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脱胎于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一部出色的文革小说。张艺谋只截取了小说的最后部分，让故事从文革中的老右派陆焉识逃回家看妻子开始，然后主要讲述文革后，陆焉识和妻子冯婉喻的“精神疗伤”。这是一部纯正的知识分子电影。

　　　

　　作为中共党史的禁区，讲述“文革”的电影并不好拍。不可否认，《活着》《蓝风筝》《霸王别姬》几部直面文革的电影，成为中国艺术电影的高峰，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史诗，却也是导演的心头之痛。张艺谋新片仍然对准“文革”这一敏感区，有偏向虎山行的胆识。但他又不是跟体制死磕的人，他并不直接表现，而是瞄准了“后文革时代”，讲述“文革”后疗伤的过程，讲述文革带来的次生灾害，描述更深沉漫长的痛苦。无论从应对审查还是艺术表现，《归来》的角度选取都令人叫绝，显示了张艺谋的精明，以及对尺度拿捏的精准。《归来》释放了张艺谋向艺术电影回归，并向他的老朋友（后来成为老对手）——知识分子走近的信号。

　　

　　这是对《归来》的一种评价方式，是笔者的观看视角。但对其他人来说未必如此。有人看过片子，发出张艺谋“贩卖苦难”的批评，这个批评未必能服众，却也符合批评者一以贯之的批评体系。作为左派马前卒的司马南看完《归来》之后，写出的议论同样是批评：“影片的主题相当鲜明也十分深刻：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制度把人变成鬼。”

　　　

　　看，简直怀疑我们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还未出场，一部并不难解读的《归来》，已经被分析得南辕北辙。如此具有罗生门效应的，导演里只有张艺谋，因为他拍出的片子如此庞杂，既有经典巨作，也有超级烂片，价值观如此摇摆，而他本人又沉默如石头。

　　　　

　　其实，虽然闹僵了很多年，知识分子已视老张为路人，张艺谋也颇有怨言，认为他们对自己的批评过度政治化，但从《归来》可以看出，张艺谋仍然很在乎知识分子的看法。其实两者有过长时间的亲密关系。但从1999年张艺谋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激怒了国内知识分子。张艺谋跟戛纳决裂，知识分子跟张艺谋决裂。

　　

　　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会批判，而作为中国导演来说，批判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死法，立场的不同，决定了知识分子与任何中国导演都无法从一而终，包括贾樟柯。

　　　

　　张艺谋携“归来”的意义，既是离开商业挟持后向艺术电影的回归，也是张艺谋向知识分子的回归。但只有等到《归来》上映，人们才会知道，知识分子会不会重新接纳他。是列队欢迎他的归来，还是送上收藏已久的棒子。

　　　

　　笔者自认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不是的决定权并不在我，就像张艺谋电影的解释权不在他一样。那么，我就以我的视角，为张艺谋的罗生门增加一个维度。《归来》是一部出色的艺术电影，他以深沉的讲述打动了我，我在放映室流下的那些眼泪，既是送给影片讲述的时代，是送给我的父亲母亲，也是对这部电影的赞美。

　　　

　　但别急着下结论，按照罗生门的剧情，笔者应该再换个叙述方式。他有权利讲出自己遭到的误解和委屈，讲出他本人的真实想法，或者说他想告诉我们的“真实想法”。

　　　

　　以《英雄》为例，这部电影的收获是空前的，包括票房与炮火，杰出的电影学者崔卫平将《英雄》称为“献给金正日与萨达姆的影片”，批评张艺谋为独裁者跨刀站台。在交流时，笔者详细追问张艺谋的感受，张艺谋称自己根本没想那么多，也没想那么深。而且事实上，他当时曾设计了另一个结尾，即射死刺客李连杰后，大臣们向秦王道贺：“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张艺谋说，当时想到了但没拍，如果采用这个结尾，那就是颠覆性的，对《英雄》的评价将完全不同。

　　　

　　对于《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完全接受批评，坦承原因是自己拍片太过随意，也太过受制于人，包括《金陵十三钗》，都被商业之手伤害了影片品质。导演未能坚决抵抗，源于他性格中与生俱来的弱点，挨骂也是应得的。

　　　

　　如果将知识分子的评价与张艺谋的自陈比较，会看到两个差异巨大的张艺谋，一个是处心积虑的投机者，一个是思想简单的艺术家，一个是国家的装修大师，一个是埋头干活的老实人。如果再增添两个人物，张伟平和外国观众，张艺谋就活脱脱成了黑泽明《罗生门》中的多襄丸，那个胆大包天也胆小如鼠的、坚守原则也毫无底线的强盗。

　　　

　　艺术家的幸福和困境都在于，一旦作品面世，就将不完全属于自己，过分的溢美和恶评是必然注定的命运，以至于艺术家可能再也认不出自己的作品。对作品批评的误差与误读，只有留给漫长的时间去解决。这也是不少怀才不遇的人，寄希望于历史给自己的评价的原因。平心而论，张艺谋的电影并不复杂，也不难解读，他风云际会的人生，比其电影更具有解读价值，当二者合起来，就具有了解读的难度与深度。笔者可以断定的是，留给历史书写的张艺谋，要比他本人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