恶性竞争，事关演出产业的生死存亡。

　　2月24日晚，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小泽征尔指挥的演出，一楼第32排的票价也高达1500元。但即便是这样，在演出市场里，从最初的产品提供商——演出团体，到中间的产品销售商——演出公司，再到产品销售卖场——剧院，却都由于买入时不惜成本的抬价和卖出时不惜成本的杀价而陷入无利可图的怪圈。

　　演出团体 为抢市场不顾价格

　　在国外，顶级乐团即使吃不饱，也不会贱卖。这样才能为自己维护一个稳定的市场空间。而在国内是，同一场演出，同档次的团竞相杀价，你15万元一场，我要价只有10万元，另一个团可能这个时候跳出来要价15万元两场。

　　“奥斯卡经典曲目演奏”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最先开发出来的产品，相当一部分观众对演奏曲目耳熟能详，因此该产品在市场上颇受欢迎，然而不久后，众多乐团就都上演了奥斯卡经典曲目的演奏会，并将出场价格压低了几万元。“菜单”大同小异，“厨艺”不相上下，试问，谁会非得选择“原创”呢？

　　在北京，水平相当的乐团非常集中，像中央歌剧院管弦乐团、中央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等。在市场的开拓中，水平相当的乐团靠的只能是产品的特色，然而一个好的产品被推向市场之后，如法炮制再降价出售成了一个固定模式。演出团体的利润就是这样被摊薄的。

　　一些以严肃著称的乐团在开发流行产品方面难有突破。但是这样的乐团通常可以靠维护自己的高价位在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宁缺勿滥”是出场的原则。在国外，顶级乐团即使吃不饱，也不会贱卖。这样才能为自己维护一个稳定的市场空间，为长远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但国内的现实情况是，同样一个乐团，出场费能从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据记者调查，中国交响乐团的出场费一般为20万元，中国爱乐乐团则是20万元－25万元之间。像这样高水平的乐团，需要定期请国外指挥，需要定期训练，成本自然很高，一场演出20万元的出场费并不算高。但是，很多时候，同一场演出，同档次的团竞相杀价，你15万元一场，我跟你水平差不多，要价只有10万元，另一个团可能这个时候跳出来要价15万元两场。

　　中国演出行业有句话：可以让价格，不能让市场。这些演出团体质量差不多，这次因为价格问题，你让了，人家找了别的团，合作还不错，下次人家还会再找这个团。这个市场又是有限的，一次让，两次让，相当于把市场完全拱手让人。因此，尽管很多演出团体明知价格偏低也要接下。从此恶性循环。

　　演出公司 为票所伤

　　演出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体现在售票代理环节。代理费明里暗里的提高，加上上上下下打点官员的赠票，都让演出公司“很受伤”。

　　北京市场的行规是，票务代理商代卖一张票收15％的代理费。但是在演出旺季，有两场港台歌星的演唱会撞车了，一个演出商就可能会暗中提出把代理费从15％提高到18％，一些同时代理着两个演唱会的票务公司也会见利忘义，卖力销售这个演唱会的票。另一个演出公司这时只能也提高代理费才能保证票的顺利卖出。自己的利润被票务代理公司趁火打劫拨去一部分之后，长达几个月的票务回款也让演出公司在现金流上非常吃紧。

　　除此之外，让演出公司“很受伤”的还有上上下下打点当地政府官员的工作赠票。“三高”演唱会的时候，相关部门利用职权拿到的赠票可以用箱子装。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胡月明主任介绍，根据他们的调查，在北京，去剧院看过演出的人不到20％，这其中，自己花钱买票去看的就更少了。在北方城市，人们以拿赠票看演出为荣。但是在奥地利，有地位的官员以买票听音乐会为荣，因为这里的音乐演出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市场，正常的演出是卖票的。我们还是没有这样的意识。在国内，上海人的意识要好一些。

　　剧场 皇帝的女儿也愁嫁

　　剧场为争取长期客源，杀价甚至不要钱。但是这样的争法儿令演出商也瞠目结舌，经纪公司即使占了便宜，也无法保证以后会继续与这样拉买卖的剧院合作。

　　“北京的大型演出场地严重不足，大型演出场地不超过10家，而同样1000多万人口的东京拥有160多个剧场。”众多演出商一开始抱怨就提这事儿。按道理，演出场地少，供不应求，应该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才对。但是，一家京城大型剧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恶性竞争不仅存在于演出商中，剧场也存在恶性压价的情况。京城的两个大型剧院之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在争夺同一个演出时，一方要4万元场地费，另一方马上提出3．5万元就可以，如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剧院急了，提出免场地费，白演！

　　而据记者调查，正常情况下，中山公园音乐堂最低场租为3万元；保利剧院最低场租为4万元；世纪剧院最低场租为3．5万元。

　　“剧场也追求自己的品牌效应”，明眼人告诉记者，杀价甚至不要钱为的是争取一个长期的客源。但是这样的争法儿令演出商也瞠目结舌，国外一经纪公司的负责人曾告诉记者，他在中国演出市场上看到的这些咄咄怪事令他极为不解并深感不安。他对这样的市场行为和氛围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即使占了便宜，他也无法保证以后会继续与这样拉买卖的剧院合作。

　　整个行业利润变薄

　　占据了半壁江山的非国有表演团体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中苦苦挣扎。而最大的危害还是整个行业利润变薄。

　　出场费少赚或者不赚，引进费较高或者特高，这样不理智的市场行为都得用巨大的财力来支撑，很多国有背景的演出团体和演出公司有上级主管部门出钱，风险和成本就可以被“公家”摊走一部分。但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是自己出钱做，没有如此雄厚的资金苦耗，用不了几个演出季，就不得不退出。2002年，北京有艺术表演团体110个，其中社会办团51家，占全市艺术表演团体的46％。占据了半壁江山的非国有表演团体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中苦苦挣扎。

　　这种恶性竞争造成的最大危害还不仅是阻碍了民营资本进入演出市场，更严重的是使整个行业利薄如纸。一位国有大型乐团的经理曾说：如此竞争下去，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不得不走到市场里谋生存时就会发现，这个市场已经变得无法赚钱了。

　　胡月明表示，要解决这些恶性竞争问题，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行业自律。必须有强有力的行业组织。现在政府从管理转为服务，行业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整个演出市场的管理还是一个真空。

　　也有专家认为，恶性竞争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行业内部力量会有很大困难，希望文化部能在有关法规中给予强制性规定。1997年颁布实施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8年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2002年对《实施细则》进行的修改和完善，这些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文化演出市场发展，建议尽快出台《演出法》。

　　政府对文化的管理要逐步走社会化管理的道路。演出行业的评估是当前演出行业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建立一个公平、公开的演出行业评估组织，以中介身份，对行业内部的企业进行质量和资质评估，既可以甄别行业内的害群之马，也可以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达到净化演出市场的目的。

　　事件观察

　　这里在重复收税

　　演出市场内恶性竞争，演出市场的外部环境也有需要改进之处——演出商重复纳税就是其中之一。演出商缴纳的营业税应该是扣除支付给演出团体、场地、经纪人之后的部分再缴纳营业税，比如100万元的演出收入，扣除40万元的演出费用，剩下60万元交营业税，扣除的40万元各自回去交税，但现在是按照票房收入100万元征营业税，支付给演出团体和场地的40万元回去还要缴税。其实，税法上规定的很清楚，但是一个演出团体在外地演出结束之后，总是不能顺利地说服“老家”的税官不再征收一遍营业税。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如何征收文化演出行业的营业税，应该出台一个较为详细的管理办法。对于艺术表演团体，外请、外借的演员能否在计征所得税时，在收入中扣除后计税。希望所得税的比例按低比例执行，这样会有利于艺术表演团体积累艺术再生产基金。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管理，不少与会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对演艺界单独提出重点管理，税法面前应该一视同仁。重点掌握演艺界个人所得税管理的提法，也是政务歧视，会造成社会对演艺界的偏见。(北京现代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