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国家》的记者会上，华裔女演员白零安慰因激动而泪下的导演汉斯·彼得·莫兰

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米诺·格瓦拉

　　柏林国际电影节主席科斯利克为今年参赛片总结的口号是“迷人、政治”。电影节进行过半，这个奇怪的组合口号至少兑现了一半——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迷人”的电影在哪里，但“政治”却得到了毫不含糊的贯彻。

　　主会场坐落在以已故德国著名女演员“蓝天使”玛琳·黛德丽命名的玛琳·黛德丽广场上。2月5日电影节开幕当晚，会场外攒动的人头中，一百多号年轻人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们高举着各种标语，安静地守候在红地毯右侧。电影节主席出现在红地毯那一刻，他们突然间爆发起来，像参加德国著名的“锐舞Party”一样跳跃着，高喊着“人人享受教育，教育应该免费”的口号。示威者们跳跃了十多分钟，眼看后继乏力，忽然有人带领人群冲击会场大门，几个示威者突破警察的阻拦冲进了会场，会场里面立刻闪光灯此起彼伏——场外的观众手持相机寻找着场内的名流，场内的贵宾们也用相机好奇地关注着场外的人群。警察开始将示威者往外围推，场面陷入混乱。但记者身处混乱中，却发现这场混乱并不暴力，一名往外推示威者的警察面带微笑地跟被推的人唠叨着什么，记者问被推的人：警察为什么这么开心？他笑着回答：“他说他不用力推，让我也别用力冲。”示威者最终被推到外围的一个角落，重新扎好营寨，继续他们的“锐舞示威”。

　　示威者派发的传单上写着“欢迎来到没有柏林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正文解释是：“2005年，《服务贸易条款》生效后，文化项目将失去基金支持。”传单上还说：“在这个盛产诗人和思想家的城市，幼儿园、公众学校和大学多年来已经严重缺乏经济支持，金钱在公众预算的巨大黑洞中消失。”“大量人口依靠每月280欧元（目前1欧元约合人民币10元）的社会援助生活，而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贵宾们每天平均花费300欧元！”

　　那么远，这么近

　　这些花费有部分被电影节方面吸收了。在这方面，财大气粗的戛纳电影节显得对参与者更友善。想换取电影节的通行证？在戛纳是免费的，在柏林需要缴纳30欧元；想事先仔细了解一下参加电影节的影片？可以查看电影节的目录，这本厚厚的手册，在戛纳是免费赠送的，但在柏林，记者们必须花5欧元购买，其他人则需要花17欧元，但同期出版的德国参展影片目录则无偿赠送。同时，柏林电影节还广泛向公众售票，公众参与程度在三大电影节中最高，每天每个售票点外都排满了长长的队伍。为了方便公众观看影片，电影节设置了多达24个放映点，远至动物园广场的电影院，是为方便柏林西部观众；而设置在卡尔·马克思大道上的放映点，则是为柏林东部观众设立的。

　　经济方面的考虑反映在每一部官方放映的影片上就更加明显了。所有参展参赛影片在正式开始前都有一段封面画面，在今年柏林，这段画面一开始是诚恳的“第5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衷心感谢以下赞助商”，然后著名的金熊才在一片烟花中昙花一现；而在2003年的戛纳，这段画面一开始就是从水底上升到天空的红地毯阶梯，阶梯顶端是闪亮的金棕榈。

　　作为世界第二，柏林电影节对电影节老大——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存在一种微妙的感情。德国电影出口联盟出版的《电影院》杂志，电影节专号的头条文章标题借用了德国导演文德斯一部影片的名字：《那么远，这么近——德法电影关系》。文章一开始详细回顾了《再见，列宁！》去年在法国取得的巨大市场成功，但紧接着在“失乐园：戛纳”的小标题下，指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最近一部参加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德语片就是文德斯的《那么远，这么近》（常见的中文译名是《咫尺天涯》），已经是在11年前！

　　但当德国和法国一同面对好莱坞的时候，又变得共同敏感起来。电影节首日，开幕片《寒山》的记者会，缺少了尼科尔·基德曼出席，显得有些星光黯淡，制片方美国米拉迈克斯公司的副总裁哈维·威斯特恩踊跃发言，抢了导演明格拉不少风头。有法国记者问：“这部讲述19世纪美国内战的史诗片却在罗马尼亚拍摄，是否表示好莱坞希望在世界市场销售电影的趋势？”威斯特恩的回答很政治化：“很多年来，米拉迈克斯有一条规定：我们不拍欧洲片。我最近一次在美国的商业有线电视台看到欧洲片是在25年前！这种‘你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的观念正在改变，美国人正逐步养成看欧洲电影的习惯，他们很喜欢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有人说这部片子像欧洲片，我感到很自豪，因为这部美国、罗马尼亚、英国三方合作的影片，在美国拥有很好的票房，观众喜欢，影评人喜欢，而且现在正在角逐奥斯卡。我理解世界对好莱坞输出电影的看法，了解世界对好莱坞在亚洲和欧洲称霸市场的看法，我认为这需要理解，因为美国电影业受益于美国之外的世界。”

　　这种“受益”不知道是否包括来自评委会方面的特殊待遇？今年竞赛单元7位评委中有4位女性，包括年轻女演员埃塞俄比亚的玛吉－达·阿布比和意大利的瓦雷丽娅·布鲁尼·特德齐、年轻女导演伊朗的萨米拉·马克马尔巴夫，评委会主席是美国女演员弗朗西丝·迈克杜曼特。

　　奇特的是，迈克杜曼特还是参赛的美国影片《爱是妥协》的女二号演员。最终，除了按照惯例，开幕影片不参加评奖外，《爱是妥协》也不参加评奖。结果，在官方手册上，“竞赛单元”列出了26部影片，却有两部属于“不参与评奖”，这样的“竞赛名单”，在三大电影节里也属少有。

　　政治版《廊桥遗梦》

　　“竞赛单元”共26部影片，其中，好莱坞为柏林国际电影节贡献了9部“竞赛作品”。

　　那本价值5欧元或者17欧元的电影节官方目录，电影节主席科斯利克以“高度期望”为题写了序言。序言以接近一半的篇幅推荐《我心目中的国度》。

　　这是一部反映南非种族问题的影片。1995年，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被终止以后，图图牵头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会在南非全国进行了巡回听证会，听取黑人受害者揭发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警察施加的暴力。美国黑人演员萨缪尔·杰克逊扮演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威特菲尔德和朱丽亚·比诺什扮演的南非广播电台记者玛兰都参与了巡回听证会的报道。威特菲尔德是黑人，但来自美国的他，在价值观上无法认同非洲；身为白人的玛兰，却出于对自己非洲身份的认同而力图捍卫国家的荣誉。面对听证会揭露的暴行，他们的价值观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由对立慢慢靠拢，最终这两个各自拥有家庭和子女的记者在旅途中陷入了热恋。

　　比诺什在影片中依旧风情万种，杰克逊也保持自己一贯阳刚强悍的银幕形象，但两人的爱情在单薄的电影语言表达下显得极不可信。影片企图用回到非洲的黑人与非洲生长的白人来制造一种戏剧化的反差，但这种一目了然的“隐喻”看上去十分幼稚。影片基本上是《廊桥遗梦》式的婚外爱情与震撼人心的社会现实的简单拼贴。影片中听证会揭露的暴行极具冲击力，我座位的左右都是西方女记者，放映过程中她们不断抽泣。银幕上，一名目睹警察暴行之后陷入自闭的黑人儿童用拥抱原谅了跪在地上请求宽恕的白人警察，我右边的女记者“哇！”一声痛哭起来。影片放映完毕，左右的女记者在离场前忙着捡起之前丢在地上的一团团擦过泪水的纸巾。

　　电影节刊物《银幕》上刊登了各国记者的评分，参与打分的记者完全不理会科斯利克主席的大力推荐，不约而同地给《我心目中的国度》以一星的最低评分。这部影片是导演缺乏把握内容的能力，从而导致题材互相影响的反面教材。

　　第二天，丹麦年轻女导演安尼特·奥勒森在《自主命运》的记者会上说：“现实和文字远比画面更加有力。”在“读图时代”，这个论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经过《我心目中的国度》的洗涮，“不合时宜”

　　竟然显得深入人心，赢得在场记者的一片掌声。《自主命运》讲述丹麦一间女子监狱里新上任的女牧师和犯人们共同遭遇信仰危机的故事。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完全遵循dogma95规则拍摄的电影，媒体场放映时，片头的dogma95证书引来不少记者的掌声。影片对人性脆弱面的挖掘很有力度，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痛苦和挣扎：女牧师一心希望生育一个孩子，当她终于怀孕了，却被告知胎儿存在遗传上的缺陷，可能终身残疾，她和丈夫必须在是否保留胎儿的问题上作出选择；性格软弱的吸毒女囚一心希望自己能够“干净”，却面临监狱毒贩的威逼；传说能与上帝交流并因此拥有神力的女囚，由于将女婴遗弃在家活活饿死而入狱，她渴望隐藏自己的过去并拥有新的爱情——她们必须作出选择，或者依靠信仰，或者不依靠，命运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演员们的表演非常克制，准确到位，让人信服；影片画面简单质朴，甚至简朴得显得有些粗糙，以至于影响表达的准确性。这种粗糙感不是dogma95规则带来的，dogma95不允许用技术手段美化画面，但并不阻止导演精心构思画面。这个缺陷看来还是导演本身功力的问题，或者正应和了她关于现实、文字和画面的论断。

　　切·格瓦拉的儿子们

　　什么是到目前为止，最令本届电影节主办者尴尬的事件？开幕礼场外的示威不是，明星们纷纷缺席电影节不是，电影节主席大力推荐的《我心目中的国度》获得劣评也不是。真正最让电影节难堪的是：原定作为开幕电影的《摩托上的日记》临时宣布退出柏林电影节，改投今年戛纳电影节的怀抱。《冷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候补上场的。

　　《摩托上的日记》是巴西导演沃尔特·萨雷斯根据格瓦拉家族提供的日记拍摄的剧情片。1952年，29岁的阿尔贝托·格兰纳多选择了23岁的恩内斯托·格瓦拉作为自己的旅伴，两人骑一辆“诺顿500”摩托车从阿根廷出发，穿越南美大陆。在旅途中，格瓦拉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旅途结束之后，恩内斯托·格瓦拉改名为切·格瓦拉，前往古巴。

　　科斯利克主席试图对《摩托上的日记》的退出进行冷处理，他轻描淡写地表示，电影节惟一受到的影响是需要重新印刷目录和节目表。

　　目录和节目表重印了，《摩托上的日记》的名字消失了，但事件的影响并没有这么容易消除。科斯利克主席为目录写的前言中推荐了反映切·格瓦拉的影片，序言的结尾是：“让我们祝愿：切·格瓦拉！欢迎大家在二月——这个迎接春天到来的时候——来到第5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在欧洲很多地方，“切·格瓦拉！”已经成为对革命精神表示祝愿的俗语，而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但如果没有了《摩托上的日记》，科斯利克主席的祝愿就显得有些滑稽了。

　　电影节的应急措施是，在2月6日组织了一次临时放映，放映纪录片《与格瓦拉同行》。《与格瓦拉同行》与《摩托上的日记》同期拍摄，记录了在《摩托上的日记》在摄制过程中，作为影片顾问的阿尔贝托·格兰纳多重走当年旅途的经过。对老格兰纳多来说，这是一次追寻记忆的旅途，而对观众来说，则是一次发现之旅，发现从恩内斯托·格瓦拉到切·格瓦拉的变化轨迹。

　　影片放映结束后，纪录片导演吉安尼·米纳请出了已经81岁的格兰纳多和格瓦拉的儿子卡米诺·格瓦拉。

　　《与格瓦拉同行》参加了今年在美国举行的圣丹斯电影节，但美国拒绝为格兰纳多发放入境签证。回忆起格瓦拉，老格兰纳多闭上了眼睛：“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解释，切·格瓦拉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通过沃尔特的剧情片和吉安尼的纪录片，你可以看到从医科学生到愤怒青年再到切的积累过程。现在的人们总喜欢将那些恩内斯托无法承受的东西赋予他：谎言和不公，还有荣耀。”

　　卡米诺·格瓦拉在现场显得有些不自然，总是望着天花板和地面，很少与观众进行目光接触。记者问他：作为一个青年偶像的儿子，你怎样承受生活中的压力？问题由英语翻译为西班牙语，大概变成了“你怎样在世界上立足”，小格瓦拉回答：“我在世界上立足，靠的是我自己的双腿。我是他生物学上的儿子，但我父亲还拥有众多意识形态上的儿子。我想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儿子比我这个生物学上的儿子更重要。”

　　倒彩与喝彩

　　电影节过于明显的政治化题材诉求，令截至目前为止的大部分参赛影片显得为了政治而政治，更多地关注于题材的震撼性，关注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在表达方面乏善可陈。

　　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年的电影纷纷拣起黑泽明当年在《罗生门》中创造的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同一件事得出不同结论的手法。去年来柏林的张艺谋作品《英雄》是这样，去年戛纳金棕榈得主《大象》也是这样。

　　所以当今年的参赛影片《证人》在媒体放映时，同一个镜头第二次出现的时候，现场有记者大声喝起了倒彩。

　　另一次倒彩声，夹杂着喝彩声，出现在影片《美丽国家》的记者会上。影片讲述了一名越战美军在越南生下的混血儿子从越南一个小村庄开始，最终偷渡到美国得克萨斯一个农庄，寻找亲生父亲的故事。

　　这是挪威导演汉斯·彼得·莫兰拍摄的讲述越南人故事的美国影片。影片蜻蜓点水般掠过美军后人在越南受到的歧视、越南底层人民艰难的生活、东南亚难民偷渡问题、美国越战老兵的战后创伤等社会问题。

　　影星尼克·诺尔蒂和蒂姆·罗夫在影片中担任了配角。大部分演员的表演都很用力，显得有些过火。这种用力的表演甚至延续到放映完毕的记者会上。第一位记者提问时，用“我很动情”来掩饰自己缺乏组织的语言。这一下子触发了导演莫兰的情绪，整个记者会期间，身材魅梧的他不时用纸巾抹眼泪，而影片女主角、华裔女演员白灵则及时对他进行抚慰，场面很是煽情。

　　记者会大部分的提问集中在蒂姆·罗夫和莫兰身上，白灵没有被问到问题。忽然，一名中国男子拿起麦克风，用汉语激动地诉说自己与白灵的多年友谊，以及近年来失去联系的思恋。白灵则接过话筒，为大家翻译了刚才的内容，两人他乡遇故知，场面更加煽情。倒彩声和喝彩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夹杂着出现的。

　　同样反映种族认同和失散父子的情感这些主题，2月9日放映的阿根廷、意大利和西班牙联合制作的《失去的拥抱》表现得就比《美丽国家》高明得多。

　　二战中，逃难到阿根廷的波兰犹太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形成了自己的社区。阿利尔的父亲独自回到以色列，阿利尔兄弟与母亲相依为命。

　　长大成人的阿利尔想重新成为波兰人，以便前往欧洲，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一份份老文件让他开始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与此同时，阿利尔的父亲带着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一只手臂，前往阿根廷，希望能够获得儿子的拥抱。

　　《失去的拥抱》处处充满幽默感，将深刻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巧妙地隐藏在轻松的气氛中。整部影片非常生活化，风格有些像特吕弗的“安托万系列”，很有当年“新浪潮”影片的味道。在前半段为政治而政治的做作中，《失去的拥抱》算是一个亮点。

　　《失去的拥抱》将面临的竞争对手是正宗的“新浪潮”老侯麦。侯麦的新片《三重间谍》将于2月13日上映，不知道能否为今年沉闷的竞赛单元带来一个惊喜？接下来的下半段赛程中，值得期待的还有英国老导演肯·洛齐的《迷人的吻》、美学电影高手安哲洛普罗斯的《三部曲》，以及科斯利克主席推荐作为今年“迷人”影片代表的美国影片《日落之前》。

　　上半段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成为“柏林政治电影节”，现在还有一半的时间让电影节兑现自己的另外一半承诺。（本报特派记者风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