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吴兆龙老师，你作为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的编导，点石成金了不少优秀的剧目，诸如《海瑞罢官》、《牵手》等，得到观众的认可。作为《走向共和》一剧的编导和执行制片人，你觉得这部剧的黄金点是什么？

　　吴兆龙（责任编导、执行制片人）：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那是做完《雍正王朝》之后，一起合作的朋友希望有点超越。如果说做得与《雍正王朝》同等水平的话，那肯定是落到它后面了，反复考虑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历史题材。因为这段历史在过去的影视作品里面从来没有做过全景式的表现。而这段历史只有通过全景式的表现，才有可能具有史诗的风格和意义，只有通过全景式的表现才能表现出历史渐进的逻辑，看这个民族是怎么样从帝制走向共和的。看这几十年间中华民族的风云人物、志士仁人是怎样去探索寻求、拯救民族的出路的,这样它才有可能比《雍正王朝》更具有史诗意义。并且江总书记也曾说过“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年了，这个八十年和前八十年有着联系”。而这段历史正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最近的一段历史，它和今天联系得很紧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这个片子难度很大，虽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做起来却非常困难。一是把握口径很难。这段历史中事件庞杂，而且有很多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至今仍然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同时对于“走向共和”的理解也是一个问题，“从帝制走向共和”，孙中山走向的这个“共和”是资产阶级旧民族主义的“共和”，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口径很难统一。第二个就是作为戏来讲，它没有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没有一个贯穿全剧的事件，对于结构一个长篇历史剧来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如何让观众把一个五、六十集的片子一集集的看下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当你费了很大力气把一个人物塑造成功了，观众有兴趣了，他又死了，你又得重新去塑造一个观众很不熟悉的人物，这就很不讨好。作为戏来讲，它的难度很大。所以，既然知道它的意义，同时也知道它的难度，做的时候确实是诚惶诚恐，很费劲。正因为这么一种追求和诱惑，我们选择了这个题材。现在这个片子开始播了，如果有观众看了还觉得真有点史诗意义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突破的。

　　记者：能不能谈谈创作过程。

　　吴兆龙：创作这个片子的难度很大，怎样做到既实现它的期望值，同时又让观众爱看是一个关键。因为意义再重要，戏不好看还是等于零，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首先我们的主创班子很有才华，而且都有做好片子这样一种共同的志趣。同时在创作班子里有搞电影的，有搞电视的，有搞文学的，有搞戏剧的，有搞历史的，大家能够形成互补，形成一个集体创作。

　　剧本的创作经过了好几年时间的研磨。做的时候，脑子里面好像是个遥控器，老想着怎么样让观众爱看。因为历史再庞杂它也是死的，但是历史剧你得让它有血有肉，要把人物的状态写出来。比方慈禧，过去的历史剧里面有过很多描写，同时也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可慈禧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她在具体的情况下会是什么状态，就得靠作者去揣摩，去表现，让观众觉得符合人物的本性，然后接受她。所以我们在戏里设计有慈禧喝咖啡，慈禧吃饺子这样一些生活细节，让这个人物立体起来。李鸿章出访外国回来以后教慈禧喝咖啡，慈禧回銮以后和荣禄一起吃饺子，慈禧回到北京以后和大臣一起吃忆苦饭，还有慈禧摔钟以及她跟光绪健康比赛，慈禧斗蟋蟀，她把蟋蟀比作康有为，借斗蟋蟀比作对维新党下手的一种先兆，这都是很人性化的一些情节。这就是靠剧作者和导演的功底让每个人物都立起来，把观众吸引住。这样，我们艺术地真实地把这一段历史表现出来了。

　　记者：对创作班子的印象。

　　吴兆龙：创作过程非常不容易，剧本的改动次数非常多，可以说是我做过的电视剧里面最困难的一次，但是过程却是非常愉快的。因为这一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想做好片子，给自己的难度不愿降低。所以经常是策划的几个人坐在一起熬灯守夜，感到山穷水尽，熬到半夜三更，突然柳暗花明。就像赵本山那个小品《卖拐》，前一年他把轮椅卖出去了，别人来找他的麻烦，这个拐子肯定卖不出去，可他偏就把它卖出去了，并且还很可信。这个难度极大，就出彩了。《走向共和》不像《雍正王朝》，有小说的底本可以依靠，它完全是原创，只能从史料中提炼素材，然后变成戏，这是一个慢慢趋近的过程，非常难熬。有时候就像这个小品一样，在难度极大的地方如果你降低难度，那观众肯定就要调频道了，你若是迎着难度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凿穿，可能这时，它就出彩了。

　　(作者：吴昕 王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