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祖光认识的时候，他很忙，那时刚刚成立文化部电影局，祖光很少和我见面。我当时在北京市首都实验评剧团，是集体所有制，我是团长，又是主要演员，团里的一切事要我处理，每天的戏都是我主演。我担负着一个私营公助的剧团上百人的担子，哪有工夫去谈情说爱呀？祖光说我应当在事业上先打好基础，结婚的事可往后推推。但想不到反对的人在明里暗里说坏话：祖光娶新凤霞是要挑重担子，新凤霞有一大家人，父母、弟弟、妹妹七八口人，都要靠新凤霞养活，新凤霞不识字，父母也都是文盲，吴祖光闯进这个家，可是自找麻烦，没有共同语言，唱戏的家庭，俗气。吴祖光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跟这样的艺人在一起生活？……另一种说法是说：凤霞你要长只眼，不要上了当，吴祖光能跟你长久吗？叫吴祖光耍了，你哭都来不及。

　　老舍先生问我：“你是真跟祖光好吗？如果觉得再交交，了解了解也好。因为我也风言风语听说了，连市里领导都说我不应该给你介绍祖光这样的人。不过，我认为是对的，我坚持……”

　　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李伯钊大姐，她像我的家长，处处关心事事过问我的事。她一次带我到她家，杨尚昆同志说：“新凤霞要结婚了，很好！……”伯钊大姐不高兴地说：“你不晓得，你不要乱说。”我心里很不安，害怕领导不同意。丁聪是一位天真热情的人，他一次碰到伯钊大姐，没头没脑边笑边向大姐说：“伯钊大姐，新凤霞跟吴祖光结婚，我双手同意，投他们一票，哈……”大姐似笑非笑，没有回答。

　　我结婚不结婚，父母不管我，领导也管不着。台上唱“刘巧儿”婚姻自由，台下还在婚事上这么不勇敢。北京市文艺处一位领导把我叫去训话：“你是要嫁给从香港来的电影界的吴祖光吗？你不了解他，事后要后悔……你要明白领导的心，我们是不同意的呀！”我回家后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祖光，可巧这个电话是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先生接的，祖光就住在陈家里，老先生的家，祖光带我去过多次了，他和他夫人邓季惺大姐总是关心我和祖光的婚事，老先生听到了我的声音，头一句话就问：“凤霞，你和祖光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我说：“就在最近，您等着我送喜糖，给您磕头报喜吧！”祖光来接电话，我请他立即来我家，祖光骑车从东单顺风很快和我见了面，我没头没脑第一句话：“快，我们结婚吧！”祖光傻乎乎的听，一面回答：“那要做好准备呀！”我说：“是，本来领了结婚证就行了，可是现在反对的太多了，我非要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祖光没有回答。我又追着说：“领导不同意，开介绍信很难，我不管！连刘巧儿都要争婚姻自主，我跟他们讲理。可是也有同意我们的，夏衍、阳翰老、洪深、欧阳予倩、老舍、赵树理等先生都同意呀！”

　　我自己去大栅栏定结婚礼服，要最好、最贵的，我要叫那些反对的人看看我新凤霞。大栅栏新生礼服店的橱窗里有一套最好的白纱礼服、鲜鱼口的一家照相馆再三要为我免费拍结婚照，还有洋鼓洋号的鼓乐队要义务为我服务。可是祖光知道后便大笑起来，祖光说：“别出洋相了，你听我的，让郁风替你设计一件旗袍，大大方方的。你别让我一块跟你出洋相，不行，不行！……”

　　这事情我只能听他的了。1951年结婚那天，我穿上郁风为我设计的一件紫色旗袍，一件灰色绒小背心，黑色半高跟鞋，祖光穿一身从香港带回来的蓝色西装、白衬衫、红花领带。结婚地址在北京南河沿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场面很大，在大厅举行鸡尾酒会，自助餐，没有举行鞠躬礼，男方主婚人欧阳予倩，女方主婚人老舍，证婚人阳翰笙。祖光的父母都在上海没有参加。文艺界、电影界的专家学者来了很多，上海专程来祝贺的赵丹夫妇和唐大郎、郭沫若夫妇带了孩子参加，茅盾、洪深先生等等，老一辈不少人也都来了。戏曲界来的人更多，从城南天桥到各大剧院都有人参加。这天，欧阳予倩先生非常高兴，要唱一段昆曲《思凡》，临时请了能拉会吹的音乐爱好者、画家丁聪为欧阳予倩先生伴奏。大家要求我唱，我在这场合唱不出来。要求祖光唱，京剧名琴师杨宝忠操琴。祖光唱了一段《打鱼杀家》——萧恩：“父女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笑咱，桂英儿撑稳舵父把网撒，怎奈我年高迈，气力不佳。”祖光唱完，唐大郎站出来说：“刚刚结婚，就气力不佳？真是撤烂鸟呀！”满场大笑。

　　几次接电话，周恩来总理要来，但当时来的人太多，天桥的艺人、卖小吃的摊贩等等有近两百人，不好保卫，建议总理不要来，总理说：“以后请祖光、凤霞到家里来。”

　　婚后，周总理和邓大姐果真邀了我和祖光，曹禺、方瑞，老舍、胡絜青三对夫妇，邓大姐亲切地以主妇的口气说：“今天恩来请了你们三对夫妇来，主要是祝贺祖光、凤霞新婚！难得呀，准备了一点便饭。”

　　周总理在饭后对我们说了几句话：“祖光和凤霞结合，是很理想的一对，祖光可了解凤霞是贫民窟里艰苦成长的艺人，凤霞可以得到祖光的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帮助，希望凤霞做一个有文化、有修养、有理想、新社会的戏曲演员，最后祝大家幸福快乐！”(中华读书报)