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的路:叛逆女孩的成长简史

      5岁的时候,李玉经常一个人搬着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看夜空。脑子里却想着:“为什么我是我呢”,“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我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别的物体”,“如果我死了,我还在不在”。

      6岁的一天,李玉站在妈妈背后问她:“人肯定是要死的吗”,声音低沉得吓了她一跳。妈妈说:当然了。李玉继续追问:“那你也会死吗?” “会,人都会死。”妈妈转过头,李玉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上了小学,李玉开始自己写小说。老师从来不相信这是李玉自己写的,说她抄袭《少年文艺》,从此,李玉就对学校非常反感。

      十几岁的时候,李玉要去另一个城市见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说好了来看她,却爽约了,李玉想跑去教训她。父母不允许,于是李玉绝食3天,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剪烂,父母拗不过,让她去了。她到那里,把那个朋友骂了一顿,高兴地回来了。

      十六岁,李玉难得听了母亲的建议,去当地电视台当了主持人,边读书边主持节目。母亲觉得,这孩子成绩不好,但是每次饭桌上都是她一个人说个不停,口才还不错,以后能靠这个吃饭。

      大学毕业没几年,李玉一个人拖着箱子,买了张70块的火车






  • 票,从济南来到了北京。她来到《东方时空》当起了一名纪录片编导,这份工作干得还不错,其间获了好几个奖。

      26岁,李玉离开了央视。她突然想拍一部电影,于是卖掉了自己的房产,再借了点钱,第一部剧情片《今年夏天》就这么拍成了。然后她又拍了一部《红颜》,同样得了奖。之后是闹得轰轰烈烈的《苹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上映的中途,直接被拿下,李玉心灰意冷,停工两年。

      2010年,李玉拍了《观音山》。电影先是在东京电影节获得了两项大奖,后来,又在国内的电影市场创造了7000万的文艺片票房佳绩,是功利主义和冒进主义中的中国电影的一个特殊现象。

      这就是女导演李玉的成长简史。

      试图了解一个导演,通常会陷入他向你灌输和强调的不可知论中。试图了解一个女人,则通常会沉沦在她精心营造的不明情绪和细枝末节里。

      因此,这是一个双重难题。

      可是,李玉,有那么些不一样。【返回封面】【查看全文

  • 她之心:像男人一样去战斗

      李玉是谁?

      如果这个问题在06年的电影《苹果》之前提出,很多人都不知道答案。06年拍摄的《苹果》把她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违规操作等原因,《苹果》在上映后被强行下档。这对李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当时非常绝望,“我在想,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到底要做什么,电影导演是我特别热爱的一个东西,一种职业,还是只是因为热爱电影才来到这个行业?我发现答案是因为热爱电影才来到这个行业,不是因为想做导演才做导演。”

      熬了两年,推掉所有的采访和邀约,李玉又上路了。于是有了这部公认的李玉目前最成熟的作品《观音山》,不论是口碑上,还是票房上,这部电影都创造了近几年文艺电影的罕见的好成绩。

      李玉没有具体讲,这两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自称“像个战士”一样的她,认准了一件事,就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头撞南墙也不回,就像她当初跨进电影圈里一样。

      原本在央视《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当纪录片编导的李玉,有着不错的发展前景,她拍摄的《姐姐》、《守望》、《光荣与梦想》接连获得了好几个纪录片奖,当时《东方时空》的制片人陈虻有一次开完台里的例会,对李玉说:“你是一个有商业潜质

  • 的人,基本你拍的每个纪录片的收视率都超过了《新闻联播》。”

      李玉的电影处女作《今年夏天》讲的是女同性恋的故事,只投资了40万,30多万是李玉卖掉房子赚的,另外10万中,朋友帮忙凑了一些。电影的拍摄团队也相当“杂牌军”,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费小平帮她张罗了一帮幕后团队,当时她的男友担任制片人,演员则是《东方时空》的老同事。

      李玉的处女作就这么拍完了,对于只知道金鸡百花、香港金像奖的她来说,根本不知道电影要审查、需要发行渠道,直到有一天,她的一个美国朋友告诉她:“你知道欧洲三大电影节吗?你可以送到那里去试试。于是《今年夏天》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艾尔维拉-娜塔瑞奖”。

      李玉的哭点很怪,她从小不被打骂所吓哭,就连电影题材,她也对纯粹的恋爱戏不感兴趣。“我不太愿意特别窄地讨论爱情或者温情。”事实大抵如此,《今年夏天》更像是对不同个人关系的解剖,《红颜》是少女意外怀孕后诞生的故事,《苹果》讲的是一场强奸背后的人性角力,到了《观音山》,我们终于看到一点常规爱情的痕迹,却在种种痛楚中被稀释掉了。

      李玉并非抗拒爱情,只是,她觉得即便要拍爱情戏,也得是《乱世佳人》那样的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她觉得那样的爱情故事才会有意思。

      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电影行业里,要想获得一致的肯定,一定要表现出跟他们一样的坚强和气质。这一点,李玉有点像她最喜欢的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拆弹部队》)。

      “强大的女导演内心都住了一个男人?”我试图获得她的认同。

      “小时候是男孩,大了是男人的内心,内心可能也有很细腻的,很敏感的部分”,她说。

      紧接着,她补了一句:“我没有很男性化吧。”【查看全文

  • 她的悟:早熟的人易受伤

      李玉平常会用手机记下好点子和好故事,因此,她有一堆听起来就引人入胜的故事。

      “我好想把江青拍成一个电影,比那个法国的《玛尔戈皇后》有意思多了,她从一个电影明星怎么样一步步走到江青的这个位置上,直到审判的那一天她还在挣扎。她到监狱里面之后读的那些书,她与狱警说的怎么样保养皮肤,怎么让自己看起来年轻。这个女人太奇妙了,就说她祸国殃民就简单了一点。”

      因此,在采访当天,丢了手机的李玉“痛心疾首”,里面除了有联系方式,她保存的各种故事和段子,就这样没了,尤其让她觉得可惜。

      虽然在26岁以前,李玉并没有拍过剧情片,但不能形容她是门外汉,更多的,她是以一个天生的创作者的身份进入电影圈的。

      虽然从小是跟男孩子玩儿,但内心里,李玉敏感纤细。二十一岁时,她写了一个叫《我爱你》的剧本,讲一个少女和各种各样男人的交往。男人们都在欺骗这个十六岁的少女,而少女却信以为真。其中有一段写少女早上起床,“两只乳房就像两只白鸽一样,好像要飞离她的身体”——这种极具画面感的思维和想象,让她早已具备了成为导演的潜力。

      什么让李玉成为了现在的李玉?她特别提到了书籍对她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四部电影,李玉都是自己写剧本,自己当导演。她去台湾,最爱逛的就是诚品书店,每次都拖回来满满一箱,她的很多灵感都来自于书籍。

      拍摄纪录片的那段经历,无疑对李玉的个人创作有着丰饶而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点从她拍戏对胶片的使用就能看出。拍摄《观音山》的胶片足有20万尺,600本,第一天就拍了16本。李玉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把摄像机打开,对着演员拍,直到他们演到满意的程度。她一直希望让演员消除镜头的存在感,东京电影节在授予《观音山》最佳艺术贡献奖时,称赞“这部电影情绪流畅自然”——20万尺的胶片成本没有白费。【查看全文


    视频:《观音山》背后的故事 之 导演李玉
  •     2006年导演李玉和制片人方励在电影《苹果》拍摄现场

      不能不提制片人方励对李玉的影响,这个事业有成、在四川长大的大叔,其实很有来头:他是美国劳雷工业公司的总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2000年,方励成立了劳雷影业,开始投资拍摄电影。他跟李玉在参加海外电影节时相识,从《红颜》开始合作至今,除了李玉,王超的《安阳婴儿》和娄烨的《颐和园》也是在他的投资下完成的。

      谈到方励对其电影之路产生的指导性影响,李玉这样说到:“ 我那时候很无知无觉,不是说我故意要跟审查制度对抗,是因为你突然碰到阻力,下意识就要对抗一下。但是方励说,其实你既然选择在中国做导演,拍的又是中国故事,就必须要承受这个,而且要变得有智慧,要把这个制度包容进来。看看在这个制度面前还能做点什么,而且又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又能让观众喜欢。”这让李玉开始思考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譬如她一直想拍的悬疑片,当整个构想浮现出来的时候,李玉首先会考虑的是“死人、谋杀得到什么程度”。

      至于她的早熟从多大程度上丰富了她的创作?李玉说:“太早熟的人是要受到伤害的,因为你跟同龄人不匹配,别人傻呵呵玩的时候,你经常是那样一个状态。”【查看全文

  • 她所遇:内地导演不团结


    视频:《新电影传奇》之《观音山》

      李玉还深刻地记得有一年参加柏林电影节时的经历,那是在台湾电影局举行的“台湾电影之夜”上:“那时候杨德昌也在,侯孝贤也在,还有《海角7号》的导演魏德胜,侯孝贤拉着特别小的年轻导演的手,到处给他介绍,一会儿说,舒淇过来,下次跟他合作。当时我们觉得挺酸的,羡慕嫉妒恨的那种。年轻导演特别希望有归属感,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什么不弄一个大陆之夜?他们之间好像还较着劲。”

      因为4部电影在国际上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李玉电影的国际发行渠道不差,加上方励这位伯乐的多年相扶,她目前已经不需要为找投资发愁,但是身边的所见所闻,在她看来,对于国内青年导演的成长,并不怎么健康。

      “现在的中国导演不是特别团结,不太愿意帮年轻导演”,在李玉看来,电影圈的传帮接代很重要,“就像斯皮尔伯格,他的公司一直在培养独立制片导演。他说好莱坞希望在这些独立导演手里。”而令她失望的是“中国的一些导演害怕别人超过他”。

      李玉经常在国外一些电影节里看到国内见不到的生面孔,她觉得他们有才华有想法,但是一问他们拍一部电影的成本,都低得惊人,“有的17万拍一部,有的只要了两万”——没有人相信他们。

      由于电影票房的猛增和看似有利可图的前景,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了电影业,似乎找投资不再是一件难事。不过,李玉看到的是,“年轻导演稍微有了点希望,但是这也是零零散散的,你能说服一个制片人或投资人,你能找到一个机会,但依然非常少。”

      当中国导演的五代、六代之分渐渐模糊,李玉这一代70后导演慢慢走向主流市场,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李玉认为他们这代导演的伤痛“不一样”,“第六代最大的痛是经历过一些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上不接,下也不接,80后比我们更自由一些,我们还受到一些传统的东西束缚”。【返回封面】【查看全文

采写:峡客 摄影:韩贝塔 设计:摘星 责编:小书儿 转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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