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清今年40岁了，她打趣自己：“中年人的身体里住了一个小灵魂。”她喜欢挑战，尝试一些新鲜的，拍《红海行动》的初衷，因为她真的非常喜欢战地记者。但演夏楠，对于海清来说，是一次打碎重组的经历。

　　一开始，海清并不理解“夏楠”。按照现实的逻辑，海清觉得夏楠非常偏执，直接跟林超贤导演争执，她是个麻烦，“你会觉得，怎么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做这个事情，甚至会因为你的行为影响到别人的生命。”林超贤跟她解释，有一些伤痛，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可能现实里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他想塑造夏楠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平民的使命”。这句话打动了海清。

　　但是，被说服和去相信是两码事。“我要演一个我暂时还不理解的角色，这对我来说，难度挺大的。”在跟任达华的一次对手戏里，海清逐渐找到了夏楠的感觉，“我突然就说了一句，我觉得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林超贤非常喜欢这句话，此前剧本里只写到“你把全报社的人的生命，你都不管吗？”林超贤觉得这就是夏楠应该说的话，“那时，就是使命。”

　　其实，海清很少接没有剧本的戏，《红海行动》是个例外。她起初只拿到了45场戏的本子，她是第43场出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我甚至不知道她结过婚，有孩子，我是到了现场才知道。”

　　拍到后来，剧本也没了，演员都是拿飞页。海清拿到她在电影中情绪起伏最大的一场戏的飞页的时候，拍之前3天都没出门，就一个人在房间待着，吃点咸菜，喝点咖啡，“我有点沮丧”。

　　这场戏对夏楠来说太重要了，她得知自己的助手被恐怖分子杀了，不仅要有极大的情绪爆发戏，还要完成一长段独白，吐露她丈夫和孩子遭遇恐怖分子袭击的过往。对海清来说，这是她在《红海行动》里表演的高光时刻，能不能立在观众心里，就在这场戏里了。

　　海清为夏楠的这场戏准备了三版台词。拍摄的那天，马上就要下雨了，她坐在那个土堆上，裤子都湿了，各部门都很赶，因为那个场景只有一天，又是重场戏。海清回忆起那一天，语速渐渐放慢，她停下来，想了一两秒：“我到现在都记得，好像蛮难的。”当时，她酝酿了很久，该如何开口说第一句话，“那个情绪是非常……我觉得，现在想那个情绪是对的，就如同海清一样，很难张口，觉得在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私事去打扰别人，因为她表面上是个很坚强的人。”

　　“你那个时候已经完全融入了夏楠？”

　　“我当时也没分清，是我自己还是夏楠。我去的时候，都没怎么跟人说话，现在回想起来，演员的这种‘当众的孤独’，还是很有魅力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演员需要当众孤独就是那一刻，不以孤独为耻。”

　　讨论表演，是个听起来就容易枯燥的话题。但海清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状态是最敞开的，她很好奇拍戏，好奇“表演到底是什么”。她觉得，表演就像一间房间，房间里有美丽的风景，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刚踏上就回去了，有的人走了一半就回去了，有的人手都碰到门了却没推开，有的人推开看到风景了，有的人什么都没看到。

　　“你处于哪个阶段？”

　　“我在路上呢。”海清不假思索地说，“我真的是挺好奇的，所以每一次接角色的时候，我会好奇那个角色。”

　　海清再三强调她的好奇心，一连说了6次。这种好奇心，让她在琢磨人物的时候，会不断以生活的逻辑去推敲和想象。在《红海行动》里，海清知道了夏楠有丈夫和孩子之后，就马上给服装老师打电话，问她有没有结婚戒指，服装那边说没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夏楠结过婚。海清问，有其他信物吗？他们说不知道，导演没有讲。林超贤说，他是定了海清之后，在脑子里把线过了一下，才决定怎么去走夏楠后面的人物。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海清就冲到旁边就快关门的旅游品商店，给夏楠买了一个手链，特地选了一个小朋友喜欢的颜色，她设想的是夏楠的孩子给她做的。海清后来告诉林超贤，她准备了一条手链，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就想是她孩子留给她的，所以这个女人永远戴着。结果，林超贤很很珍惜这个手链，安排了夏楠经历的爆炸是因为捡手链，以及夏楠走的时候把手链交给杨瑞。海清的用心，在夏楠不多的出场篇幅里，给了人物一个新的记忆点。

　　海清身上有作为演员很可贵的一点，就是想象力，她能够意识到去哪里找。在处理人物走向的时候，怎么让表演与人物融为一体，积累就特别重要。海清这些年一直在学历史。

　　说起来，还是编剧六六领她进的门。有次，海清在上海拍广告，六六在上中欧的课，她就跟去听了，之后就一直坚持下来，学了《史记》、《易经》、《孙子》等，“学历史，让时间轴变长了，很多事情历史曾经上演过，教我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人生。”

　　《红海行动》的拍摄体验，海清形容为“吃摩洛哥的西瓜”，因为当地的西瓜非常甜，她拍摄这部电影也是这样的感觉，有一种甜甜的味道，真的没觉得特别苦。但不是每部戏都是“摩洛哥的西瓜”，“大部分戏是因为喜欢才接的，当然也会接一些不喜欢的，有了对比你就知道那种戏，很熬演员，熬日子。”

　　翻看海清的作品履历，有的一眼就能看出，她“熬过日子”。但她像夏楠一样，表面上对过往很坚强，“我接戏，不太后悔的，每个戏都有它自己的使命，跟演员之间的缘分没有好和坏之分。我觉得就是一些经历，我们经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不如意，有的时候孤单，有的时候甚至在组里被排挤，我觉得都是经历，是正常的。”

　　尤其是现在影视环境，整体的创作空间里，男性的机会远高于女性，留给中生代女演员的就更少了。海清不避讳地提到年龄：“我也40岁了，在这个圈里20多年，我一直说我一只脚在这个圈里，一只脚在圈外，其实这个年纪是有利于对角色的理解和表达的。”她感慨，其实荧幕上真正有生命力、能够触动人心的，还是那些经过岁月磨炼和洗礼留下来的东西。但机会却不常有。

　　在女演员里，海清红得不算早。她开始被很多人知道名字的时候，已经快30岁了，那是2007年播出了《双面胶》之后。她越过了现在流量小花们演偶像剧的时期，直接跨入演“媳妇”的阶段。此后她接连出演了《王贵与安娜》、《蜗居》，到了2009年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凭借“媳妇”的标签打入了观众的心里。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清的名字，都跟“国民媳妇”的标签牢牢捆绑在了一起。尽管在《媳妇的美好时代》之后的9年时间，海清没有再演过媳妇，唯一的例外是2015年的《小别离》，但那也是恩师黄磊找来，她没法拒绝。

　　“国民媳妇”的标签一直跟着她。海清的心情也从一开始的骄傲、沾沾自喜，到现在变得五味杂陈。《和平饭店》的导演李骏，第一次跟海清合作是《落地，请开手机》，在那部剧里，海清演的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是个浑身带刺的江湖儿女。李骏看到海清被叫做“国民媳妇”之后，还打电话调侃她：“你现在叫国民媳妇？怎么会？你怎么混到这样的地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海清的心理过程从享受，到渐渐内心有问号，后来挺排斥的，再过了一段时间就比较平和了。

　　她经常被问到，要不要突破？要不要转型？海清说她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在她看来，她从来没有觉得她被框死了，觉得她被框住的，一直是别人。

　　海清在聊表演的时候，是最敞开的。聊儿子的时候，是最轻松的。

　　她对儿子的教育，印象最深的就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爱。比如，从来没有错过儿子的生日，海清会很用心给儿子准备生日派对，不是花钱多少，而是她会了解到儿子到底想要什么，给他惊喜，蛋妞就跟她说：“我的派对，是所有朋友里最好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还有，海清不会错过蛋妞掉的每一颗牙。如果儿子掉牙了，她不在身边，就会遥控孩子他爸视频，并把掉的牙齿保留好。直到现在，海清都没有戳破圣诞老爷爷的“谎言”。每年都跟蛋妞一起祈祷圣诞老爷爷到来，“圣诞老爷爷”的存在，是海清为儿子留存的一个特殊幻想。

　　其实，有不少媒体同行曾经说过，海清不好采访，“总端着”。她不太喜欢聊家庭、聊私事，在抗拒“媳妇”标签的心理阶段，有时候聊到“媳妇”的问题她也不愿多说。

　　能够打开她的话题，是很容易让人觉得枯燥，聊不出什么内容来的“表演”。她细致地分享怎么去塑造人物，怎么一步步让表演贴合，记得表演时的种种细节，具体到那一天的天气，周遭工作人员的状态，就像一架摄像机，让你“看见”她说的内容。

　　她的较真、执着放在表演里，而柔软留给了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