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晚８时，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终于拉开了帷幕。

　　这场耗资１０００万美元的音乐会，被评为“是中国政府迄今举办的品味最高、开支最大的一场音乐会。它旨在向世人展现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完全有能力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

　　早在今年初，媒体对这场音乐会就颇多争议。负面的意见主要在于：紫禁城音乐会即便是“最后的晚餐”，也难免有“顺人家的残桌剩席”之嫌，因为这一道古典音乐的“大菜”恐怕“已经凉了”。这实在是既尖刻而又富于预见的论点。

　　前期运作历时两年

　　１９９９年１月，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中艺公司”）有关人员前往日本，向东京“三高”音乐会组委会咨询音乐会的整体运作情况。同年３月，中艺公司拟定邀请三大男高音来华访演，并制定《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访演企划书》，同时向文化部呈送立项申请。４月９日，中艺公司有关人员赴美，与帕瓦罗蒂及其代理人会晤，并洽商“三高”来华演出事宜。４月１６日，文化部领导作出批示：“同意邀请”。６月１１日，中艺公司邀请部分海内外人士进一步论证举办世界三大男高音音乐会的可行性。吴祖强、许博允（台湾）、雪雅（美国）以及笔者等人出席了会议。１０月８日，中艺公司与三大男高音经纪公司初步签订演出合作意向书。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８日，北京市有关领导同意举行此次活动。同年的１１月２３日，中艺公司与三大男高音经纪公司正式确定合作意向，并向其支付一笔订金。１１月３０日，正式签约。综上所述，可以说三高演唱会是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用于项目策划和前期运作的。

　　正式运作争议纷纭

　　２００１年伊始，三大男高音的艺术表现令人担忧。帕瓦罗蒂年逾６５岁，高音时常“唱破”；卡雷拉斯身体不佳；更令人惊讶的是多明戈新年在上海大剧院“哑然失声”。这些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音乐会正式运作后，人们争议再起：１、天文票价。票价共分四档，一律按美元结算。实际上第四档的席位因部分被遮挡，而不能完全看到舞台上的演出，因此演出现场竖起的六个巨大屏幕，成为７５％持有超低价位观众注视的焦点；２、演出曲目无新意，缺少高音Ｃ。３、三大男高音６月２２日在汉城的专场演出，使“新世纪选定北京首场演出”的设想落空，“三高”赶场之举引起广大乐迷的普遍不快。

　　上述这些因素给此次音乐会带来了阴影，故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场上观众始终较为平静，未能形成一派盛大节日般的欢腾气氛。

　　三位老将令人失望

　　在当晚的演出中，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与“三高”最后同台演唱“饮酒歌”的中国三位女高音———王霞、么红、马梅均有出色的表现，令观众欣喜。实践证明：选用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是明智之举，因为该团轻车熟路的演奏，对于那位匈牙利血统意大利籍的指挥亚诺什·阿克斯来说不啻是一次幸运的合作。

　　但是音乐会的主角——三大男高音的现场表演则不尽如人意，甚至令人失望。

　　帕瓦罗蒂的演唱明显有些暗淡而疲乏，音色已不如几年前那样明亮而富于磁性；卡雷拉斯颇为吃力；唯多明戈显得潇洒自如，演唱投入，声情并茂，成为当晚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但大师显然受上海失声事件的困扰，因此他在演唱“星光灿烂”时将原调降低了半音，这使笔者感到惊异。更有甚者，“三高”联手演唱“重归苏莲托”时也降低了半音（应为ｅ———Ｅ调）；三人在演唱第一首返场曲目——威尔弟的歌剧《弄臣》中的咏叹调“女人善变”时也采用了降低半音的调——降Ｂ调。我们可否说三大男高音善变？“三高”联手在紫禁城如此瞒天过海地自亮黄牌实在是有失大师身份。

　　多明戈最近曾郑重声明：“为了尊重自己和观众，到不该唱的时候就不再唱了。”笔者以为三位大师如果尊重艺术，理应按照艺术的规范和标准来演唱才令人折服。

　　此次三大男高音来华演出，且不说受到了国宾般的最高礼遇，３５０万美元的出场费也分文不少；但“三高”的艺术表现却与此不甚相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紫禁城音乐会似乎真的成了“三高”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