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了。”周晓文放下电话，转身去开门。“很守时嘛，说七点半就七点半，一分钟都不差。”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赞许道。从门外依次走进来四个年轻人，看模样年龄相差无几，约摸都在二十五六岁上下。后来得知稍显老成的戴明宇、有着一张娃娃脸的白一骢和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孙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虎头虎脑的陈逸星还在加拿大读书。我暗自吃惊，金庸的《天龙八部》，这么大部头的一部经典武侠小说，张纪中竟敢将其改编权轻易地交给几个毛头小伙，不能不让人心存疑虑，可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胆识和气魄，或许“自古英雄出少年”也未必可知。
落座后，周晓文忙着张罗：“你们喝什么？茶、咖啡、饮料，我这儿都有。”一边说，一边大瓶小罐拎了出来，然后给每个人的面前都放好杯子。屁股刚挨上椅子，他又想起什么似的起身进到卧室，取来作了多处标记的金庸原著，庄重地朝桌上一放——导演与编剧就有关《天龙八部》剧本创作问题的首次碰撞，便在京郊周晓文的“乡村别墅”里开始了。作为唯一被邀请的记者，我旁听了剧本研讨的全过程。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有时甚至不失为激烈。无名头的年轻编剧们，没有因为导演头上罩着的光环而对他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声名显赫的导演，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而对年轻人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双方始终保持着平等对话的姿态，遇有分歧，各抒己见，一旦难以达成共识，最后往往由导演拍板决断；而当他觉得对方占理的时候，也会妥协。周晓文事后称，这是一次真正意义的“研讨”，解决了创作中可能会碰到的诸多疑难问题。
■别玩深沉。金庸就够潇洒的了，
咱可不能比老先生迂腐
戴明宇首先代表四位编剧说：“《天龙八部》的内容比较庞杂，结构显得松散，需要梳理出一条主线来，到底走什么？比如文化，这是一条路子；或者走人物、情节、故事。我们还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毕竟由您来整体把握。如果方向定了，主脉络有了，那么，我们写起来就有一套路数了。”
一小时前，周晓文才刚刚看完厚厚的五大本《天龙八部》，虽然只是通读一遍，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全剧的基本架构和创作思路：“先说咱这戏走什么？我是觉得走特文化的路子不好。金庸这部书已经写得很通俗了，但是，也非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才能读懂。电视剧不成，电视剧要让所有的人，包括拉排子车的、进城打工的、一个字不识的都能看懂，而且还要看着高兴、好玩儿。所以，佛文化也好，儒文化也好，都不可取。书里有就有，没有甭硬拽。像虚竹，一开始对佛奉若神明，到后来色戒也开了，杀戒也开了，酒戒也开了，婚戒也开了，全都开了。开就开。金庸就够潇洒的了，咱要比老先生还迂腐，那就不对了。不应该注重某种文化倾向，倒要强调的是一种武侠风范和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故事——戏的基本定位和需要把握的总体氛围。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侠身上的所有功夫，都是常人不可及的，隔着七八丈，这边一掌，那边‘咣当’就扔出去了，再怎么练也不可能。当年有个气功骗子在首都体育馆演讲，他在台上发功，下面就有人在地上打滚儿。其实，这些神经病在家里也打滚儿，体育馆人多，打起来更欢实，倒不是骗子有什么功。侠当然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侠是人们想象中的一种境界，这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我们的少年时代都做过侠客之梦。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小人书，我就想自己要是跟赵子龙一样，白马银枪，长坂坡血战曹兵百万，多‘牛’呀！而现实生活远不如小人书上那么过瘾。大一点看《说唐》，我想我要是李元霸多好啊，两把流星锤，打得上下翻飞，天下第一好汉。也许这就是我们心中隐藏着的‘侠客情结’，或者叫‘英雄情结’吧。任何一个男孩都有，女孩可能部分有，部分人可能期望她的男朋友有。而我们都是从少年时代过来的，这也就可以解释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老少咸宜、不同文化阶层的人都喜欢看的原因。”（一）(文/张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