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戏曲表演中，现在人们多知有两种“马”。一种是用竹蔑札成，蒙以薄的彩色织品，悬挂于演员腰部前后，这称为竹马。它大概起源于古代民间赛社活动，后经民间乐户戏曲班社，带入杂剧表演之中。在现存元明杂剧剧本不少演出提示中称为“硒马儿”者即是。其具体形象，在现存“明宪宗行乐图”中还有描绘。画的是三国戏《三英战吕布》。其中刘、关、张、吕四人皆于腰部前后悬挂马头马臀。第二种是我们现在经常见的“以鞭代马”，这不必介绍。它基本自明代家乐戏班兴起，多在庭院与厅堂内演出，因地方狭小，回转不便，便基本上采用此时已经存在的“以鞭代马”。一直流传至今日，看过戏曲表演者人皆晓之，不必多言。这里我们要说的是第三种“马”。这种“马”已为观众所不熟悉，而且研究者亦未给予注意，已为今天的人们不大知道了。

　　川剧名小生袁玉堃同志《袁玉堃舞台艺术》叙述其1949年前在成都参加锦屏大戏院当头棒(刘成基)等人组成的班子演出时的情形说： 在这期间，当头棒排演的《西厢记》、《梁祝痛史》与上述搞法不同，虽也是电影路子，但在表演上仍用川剧传统的手法和舞台规范。他要我在《西厢记》中扮演白马将军与孙飞虎马上交战，有对枪、对刀的表演，要打得精彩，要有过硬的工夫。这一套打杀场面，如俯身前枪刺，左、右侧身枪刺，向后闪腰用花枪挑刺等，都是在马衣子上进行的。 (马衣子有马头马尾，各由两人顶着，骑在马背上的演员，不仅要扣好来往的打杀，还要照顾到顶马的人，难度较大)。这种并不可取但却时新的表现形式与传统程式相结合的演出，当时受到了很多观众的欢迎。

　　就我的理解，“马衣子”之马犹如我们今天的狮子舞，两个人顶着狮衣一样。川剧，由五种传统戏曲成份组成，所谓昆、高、胡、乱、灯是也。其中昆、高、灯属历史上的南戏系统，《琵琶记》更是南戏的传统剧目。《古城记》一般认为是弋腔剧目(川剧曰“高腔”)，也属南戏系统。南戏的起源，与北方杂剧，秦腔梆子一样，我们同样可以溯源到唐宋时期南北农村的祭赛活动。因而它们都在各自的传统上继承了这份活动遗产。北杂剧、明代的队舞，直到今天还属赛社之戏的河北武安赛戏仍有“硒马儿”保存下来。台湾的京剧演出中仍有“硒马儿”出现，我们前已言及。至于我们怀疑《琵琶记》、《古城记》可能为早期用“马衣子”的例证，也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与袁玉堃同时的川剧名丑当头棒(刘成基)就以演《琵琶记·坠马》为拿手戏。他给袁玉堃排《西厢记》中白马将军杜确这样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却要叫他“用川剧传统手法和舞台规范”，在“马衣子”上表演各种武打动作。看来他对“马衣子”这种道具(砌末)的使用是非常熟悉的。但他本人演《琵琶记·坠马》一出戏，用的却是“以鞭代马”的办法。他的《刘成基舞台艺术》一书，有关“坠马”一出的记述，也未谈及用“马衣子”演出一事。这是否可否定我们对南戏早期的《琵琶记》用“马衣子”演出的推测呢？我们认为，《琵琶记》经明初朱元璋言其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于是家乐戏班或争取到贵富家堂会演出赚钱的营业戏班，无不备此剧目。就是“坠马”一出写新进士赴琼林宴的过场戏，也经艺人们百般加工，成了一出丑角名戏。这我们从刘成基谈“坠马”一出的表演那么复杂，就可看出，它早已改为“以鞭代马”的演出方法了。我们前面引用袁玉堃同志一段文字最后一句话，恰好说明，当时戏班营业艰难，他是用翻旧为新的办法，用以招徕观众，“坐马衣子”的演法，从艺术上来说，早已淘汰。可惜的是，刘成基老先生没借此机会给我们谈谈从前有关用“马衣子”的表演情况，使我们了解这种历史上的演马的方式。

　　总之，在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对马的表演有三种形式。除了元明杂剧中的“硒马儿”，自明中叶后的家乐戏班兴起的简化为“以鞭代马”外，在南戏系统还有如今天舞狮子两人钻进狮衣中一头一臀一样，还有一种用“马衣子”由两人钻进，一头一臀作马进行的表演，这确是事实。我们戏曲砌末史与表演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对此注意。（张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