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之一：历史题材与自我创造的冲突

　　刺客，一直是侠义文本最基本的题材，现代文学、影视剧中的形形色色的杀手想必也是由刺客形象衍变而来。刺客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公用了数千字的篇幅，简洁而生动地描绘了包括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及荆轲等五大刺客的经典形象，成为后代侠客文化的不绝的源泉。而在这五位刺客当中，荆轲无疑是最为人熟知、影响也最为深远的。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对荆轲都情有独钟。周晓文的《秦颂》，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张艺谋的《英雄》，都将荆轲刺杀秦王作为自己电影故事的基本情节。为什么会有这一“刺秦情结”？这与第五代导演沉重的历史感、对博大精神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有关。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曾经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最强大的强权国家，代表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荆轲则代表一种浪漫的、悲壮的反抗力量。这两种力量的对抗故事，无疑给艺术家带来巨大的阐释及发挥的空间。

　　如果单纯就一部历史影片而言，荆轲与秦王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好题材，周晓文的《秦颂》和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都对这个故事做了独到的阐释和表达。

　　但很明显，张艺谋的《英雄》不是历史电影，他只想找一个故事载体展示自己的“英雄故事”。但是，“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事件与当代仍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无论怎么改，张艺谋总不敢让荆轲把秦王刺死吧？”可见，这样有着历史定论的题材，让影片缺少了有关最终结果的悬念，这对武侠作品所需要的自由发挥形成一个极大的束缚。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心一直在大陆，而武侠小说泰斗却出在香港的一个原因。

　　尴尬之二：主题超越“遭遇”俗套

　　事实也证明，有关题材选择的确影响了影片的主题。有评论家指出：在《英雄》花样百出的商业包装之下，其实怀揣着一个很“王道”的野心，即审判此前所有武侠电影大致共同宣扬的江湖情义、快意恩仇之类的精神“糟粕”，代之以一个“天下和平”的崇高愿望。“这个愿望别有意味，但也可以说是更加‘糟粕’。或者说，在《英雄》对传统‘刺客侠士’那种居高临下、自命不凡的审判中，我隐约看到了一种奴性的伸张和复辟。这是本人对这个片子充满藐视的原因————刺客残剑和无名在秦王束手就擒之际放弃行刺，其理由是他们发现秦王是一位‘胸怀天下、可以一统八荒’的真英雄，也就是真命天子，于是他们不干了，因为‘和平高于一切’，于是他们‘牺牲小我’，一个自愿受王法处死，一个与情侣自相残杀，都像烈士一样成全了我们那位始皇帝的千秋伟业。”

　　这位作者更指出：“我一直认为，张艺谋电影中有一种深沉的奴性，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普遍的恋土情结。拥有这种情结，使张艺谋不自觉地以土地和土地的主宰者的立场来理解天下，而难以表达那种四海为家、藐视皇权的侠义精神。”

　　这一批评，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较为深刻地指出了《英雄》内在的、本质上的缺陷。但这个缺陷却几乎是张艺谋及《英雄》一开始就无法弥补和超越的。这除了与题材现实禁忌有关外，武侠片自身的“境遇”也限制着创作者发挥。仅在金庸的系列武侠小说中，就经历了从“快意恩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直到“无招胜有招”、“沧海一声笑”的至高境界，而香港武侠电影中的“侠义精神”，也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完成了这一升华。张艺谋这样的“武侠界的后来者”，无论如何阐释侠义精神，如何重新策划包装，都难以摆脱前人的阴影。超越的只是形式，而没有达到本质的层面。相反，为了超越而做的努力，反而让电影陷入一种新的俗套。“笑傲江湖”的梦，“沧海一声笑”的寄托，“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激励，统统在这里化为乌有。

　　尴尬之三：为超越自我而“拾人牙慧”

　　张艺谋进入影坛之后，就一直以强烈的历史感，表达对历史、社会与现实的关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于武侠片这样超历史、超现实、超文化的作品，张艺谋并非一如既往的老练。在对这一题材的把握上，张艺谋显然无法摆脱前人的影响。在影片《英雄》中，充斥着大量的缺乏消化模仿的痕迹。

　　不少评论者认为，《英雄》中既有几处像黑泽明的《乱》，有几处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还有几处像陈凯歌的《刺秦》，甚至还能看到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的影子。此外，虽然张艺谋和他的团队一再声称《英雄》的创意早在《卧虎藏龙》之前，但刺客们从戈壁到九寨沟的行军路线还是和李安的人马如出一辙（李安从戈壁去了黄山），而《卧虎藏龙》中章子怡和周润发那场其实很可笑的竹林之巅的角逐，到《英雄》这里换成了枫林之巅的较量，除了叶子的颜色由翠绿变成金黄，简直就是翻版。

　　对于影片的结构，更有人指出，《英雄》是对黑泽明《罗生门》的叙事结构的模仿，即秦王与刺客无名各执一词，展开两个版本的故事，最后再道出真相。“但《英雄》有点生硬和造作。《罗生门》的叙事结构其实是主题性的，用以表达人心的壁垒；而《英雄》则有点像两个孩子煞有介事地互相哄骗的游戏。”

　　这样的评价也许激烈了一点，但基本都是言出有据。作为一部冲击奥斯卡奖的大片，这种现象显然有点不合时宜。

　　尴尬之四：迎合观众而虚构“文化传统”

　　无论《红高粱》、《菊豆》，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的电影都遭遇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他也受到“用民族的丑恶迎合西方观众”的批评。这种批评当然有悖事实，但张艺谋电影对传统及民族文化的虚构和夸大却是事实。在影片《英雄》中，这种痕迹也相当明显。

　　《英雄》一开始就是为西方观众量身打造的。在中国现代叙事艺术中，故事和人物一直是观众欣赏的焦点。而西方观众往往将视听冲击视为欣赏电影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英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以概念化了的场景、画面和音乐，频频冲击观众的视听感官。充满寓意的大色块的红绿蓝白的四个段落，贴着中国文化标签的围棋、古琴、书法、武术、侠义、历史；张曼玉、章子怡仙袂飘飘；梁朝伟俊赏深沉，一副悲天悯人志士面孔；张道明君临天下、大气磅礴……影片极尽所能地渲染、虚构出所谓的东方魅力。故事和人物都退到了边缘，概念和形式成为影片的中心。

　　为了突出自己风格和“东方概念”，《英雄》将角色脸谱化、符号化。为了突出这一生造的“英雄”概念，“以至君王不像君王，刺客不像刺客，从刺客到君王都失去“人性、人情和人味”。拿《英雄》与它的“母本”《史记卷八十六·刺客》相比较，《史记》用了３０００字左右的篇幅描述了“荆轲刺秦”的前因后果及过程，虽简短概括，却故事生动；从太子丹、荆轲到秦始皇，人人性格鲜明。其中记载：太子丹初请荆轲刺秦，被荆轲婉拒。在极力求得荆轲答应后，怕他反悔，“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看来，历史中的英雄还是需要用“好吃好喝、香车美女”来收买和安抚的，充满人情味和人性的光辉，并不是《英雄》所表现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相比后者，相信多数观众还是喜欢有人情味的刺客的形象。

　　其实，过于强调风格化而忽视影片人物、故事等基本要素，是张艺谋前期电影的主要弊病。从《有话好好说》开始，张艺谋转向了对现实、对事件本身的关注，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他此次对风格追求的“回归”，明显带有迎合外国市场的目的。

　　冷眼看《英雄》

　　虽然张艺谋的新片《英雄》至今仍未正式与观众见面，但“英雄一出，谁与争锋？”一语却已在国内影坛上弥漫了将近两年。随着《英雄》神秘面纱的逐步揭开，各类极尽所能的溢美之词更波涛汹涌地“泛滥”于各大小媒体，“倾泄”在众多看过、或仅听说过这部影片的观众的嘴上。如此“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地吹捧一部电影的壮观场面，近年来十分少见。

　　看过这部影片的记者对这份“过火”的热闹不以为然。《英雄》的确是一部成功的商业影片。它有大师级的导演、摄影师及实力非凡的创作阵容，有华语影坛上最顶级的演员加盟演出，有高达３０００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让国内普通娱乐电影无法望其项背。与之俱来的是，影片精耕细作的故事情节、美轮美奂的场景画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精美的制作，让人惊艳。但一切或许只能到此为止，如果还要继续将其封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巅峰之作”、将它视为“中国电影的救命稻草”和“冲击世界影坛的新的出路”，未免就言过其实了。

　　冷眼看《英雄》，不难发现，这部号称“新武侠”的电影作品，不仅在风格、手法上与张艺谋此前的影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一脉相承，而且，在其中的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陈凯歌的《刺秦》和李安的《卧虎藏龙》等同类电影的阴影更是挥之不去。

　　更为要命的是，拍摄武侠片很可能是张艺谋的一个急功近利的想法，因为以当前华语电影的水平与基础，能够冲击欧美主流电影市场的也惟靠噱头十足的武侠片，因为它既有神秘的传统魅力又可以满足现代人的白日梦，李安的《卧虎藏龙》已经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兴起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自唐宋之后就逐渐淡化，此后仅流传和兴盛在文人士子的想象中和笔墨下。现代以来，武侠风再度兴盛，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到金庸的《笑傲江湖》，电影从《火烧红莲寺》到《东邪西毒》，侠义精神在文人艺术家的演绎下已经走完了从“有为”到“无为”、从真实到虚空的全部历程。金庸“封刀”、徐克“封镜”，已经昭示武侠这条路已走到了绝境。因而，对张艺谋来说，无论他在《英雄》中玩出多少花样，但都难以走出“拾人牙慧”的命运。

　　武侠片不是中国电影出路

　　随着李安的《卧虎藏龙》冲击奥斯卡成功之后，国内随之兴起了一股前有未有的“武侠热”。张艺谋的《英雄》一出，就被看作华语电影冲击奥斯卡最有力的影片。它更被某些人鼓吹为中国电影走出低谷的救命草和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

　　不可否认，《英雄》很可能在全世界影市上一炮走红，它很可能是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有力争夺者。在华语电影目前的基础和水平下，武侠电影的确是成功的一条捷径。但是，无论是《卧虎藏龙》还是张艺谋的《英雄》，都不可能成为华语电影发展的趋势。除了武侠片自身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的原因之外，武侠片的市场空间也是阻碍其发展的一大原因。西方电影是以资金、技术为核心搭建起来的现代化大工业，他们可以创造远超出人们想象力的影片，以不断刺激观众的口味。在这样的电影培养出来的观众，对影片的要求是极高的。而靠技巧和人力“雕塑”出来东方武侠片，仅仅成为他们“调味品”，永远无法成为“正餐”。

　　李安的成功、张艺谋的成功，或许只能作为特例存在，而不能看作一种趋势。正如《卧虎藏龙》走红之后，台湾电影并没有因此飞腾而起一样，国内电影界也不能将《英雄》看作新的走向世界的范本。对多数中国电影人来说，也不可能像张艺谋、李安那样，掌握如此大资金、大牌演员和西方观众，他们还需要从现实出发，拍摄真正反映中国生活现实、贴近中国观众的现实题材电影。(本版撰稿记者／方正　实习生／钟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