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当《危情雪夜》以“国产灾难片”的名头开始在全国上映的时候，该片导演陈国星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连叹了四口气———不为别的，就因记者问了句：“您能否将中国的灾难片与好莱坞的灾难片做一个对比？”他说：“我仅从一个中国电影人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灾难片存在四个问题。”
“首先，我想先说一点区别：我们的灾难片强调的是‘救援’二字，这一点从《为了61个阶级兄弟》开始，50年来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的灾难片则强调对灾难本身的渲染。这种定位上的差别看似不大，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把宣扬一种救援精神作为影片的拍摄目的，为的是教育观众，而后者以能否使观众获得一种感官刺激为标准，为的是愉悦观众。这种差别说到底是‘灾难片是不是或该不该从市场的商业角度切入’的问题。
“其次，中国传统思维中有一种‘报喜不报忧’的特点，使得某些人承受负面东西的能力比较低。为了《危情雪夜》能够顺利公映，广电总局的领导做了不少工作，说服了很多部门，我们也配合着做了很多，比如删去影片中出现的一些真实的地域标志，尽量避免留下影射谁的痕迹。其实电影就是电影，它与我们日常的新闻报道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使我们总错误地觉得某些东西是在‘含沙射影’，这一点严重阻碍了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文艺作品的创作。
“基于以上两点，我国电影人在创作指导思想上与西方同行也呈现出诸多差异。特别是在灾难片、战争片中，比如《拯救大兵瑞恩》里就可以刻画美国兵也有怕死的，也有违反军纪的，《勇闯夺命岛》中政府可以把拯救了世界的大盗肖恩·康纳利放掉……但在我们的片子里，就算肖恩·康纳利拯救了地球，他也要回到监狱里。不是说这种思路不对，但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说，它就缺少了一种与对立面的冲突。在《危情雪夜》中，我就特想让何冰饰演的警察把那个小偷放掉，因为那一晚他做了太多好事，他可以不惜牺牲生命去救人……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所做的是要让这些有争议的人物在艺术作品中，在观众面前经历一场道德审判，这与现实中的‘法制’是有区别的。那么，要不要在危难的时刻暴露人性阴暗的一面？小人物与负面人物能不能在电影中存在？这便成了我们创作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最后，是资金上的差异。这一点我不想过多去说，只说一个事实，人家拍一部灾难片耗资几十亿人民币，我拍这部片子才600万。我坚决不同意有人说的：‘给你1个亿你也拍不出人家那种大片。’没有试过怎么知道？而有一点我却坚信，单从影片制作效果来讲，给他美国导演600万元人民币，他绝对拍不出像我们这种水准的灾难片！”（郑叶 摄影：本报记者 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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