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幸，首先是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而遭受苦难的人民完全是无辜的、冤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当权者。

　　近代的中国，从百年前的满情、北洋政府、国民党……一系列愚蠢无能、对外屈辱、对内镇压的当权者害苦了中国善良无辜的人民群众，百余年陷国家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刻，蒋介石居然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发动内战。我的青少年、到成年进入自己的事业发端的时代饱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岁以后开始结识了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进步力量，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有了转机，有了脱离苦难的希望。于是我不再迟疑地进入他们的行列，使我从1937年20岁的创作生涯开始以后便认准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兴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她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前途无限光明，必然战胜当时已经十分腐朽的国民党，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时我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在日暮途穷日本投降后的上海开始作报纸副刊的主编工作，并且在上海连续编写新的话剧剧本对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落后现象作了尖锐的讽刺，终于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之下出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做起了电影编导的工作，并且在两年编导了四部电影。两年中我最为萦绕于心的还是祖国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国民党的崩溃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乌云散尽，中国出现了光辉的太阳，百年的奇耻大辱一旦洗雪。虽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给我优厚的待遇，要我居留下去；但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匆匆结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轮回大陆，一心要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然而那时还没有空航，通过尽可能的关系，才买到了船票，紧赶快赶，终于赶到祖国大陆；然而10月1日北京的开国大典已到，海轮靠岸才到青岛。新中国建国大庆我是在青岛参加的，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电影编导工作。但我最理想的本是剧本写作，我始终认为电影导演太过烦琐，杂事太多，我一心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写作，不受别人、更不愿被别人管束。我在香港两年做电影导演的目的是为了熟悉一下电影，为以后写电影剧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国，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决定、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在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从不妨碍别人，也从不愿受别人的管束。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全中国则是怀抱无限的感激之情，也确实尊重我当时的领导。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谈我的今后工作任务时，和我谈话的是当时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女士，她是局长袁牧之的夫人，这两夫妇在以前的中国左翼电影就很有成就了。见面之后，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愿做电影导演，但波儿立刻对我说：“当前我们所缺的就是导演，譬如说某某人，过去根本对电影从未接触过，刚从延安进城，电影不过只看过几部，现在不是已做了导演吗？何况你已经在香港拍过四部电影，很有经验和成就了；请你做导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务已经定了，先去拍一部纱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我吓了一跳，摇手说自己不太理解工人。波儿说：“任何事物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的，现在就应开始去工厂体验一下生活……”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认识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么也没有预料到，我突然变成一个“革命者”了。

　　当然，半年之后，我自己就看见这部《红旗歌》是一部到半个世纪后我想起来便满面通红，惭愧无地的影片。

　　然而，我对于共产党还是满怀敬爱感激之情的，这首先是驱除了我青少年时代萦绕难休的满腔忧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国民党的憎恶。我的工作既然是出于国家的需要，也就是这样接受任务吧！但我对这个任务始终是勉强的，情绪不高的。

　　手边的工作不是十分紧张的，加上对于别来多年的北京有无限离情别绪；我在同事朋友之中是一个常常领着同志寻找失去的记忆的向导。此外就是关心家里的老亲和对自己的小家庭作长久建设的打算，我首先用两年在香港做电影工作挣来的钱买了一所有十八间平房，位置又在东城繁华地带的舒适的四合院。把年迈患病的父亲和高年的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的职务早经我的劝告辞去，现在便由我负担起家用和弟妹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了。1954年全家从南方迁来，第一件事我就是动员父亲把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我对父亲和母亲说：“我家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腐朽的统治，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看到了近百年来、真正爱国、真正廉洁、人民的政府。你辛苦一生，历经劫难收集到的一批珍贵文物，又多年卧病全依靠母亲和弟妹们的辛苦收拣保护，从北京到南京辗转到四川再回南方，运回北京。不应该留给孩子们继承，我想最好是献给国家。”父亲点头。第二天我便打电话通知父亲的老朋友，我也早就熟识的老伯、新中国的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到我家来，尽可能地请他们一一鉴定，看了两三天才大致看完，两人都对我说：“真是珠玉满堂，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不知你家想要国家出多少钱收购？”我当时就回答说：不要提这个，我的想法是全部捐献给国家。”父亲那时由于右肢中风瘫痪，说话十分吃力，但听觉尚可，听我说完只是连连点头，而且满面笑容。因为捐献的话我根本没有同父亲商量过，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弟妹谈过，远在台湾的长姐也全未与闻。

　　由于我离家日久，这批文物跟着父亲的踪迹，搬迁多次历尽辛苦，都是母亲带着一群弟妹们包扎呵护，还曾经有一个时期要躲日机轰炸，抱着几件特别珍贵的字画、文物躲防空洞，真是艰苦备尝。事后回想，我竟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弟弟妹妹商量一下，征得他们的同意，未免太过主观了。241件文物拉了几车到故宫博物院，母亲叹口气说：“总算卸下了负担，放了心，不再发愁了。”

　　为了国家，只有献出，不计得失，多年的积郁得申，祖国江山如画，前路一片光明；我对生活、对环境、对前途，都是无限欢乐和安慰的。然而不过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激发了我爱党爱国之心，假如说对党有意见，我唯一的意见就是党员领导，这主要是延安来的某些党员领导，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领导立即指手划脚，指导写作；而且在文艺界这种风气更是盛行、普遍。尤其在戏曲界：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的情况更为严重。而我是一向主张创作、写作自由的，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平的现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张就是，政治要有领导，军队更要领导；然而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平常谈论、讨论、写作、理论都是这样……国家和党的领导者毛泽东正在这时号召整风，而且从文艺界首先整起，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态度十分诚恳，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在此时纷纷提出意见，响应“党的号召”……谁也想不到忽然从“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而且把这种显然的“阴谋”公开说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从而展开了一个成为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展开的“反右派运动”。而我由于在戏剧家协会的一次发言中谈了我反对戏剧审查的意见，被当时剧协的领导者田汉，把我的发言加一个标题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这样，田汉就摆脱了自身发表过的一切类似意见，揪出了一个专门与“党”作对的吴祖光，为戏剧界、甚至扩大为整个文艺界，第一个大右派！震动全国，立了一大功。

　　接着来的是整个戏剧界，以至文艺界进行了对吴祖光的大批判，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对我的批判大会、小会开了不知有多少，现在回忆，至少不下五六十次，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文××的在青年团召开的一次会上，发言批判我，发言很长，内容全是吴祖光贪淫好色：如何看淫书淫画，如何搞女人、玩女人，如何引诱年青人搞下流事……而到1960年我从北大荒经历三年“改造”，回到北京家里的时候，他听说我已经回来，又很快地来看我，告诉我他当时发言的目的全是为了我好，其内容全是他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对我的“揭发”材料中提出来的，为了向我“通风报信”，便于我写交代材料。这样说他倒是对我的“真诚帮助”了，但是谁都知道，这位当年自称是我的表兄的文某恰恰是以玩弄女性著名，至今从不讳言自己是好色成癖的名家。使我认识了我一世交游，什么样的“狐朋狗友”都有。

　　受了几个月的“批判”之后，我这个一心一意热爱祖国、不借中断在香港的事业与生活，并把家庭全部收藏捐献祖国的爱党爱国者，于1958年被发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受了三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才回到北京。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倒都经受过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首先说我的妻子新凤霞，说她是这些年来众所周知的戏曲舞台上最红最亮的、广大观念最喜爱的演员，这样的评价决不为过。然而由于我戴上右派帽子，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刘××威胁迫使她和我离婚，被她断然拒绝之后，立即给她也戴上右派帽子，从此这个晶光透体的“评剧皇后”便立即变成人人可以欺侮的可怜虫；到了“文革”时代竟然在病中被曾经受过她的恩惠的年轻评剧院演员刘敏庚打伤成残废直到今日。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钢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至于我的父母，父亲病已垂危时刻，被我夸誉为有史以来“最好、最廉洁的党和政府”将我放逐万里冰荒，去世之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我的母亲担负起所有全家以及三个年青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虽然他还有许多儿子、女儿，但她一天也不离开这个“闯了大祸”儿子的家，把应当由大儿媳承担的一切责任背到老人的身上……不能不说，我的原该是最幸福美满的家庭，为党为国家献出最大贡献的忠心耿耿的文艺工作者，毫无愧色的干部就这样被摧毁掉了。

　　回想1949年我从香港满腔热情投奔党和新中国的怀抱是怀了多大感情呀！甚至把一向认为选择自己事业的最大自由都义无反顾的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怎么会想到号召提意见原来是一个骗局。把“阴谋”说是“阳谋”，从而发展到“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庐舍成墟，弄虚作假，割甲田插乙田，虚报产量，大事谎骗，自欺欺人。“反右”十年后的“文革”，把在校不在校的一代青年全部教唆成为流氓、打手，大肆“打、砸、抢”，把祖国大地弄成一片打人、杀人场；使城市一片血海，农田遍野荒芜。有史以来，以弥天大谎惑世惑人，治世治人，任意屠戮同胞、同志，将昔日战友甚至一一杀戮，真乃“史无前例”。“文革”开始，我曾有一年行动自由的生活，就在一天走在家门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时见街心锣鼓齐鸣、口号声震天震地，原来是一辆人拉的大车上反手捆绑了四个赤膊老人，白布横标上大书反革命分子“彭罗陆杨”；乃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钦犯”。当年不都是赤胆忠心忠于伟大领袖的吗！现在就都落到这种地步，蓬头垢面，非复人形。片中说明，这位国家主席被折磨得惨不能睹，没吃没喝，长期不能洗脸漱口，头发里长满了跳蚤虱子……我平生没有见过刘少奇一面，但是我禁不住痛哭起来，“刘主席”被折磨成这付惨象真是难以想象。

　　这使我多年已经忘记“文革”当年的一些经历重又出现：我在我的“工作单位”被“管制”的当时，开始只能留在家里，不准自由行动，而所谓造反派则可任意闻来为所欲为，譬如从上海来了一伙青年到北京来串连，自称是我弟弟吴祖昌任校长的“上海市北中学”的学生，故意找到我家来“造反”，这就说明祖昌目前显然也是失去自由，被他的学生造了他的反，而且到北京来造他哥哥——这个“大右派”的反，到了我家便又骂又砸，十分粗野，就要动手打人了……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是占我家南房的工人老刘挺身而出，制止了这群野蛮的上海青年造派，从而保护了我，使我至今感激这个工人阶级的见义勇为好人。可惜我现在也全然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比那萃华楼党委书记老姜更好得多了。还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住在我的邻近不远一所大红门大四合院的人家，是当时一位国家部长的公馆，部长本人待人和善可亲，在街上偶尔接触都热情招呼，而“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一个中学学生，参加了当时的一群学生组织的造反派的“东城纠察队”，却多次闯入我家来抄家，就像到了他自己家里一样，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在我家大门上用白粉笔写着“大右派反革命吴祖光”字样，上面还划着大叉子，他曾多次来抄东西，又摔又打，对许多精巧好玩的东西要把玩半日然后摔掉，我曾注意到他和许多人同时对一把美国货的尺把长的刀把玩甚久，又给扔掉了，但是到了傍晚他一个人又来闯进北屋迳直取走这把刀高兴地拿回去了。看来这位贵公子是何等喜欢这个“文革”世界啊！

　　1960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过了半年，被“组织”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剧本写作。这个工作我从内心是喜欢的，亦能胜任的，而且写了不少剧本。还带着一个当时最年青精锐的国家京剧团到上海演出，十分成功，轰动一时，戏研院的许多年青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都对我十分友好并且尊重我，但几年后“文革”开始，立即起了变化。到了打、砸、抢的混乱时刻，我就从“老师”一降成为人人可欺的罪犯。先是被关闭在一间小屋里失去了自由，而有一次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家一趟，我一人居然回了家。到家一看，原来全家一片混乱，我的书，我家大客厅的桌椅摆设全部像遭了抢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残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残破的屋里发呆，我只能爬在地上，满身是汗地件件捡起这些破烂东西，客厅里连地板砖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诉我造反派说地下埋有军火，所以挖开的，屋顶也挖开了一角……

　　从这天起我可以回家住了，两个儿子都已离家，只有老母、妻子和小女儿在家，两个外来的“房客”那时还没有来。这一阵北京真是个恐怖世界，随时都会有妖魔鬼怪闯进家来。戏曲研究院的一个青年工作者（原来对我执弟子礼甚恭的陈湘），有一次居然一个人骑了辆平板三轮车来到我家，进屋之后把我的书大量搬到车上装了一车，然后用绳子捆好，骑回去了。

　　另外一个叫李××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是他“造反”之后，成为“领导同志”），声色俱厉地责骂我，说得到新凤霞的单位“中国评剧院”的通知，是我偷写给凤霞的纸条，被“革命同志”发现了，并把纸条给我看，原来我写的是：“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听党的话。”（大意如此）那时我已很久没有得到妻子的消息了，大约有几个月我俩不曾见面，我有一次遇见中国评剧院的一位青年演员，我托他带去这张便条。李大声责骂我违犯纪律，越说越气，竟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应当说，由于我一向待人好，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所以从来没有结过什么仇，李振玉平时也很和善，与我也一向友好，这次可能是当了“领导”，所以摆一摆“威风”，然而我感觉到他没有力气，这个耳光打得没有一点劲道，但却是整个“文革十年”挨的唯一一次的一个耳光。在一群年青恶棍“造反派”手里受这样的凌辱虐待，我真不知道绑在车上游街示众的四位“高干”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还能欢呼“毛主席万岁”吗？现在唯独杨老依然健在，他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未来是怎么看？怎么评价？

　　不能说后来毫无觉悟和改进，不是现在就消失了“万岁”的称呼了吗？但是我想，假如发一个声明公开宣布不该有这个反动封建意识，向人民群众作一次公开的承认错误岂不更好。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除去以上提到的悲惨非人的受难之外，我在1954年花去我个人全部储蓄买下来的十八间四合院，地段是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协和医院旁边，“文革”一开始便被造反派任意闯进抄家，接着就占据住房，第一个人竟是东城萃华楼饭庄党委姜某，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带着家眷，占用我的房子、家具，用着百炽大灯泡，为所欲为。相反，作为房主人的我的一家却只能吞声受气，后来我听了京剧演员老朋友叶盛兰的话，把我一家还住着的十间南北房换到和平里的两套四间楼房，却在不久之后，又被当地街道一个女干部来说：“你们家人口不多”；不该占有四间居室，而抢去中单元的一大间。时间已过去近30年，应该至今还占着吧……难道这样的巧取豪夺能认为中国是个有法制的国家吗？而且据我知道，这位占住我的四合院的萃华楼的党委书记由于今年四合院面临政府拆迁，要求换个大房子，赖着不走，终于赖得了他理想的住宅。这位党委书记拿抢到的我的房子换取高级享受，真是无耻！是骗子，无赖！

　　写到这里，接到一封南京老朋友戏曲、诗词大家宋词的来信，信末附了一笔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汉传》如实写了反右时，田汉为保全自己而诬您为右派事，忠于历史，可一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65万字的这本书。这使我忽然想起：这本书自己就有，果然在一个书柜里找到了，是约在一年多以前的“田汉基金委员会”送给我的，由于书太厚太重，田汉这个人我又十分憎恶，所以根本没有看便放在一边了。这本不久前出版的65万字的大书从第788页到790页完整地叙述了田汉移祸于我阴狠毒辣手段的前前后后，使我明白而且证实他和周扬等人一致行动阴谋陷害把我打成右派使他脱身，反而全部由他对我主持三四十次大小的批判斗争会的全部过程。而这一场阴谋陷害，几乎害得我家破人亡，还把一个天才的、得到全国广大观念热爱欢迎的新凤霞凌虐备至，赶下舞台，使病残集于一身，世人都看见这颗明星的殒灭！

　　感谢宋词介绍我这本董键写的《田汉传》，虽然只占全书将近900页之中的3页，却用文字记下我受害的全过程，他们的阴谋诡计我在此前竟全不知晓。难得年轻的戏剧史家董健掌握了当年的真实史料，并被他记载于史册，我对他深深感激。

　　也感谢戏曲和诗词家宋词为我提供了这部真实的史籍，宋词的一生也充满了受害的冤苦和凌虐，但他只是一个一切诉之于哀怨的诗人，读他的诗作，我只感到他这般痛苦；横逆之来，他只有悲伤、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骂，完全走的两条道路；我也感谢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场反右斗争，视知识分子为仇敌，以凌虐知识分子，为最大娱乐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制造无数冤假借案，死伤枕籍，真是千千万万。仗势欺人的“四人帮”制造的数不尽的血腥罪行，对人民、对国家欠下多少血债！

　　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毛泽东作宣传工作会议报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听会，而且遇见演员石挥坐在一起。毛表现得太虚心、太民主了，听讲的人一个个心情舒畅，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如此谦恭朗爽、胸襟开阔。开完会大家都非常高兴，出门时遇见艾青，我们三人在一家小饭馆兴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认为未来的中国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谁也不能想像，不久发表的“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的“记录”完全作了改变。石挥被打为右派之后，不堪凌辱，只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说是死于铁路轨道，一说是跳海自杀。艾青的苦难得到了王震的保护，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条命。

　　10年过去了，“文革”居然结束了，残破的国家逐渐进入恢复阶段，一切渐渐上了轨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来我家拜访，告诉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打过我一个“耳光”；必须得到我的原谅，才能工作，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觉得好笑，但我告诉他，文革十年虽然受尽折磨，全家损失不可谓不巨大；但是挨打确是只有这一次，而且记得十分清楚，你那个“耳光”打得是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从这个灾难中完整生还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我经历过“反右”之难；而“文革”的主要对象乃是整“当权派”也。譬如那田汉，我看了《田汉传》知道他的死事之惨，血肉淋漓，就是因为他是“领导”之故，不知他临死之前可回忆到当年为摆脱自己而把我当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还有我当年的邻居马大妈的一家，马大妈的儿子马小弟当年是我家儿女的同学，在那个人鬼不分的苦难时代，是我们全家的保护神。只要街上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即跑到我家通风报信，多次救我于危难之顷，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里，救我的次数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至今一别有几十年了，我终生忘不了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灾难，完全起源于当年的划为“右派”，我的几个弟妹受了牵连，现在回想都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譬如五妹远遣福建，七妹远戍云南，八妹毕业于外交学院，她的同班同学后来都做了大使，代办等等的外交官，她却远在内蒙古默默无闻。六弟在苏联留学被抽调归国，狠狠进行批判改造，经再三考核才得过关等等。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争气，奋发。半个世纪过去了，都能挣扎求生，一个个都作出各自的成绩。但总的说来，这个曾作为“右派”的大哥对每个弟妹后辈都欠了一笔冤枉债。

　　至于国家、民族的灾难，加给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历史的孽债，是不是会像哲人所说的，由“社会的进步”来补偿呢！？

　　（补注：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第四版载有《20万件文物回归记》一文，其中有一个三百位捐献者中的30人名单，第一人即我父吴景洲先生，并有“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的说明。又于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吴景洲捐献文物图集》一册，为至今的捐献者唯一的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